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之后:当代中国大学中的教育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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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一 问题的提出

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哪个社会,社会分层始终都是客观存在的,也始终是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相关问题也在不断积累、凸显和扩散。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拉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自2003年以来已经连续15年维持在0.45以上,远远高于1980年的0.23[1]。特别是近年来频繁发生的一些关于“官二代”“富二代”的公共事件,使得社会分层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成为社会大众的热议话题。

而在所有的社会分层中,教育分层尤为受人关注,教育问题一旦发生,往往就是触及心理底线的社会问题。2018年,浙江省教育部门擅自对11月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引起轩然大波,最后省委决定成立由省长任组长的省政府调查组才得以解决。这主要是因为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决定性因素。有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尚不到20%,此后教育的影响则不断增加,目前已经达到了80%以上(Massey,2007:254)。在中国,自古以来,教育就是普通百姓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而取得功名的平民子弟往往被视为“鲤鱼跳龙门”。

正因为教育在中国的重要性,不光是社会,政府对于教育公平也给予了极大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2010年,国务院正式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指出:“(国家)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全社会要共同促进教育公平。”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学界近年来出现了大量关于教育分层的研究,特别是关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阶层差异。研究者一般将高等教育视为精英教育,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未来很有可能成为社会精英,正因为如此,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阶层差异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精英地位获得的阶层差异。目前学界对此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梁晨、李中清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基础教育逐渐普及和精英大学潜在生源规模的扩大,精英教育的生源构成相比以前大为开放,即使在经济改革之后,中国精英教育生源的多样化也得以维持,这种多样化的维持可以长期和根本性地改变中国精英阶层的社会来源,防止已经形成的社会开放性被社会再生产所迅速取代(梁晨等,2013:23)。

第二种观点认为梁晨等人使用的方法存在缺陷,高等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在经济改革之后是否得以维持是值得商榷的(李春玲,2014)。已有许多研究依据更为精确的方法进行了讨论,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高等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在改革初期有所上升,但这种差异在高等教育扩张时期保持了相对稳定,没有下降但也没有显著上升(刘精明,2006a;李煜,2006;郝大海,2007;李春玲,2010,2014)。

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所涉及的始终是高等教育精英化的阶段,随着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即使高等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保持了相对稳定,一个新问题仍需要我们关注,即大学中的教育不平等问题。这是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大学生,大学文凭将逐渐贬值,此时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被排斥出去,因此社会竞争将会延伸到大学内部而不会仅局限于大学入学时。

从图1-1可以看到,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7%增加到45.7%,也就是说,目前17~19岁青少年中,45.7%的人能够进入大学。根据国际上的一般标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快要进入普及化阶段。

总的来说,当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时,不到15%的人能上大学,此时大学文凭能够保证大多数大学生成为社会精英,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背景下,大学文凭的价值大大降低,大多数大学生毕业后不能成为社会精英。这也意味着即使那些工农阶层子女能以平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他们也很可能在高等教育过程中被精英阶层子女所排斥而不能最终实现向上流动。因此,在我们继续关注高等教育获得的公平问题时,同时也要转向“龙门”之后,即高等教育的过程公平。

图1-1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变化(1978~2017年)

数据来源:2001年及之前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2001年之后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部公布的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基于上面的考虑,本书的经验问题是,大学扩招以后,大学生在高校内的各方面表现(统称为教育成就),以及毕业后的升学与求职结果,是否存在显著阶层差异?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要回应一个更大的现实问题:在高等教育持续扩张的背景下,社会流动的开放性是否会因为大学中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而降低?如果工农阶层子女进入大学后被精英阶层子女所排斥,既不能获得好的教育成就,在升学与求职方面又没有竞争力,这意味着梁晨等人所说的“无声的革命”的胜利果实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逐渐流失,反之则说明这场“革命”得以较好维持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