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献述评

1.文献述评：找回国家

围绕高等教育分层研究，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尤其是大学扩招与高等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的关系上（张玉林、刘保军，2005；谢作栩、王伟宜，2006；杨东平，2006；郭丛斌、闵维方，2006；李峰亮等，2006；刘精明，2005；2006a；李煜，2006；郝大海，2007；吴晓刚，2009；李春玲，2010）。这些研究发现，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似乎并没有伴随高等教育的扩张而得到有效遏制（刘精明，2005；2006a；李煜，2006；郝大海，2007；吴晓刚，2009；李春玲，2010），这一结果基本支持了在西方国家经验基础上提出的MMI假设和EMI假设（Raftery ＆ Hout，1993；Shavit ＆ Blossfeld，1993；Lucas，2001；Breen ＆ Jonsson，2005；Pfeffer，2008；Breen et al.，2009），即只有当精英阶层在特定阶段的教育（比如高等教育）中达到饱和，才有可能使工农阶层子代获取该阶段教育的机会得到提升，即使如此，精英阶层也仍然在含金量更高的教育种类中占据优势地位。如果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并没有随着大学扩招而改变，那么高等教育过程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又是怎样的呢？

目前国内的系统研究并不多，有部分研究涉及大学生毕业结果的阶层差异（阎凤桥、毛丹，2008；张顺、程诚，2009；李宏彬等，2012；岳昌君、杨中超，2012；李忠路，2016），但讨论高等教育过程的阶层差异的研究还比较少（李锋亮等，2006；朱新卓等，2013；李丁，2018）。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对于家庭在大学中的影响过程的讨论还比较零散，缺少系统性；而且使用数据主要是截面调查数据，缺少能够呈现整个大学生成长历程的追踪调查数据，各种研究结果之间常常互有矛盾。相对而言，国外的相关研究比较充分，不过这是建立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背景下，许多跨国比较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分层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对教育系统的干预程度存在差异（Buchmann ＆ Hannum，2001；Breen ＆ Jonsson，2005；Van de Werfhorst et al.，2010）。

但是，上文讨论的所有理论似乎都忽视了国家对于教育分层的独立影响。功能论将学校与国家视作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它们分别肩负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学校通过传递文化价值观念以完成模式维持功能，而国家则是执行达鹄功能（贾春增，2008：194）。在冲突论看来，学校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的延伸，但有的理论把资本主义国家仅视作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学校因此也成为资产阶级再生产阶级关系的工具；有的理论则把国家悬置起来，认为学校是阶层之间竞争的场域，国家并没有产生实质影响。

在笔者看来，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主体需要得到重视，正如政治社会学研究所强调的：“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权的组织，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斯考克波，2009：10）国家不仅具有这种“自主性”，而且在既定目标遭遇社会精英阶层的现实或潜在反对时，国家亦有能力贯彻其目标。正是基于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考虑，国家应当被视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行为主体：一方面，国家不仅是精英阶层的工具，而且有着自身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需求，会对学校进行有意识的形塑。因此，学校与国家不是相互独立的，学校即使不完全是国家的延伸，也深受国家制度安排的影响。

大量研究显示，在削弱包括教育分层在内的各种社会分层的过程中，国家都是重要力量，如有研究发现，高福利国家通过税收政策的转移支付可以降低社会收入与财富差距；此外，高福利国家还通过健全劳动力市场体制以及婴幼儿照顾体系，从而保障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平等地位（Hout ＆ Diprete，2006）。具体而言，国家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能够改变人们的机会结构和个人生活机遇；另一方面，国家能够影响这些生活机遇的分配机制（Zhou et al.，1996；周雪光，2015：18-20）。这两方面的影响在国内教育分层的研究中已经有所体现，对于前者，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上文所谈到的大学扩招对高等教育获得差异的影响。

另外，国家对于教育获得机制的影响，最典型的体现在改革前的激进平等化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工农阶级出身的人具有一定的入学优先权，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改革前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一直在减弱；改革后随着这些激进教育政策的退出，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又逐渐增强（Deng ＆ Treiman，1997；Zhou ＆ Hou，1999；李春玲，2003；李煜，2006；郝大海，2007）。

回到本书的研究问题，那么国家又是如何形塑高等教育系统并进而影响大学内的教育分层呢？是通过影响大学生的机会结构，还是通过影响机会分配的机制呢？当代中国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形塑是否有特殊之处，这是否会使得中国高校中的教育分层现象表现出不一样的地方？

2.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无论在国家自主性（或者说国家意志）还是在国家能力方面，都表现出非常强的独立性，那么在这种国家的形塑下，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有何特殊之处呢？高等教育分层又会受到何种影响？

中国的教育系统包括高等教育系统表现出很高程度的标准化。教育系统的标准化体现在多个方面，如教学内容、学业考核、学校资源等（Van de Werfhorst et al.，2010）。国家对教育系统的干预程度将直接影响教育系统的标准化程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由于地方社区对教育系统的影响很强，因此美国教育系统的标准化程度很低（Kerckhoff，1995）。与此同时，教育系统的标准化还体现了形式上的平等，而这正是国家所努力的目的。尽管相比于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我国高等教育的标准化更弱，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然很明显，中国大学内不仅存在许多教材统一的标准化课程，大多数考核也是通过标准化考试，而且全国范围的研究生考试对于升学更是有决定性作用。

