第一节 关于“告知”性质的理论研究

本书是言语行为理论系统直接指导的结果。其中Austin（1962）、Searle（1969、1975、1979）和Direven ＆ Verspoor（1998）的某些理论研究与我们的告知相关。

一 Austin对告知性质的理论研究

英国哲学家Austin（1962）提出“说话就是做事”（In saying X，I'm doing Y）的观点，认为说话是一种行为。他指出：

（1）All men are mortal.

（2）I name this ship the Queen Elizabeth.

例（1）陈述了“凡人总有一死”的事实，是可以区分真假值（truth value）的“述谓句”（constatives）^[1]；而例（2）是无法区分真假值、只能区分适当与否的“施为句”（performatives），说话人在给船命名时说出例（2），同时也就实施了命名的行为。Austin指出，述谓句有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等功能；施为句是以语言实施某种行为，实现许诺、希望、要求、命令、请求等功能。

Austin区分述谓句和施为句，建立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依Austin的这种区分，含有陈述某事实信息的告知性话语应该包含在述谓句之列，即体现“告知”的话语在性质上是述谓句。

但实际情况是，告知性话语不能被简单地定性为述谓句。在后期，Austin认识到述谓句与施为句的区分具有局限性，因为如果恰当条件^[2]得不到满足，便不能通过话语成功地实施某一行为，即施为句不成立；同样，如果恰当条件得不到满足，也无法达到陈述或者描述的目的，即述谓句不成立。这两类话语的这一个共同特征，再加之缺少能区别这两类话语的语言特征，终于使Austin认识到述谓句归根到底也是一种施为句。例如。

（3）a.The cat is on the mat.

（猫在席子上。）

b.I hereby affirm that the cat is on the mat.

（我特此证实猫在席子上。）

看似述谓句的例（3）a，其实是一个隐性施为句，在语义表达上等同于例（3）b。

这表明，告知性话语不但是陈述某信息的述谓句，更是实施“陈述”（告知）这一种行为的施为句。

于是，Austin（1962）摈弃了最初的述谓句和施为句之分^[3]，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他认为，一个人在说话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

Austin（1962）把言外行为又分成五个小类：裁决型行为（verdictives）、行使型行为（exercitives）、承诺型行为（commissives）、行为型行为（behabitives）、阐述型行为（expositives）。^[4]

大体上，我们的告知性话语在Austin所说的阐述型行为之列。但由于Austin（1962）对言外行为的小类，并没有多做解释，因而他对告知的研究是相当粗略的。另外，Searle指出，“Austin的这种分类混同了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王传经，1994）。

Austin作为言语行为理论的首创者^[5]，从最初将告知性话语定性为陈述了某信息的述谓句，到后来认定告知性话语同时也是施为句，实施了“陈述”（告知）这一种行为，这是一个进展。继而再到“言语行为三分”中，告知性话语属于阐述型言外行为，这又是一次质的飞跃。尽管Austin（1962）只是粗略地勾勒出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框架，他的理论在前期和后期不太一致，缺乏系统性，但他的研究中涉及“告知”性质的某些观点，为我们深入研究告知范畴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Searle对告知性质的理论研究

Austin的学生、美国语言学家Searle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言语行为理论。Searle明确提出了言语行为是言语交际的最基本单位，同时提出并建立了一个系统的言语行为理论体系，并通过实践对其进行验证。

Searle（1969）提出言外行为的研究应该以言外之的^[6]、适从向^[7]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为标准，将言外行为细化为五个大类（何兆熊，2000），如图2-1所示：

图2-1 Searle对言外行为的分类

Searle对言外行为的这种分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却过于概括，但它依然是比较有影响的、比较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和应用的一种分类（何兆熊，2000）。

据何兆熊（2000），Searle（1969）认为，说话人通过某一话语告诉人们发生的事情、表示某一话语的命题内容的真实性，是“断言类”的言语行为。断言类的言外之的是说话人对某种情况的真实性做出陈述；它的适从向是话语适从客观现实；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相信。Searle在论述“人们不能只表达一个命题而不同时做别的事情，并以此来实施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这一论断时，以“that I'm coming”命题为例，指出如果加上“I tell you”这一主句，便可以实施告知言语行为。

Searle（1969）在论述中将“告知”定性为断言类言语行为，并指出，在告知行为中说话人对某种情况的真实性做出陈述，其“适从向”是话语适从客观现实。这其实是初步认识到了，告知行为中所陈述的信息是说话人主观认定的、具有真值意义的命题信息。遗憾的是，Searle（1969）只是指出了“告知”所属的断言类言语行为的“适从向”，并没有对告知信息所体现的主观性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三 Direven ＆ Verspoor对告知性质的理论研究

据孙亚（2008）介绍，在Searle的基础上，Direven ＆ Verspoor（1998）将所有言语行为分为信息性言语行为（informative speech acts）、强制性言语行为（obligative speech acts）、建构性言语行为（constitutive speech acts）三大类，如图2-2所示：

图2-2 Direven ＆ Verspoor对言语行为的分类

Direven ＆ Verspoor（1998）把Searle的断言类言外行为放在信息性言语行为之列，即把“告知”定性为信息性言语行为。我们认为，Direven ＆ Verspoor（1998）的这种分类，充分认识到了信息在告知行为中的核心地位，这比Austin（1962）、Searle（1969）关涉“告知”的研究更深化了一步。只是由于Direven ＆ Verspoor（1998）的研究范围是所有的言语行为，因而对于“告知”作为信息性言语行为的各种表现，没有做过多的阐释。

四 其他学者对告知性质的研究

“告知”在性质上，大致属于Austin（1962）的阐述型行为、Searle（1969）的断言类行为、Direven ＆ Verspoor（1998）的信息性言语行为。这三位学者关于“告知”性质的理论研究，为我们在言语行为范围内研究“告知”，提供了理论指导。

除了上述学者所做的理论研究以外，涉及“告知”动词的言说性质的还有以下学者。

澳大利亚学者Wierzbicka（1987）在编English Speech Act Verbs：A Semantic Dictionary （《英语言语行为动词语义词典》）时，根据言语行为动词多层次多方位的意义联系，把意义和用法相近的、具有相似的言外之力和言外目的的一些动词进行编组。她认为，tell（告诉）类言语行为动词尽管与inform、notify、report等意义相关，却不会与它们形成上下义关系。因而作为言语行为动词，tell（告诉）单独占一组。

邵敬敏（1996）认为，“汇报、介绍、报告”等动词是言说动词。

范晓（1998）提到，“宣布、介绍、表白、报告、通知”等词一般表示行为。

钟守满（2004a、2004b、2005c、2008）把“告知”类动词作为言语行为动词的一类，从英汉语言对比的角度做了细致的考察。

实际上，关于“告知”的性质，上述学者仅仅是提到了表示“告知”的动词其性质为言语行为动词而已，并没有对告知言语行为中除动词以外的其他手段，做具体的讨论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