大量研究表明，教育系统标准化程度越高，越能抑制家庭阶层背景在教育过程中的影响，从而促进教育平等（Stevenson ＆ Baker，1991；Muller et al.，2000；Park，2008；Horn，2009；Byun et al.，2012）。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标准化能够抑制文化再生产机制的发挥。在标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精英阶层影响甚至主导了教学与考核的内容和形式，教学内容与考核内容不是精确对应，而存在模糊空间，也就是说，真正考核的标准不是课堂教学的内容，而是从家庭中所继承的文化惯习，这样精英阶层子女更可能获得更高教育成就。与之相反，在标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国家而不是精英阶层决定了教学与考核的内容与形式，教学内容通常是统一的，考核内容通常来自于课堂或教材，此时学生的记忆能力以及努力程度会对考试成绩具有决定性影响，而文化再生产机制的作用则会被削弱。

3.全球化进程下的毕业选择

尽管国家干预可以抑制大学生教育成就的阶层差异，但并不意味着大学生毕业结果的阶层差异也不存在了，正如前文所说的，家庭对于子女毕业结果的影响有两条路径，一条是通过教育成就，另一条则是通过毕业选择期望，而后者事实上可以绕开具体的教育系统，故而国家干预难以作用于该路径。在大学持续扩招的背景下，大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大学文凭的相对价值也随之降低，此时大学生会纷纷去追求更高层次以及更高质量的文凭（柯林斯，2018）。如图2-1所示，我国研究生规模从1978年以后逐渐增长，1998年以后迅速扩张。1978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只有1.07万，而1998年增长到7.25万，2017年则为80.61万，40年增长了近80倍。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出国留学相比于国内读研又是一个更优选择。

图2-1 中国研究生“招生-毕业”规模及“留学-归国人员”规模变化（1978～2017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首先，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执行与深化，中国逐渐被纳入到全球网络之中，与其他国家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出国留学的制度与政策障碍逐渐消解。1978年7月11日，教育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并于8月发出了《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提出要高度重视留学人员的选派工作。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出国留学工作的方针是：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加强对出国留学人员的管理和教育，努力创造条件使留学人员回国能学以致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该规定是中国第一个全面、系统、公开发表的出国留学管理文件。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至今仍指导出国留学工作的“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方针（陈昌贵，2007；刘国福，2009）。正是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留学生规模迅速增加，如图2-1所示，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从1978年的0.09万增长到1998年的1.76万和2017年的60.84万，虽然该数据包括了大学生以外的其他人员（如教师、高中生），但大学生无疑是其中最重要部分，这一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研究生招生的增长速度。

其次，出国留学经历本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本，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对于出国留学人才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2000年，人事部下发《关于鼓励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的意见》，对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任职条件以及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做出了突破性规定。200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海外和留学人才的吸引与使用”被纳入其中，并强调要“按照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的原则，抓紧研究制定选拔优秀留学回国人员担任领导职务的具体办法”。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等12部委联合发布的《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要求加强各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2007年，人事部等16部委发布《关于建立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绿色通道的意见》，提出“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不受用人单位编制、增人指标、工资总额和出国前户籍所在地限制”。同年，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海外留学人才回国工作快速通道，切实解决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回国创业的后顾之忧”（刘国福，2009）。上述一系列的政策文件都反映出党和政府对海外留学人才的重视。与此同时，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那些具有出国留学经历的求职者通常有着优先被录取的优势。有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个人特征的变量之后，出国留学经历具有较高的经济回报，总体来说，留学学历达到硕士及以上可以使月工资提高48%，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留学经历的经济价值越来越明显（许家云等，2014）。

最后，从“推拉理论”看来，人口迁移是拉力与推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拉力主要是指有利于人口迁移的积极因素，而推力是阻碍迁移的消极因素。无论是在迁出地还是在迁入地，都同时存在两种力量，相对而言，在迁出地，“推力”起着主导作用，把原居民推出常居住地；而迁入地的“拉力”则要强于“推力”（Lee ＆ Tan，1984；Agarwal ＆ Winkler，1985；Mc Mahon，1992；肖周燕，2010）。与此类似，大学生之所以常常把西方工业化国家作为留学目的地，也是考虑到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要高于中国，因此他们毕业以后即使不回国也能享受更好的生活环境。事实上，有调查发现，那些本科毕业出国留学的学生中，仅有将近三分之一在留学结束后希望直接回国工作（王耀辉、苗绿，2014：47）。

既然出国留学是大学生毕业后的最好选择，那么什么因素影响大学生的选择期望呢？已有文献认为，影响大学生毕业选择期望的机制有两种：理性选择机制与阶级文化决定。首先，许多研究都显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家庭经济条件（Acemoglu ＆ Pischke，2001；González et al.，2011；潘昆峰、蒋承，2015），正如调查发现的，我国大约90%的出国留学人员都是自费留学，而在自费留学的情况下，出国留学成本非常高，每年的学费、生活费可能高达几十万（王耀辉、苗绿，2014：23）。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念也是重要影响因素，这是因为出国留学容易引发“文化震惊”，此时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念若与流入国的文化观念相一致的话，能够有效降低大学生与留学目的地成员的交流障碍，从而尽快融入当地社会（Ward ＆ Searle，1991；Zhou et al.，2008；潘昆峰、蒋承，2015）。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看，精英家庭子女都更有优势，故而他们更可能选择出国留学（González et al.，2011；潘昆峰、蒋承，2015）。

总的来说，不同阶层子女出国留学的机会不同，其中精英阶层子女具有显著优势，因此通过出国留学，精英阶层较好实现了社会再生产。但这是从全球视野来比较的，而就留在国内的大学生而言，精英阶层子女的毕业结果是否也显著优于工农阶层子女呢？虽然精英阶层子女可能具有更高的毕业选择期望，如更强的升学意愿、更高的收入期望；但是，大量精英阶层子女选择了出国留学，并没有参与国内大学生的升学与就业的竞争，那么国内大学生尤其是工农阶层子女的竞争压力或许可以得到缓解，他们也就有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