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制度主义
与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相比,新制度主义进入一体化问题研究视野的时间较晚,其历史背景主要是:其一,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进入政治学领域,[39]制度作为变量也被引入到欧洲一体化问题的研究中;其二,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欧洲一体化正值深刻变化时期。欧共体逐步向欧盟转进,欧盟初建对制度选择和运作的讨论此起彼伏。20世纪90年代,思考欧盟发展的制度动力和影响成为欧洲一体化研究的热门方向。研究制度动力是新制度主义的主要议题。换言之,它要解释“什么样的制度化,制度化到什么程度,或具有什么效果的制度,能够排除冲突隐患,促进国际合作”。[40]新制度主义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4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学者有:沙普夫(Fritz W.Scharpf)、蔡伯利斯(George Tsebelis)、波拉克(Mark A.Pollack)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制度指的是正式制度。它的核心问题是:关注一体化制度形成的动力。具体而言,就是研究欧盟制度的运作,行政、司法、立法之间的权力分配,及其政策效果。总体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重点研究欧盟层面三大主要政府功能的运作:“(1)行政政治(executive politics),即授权给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机构以行政权,并且由它们行使这些权力;(2)司法政治(judicial politics),即与欧盟成员国政府及法院相比,欧洲法院的作用;(3)立法政治(legislative politics),即部长理事会内的决策,以及欧洲议会不断变化的立法作用。”[42]
(二)社会制度主义
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不同,社会制度主义吸收了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的养分。[43]社会制度主义把制度定义得更为宽泛,除了正式的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如规范、传统等。在研究欧洲一体化时,社会制度主义强调行为体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社会现实先于行为,制度赋予行为存在的理由,而不是限制行为;制度通过提供认知脚本、标准和模式来塑造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认同”。[44]社会制度主义在研究欧盟集体认同、身份构建、规范传播、制度社会化等方面崭露头角,涌现出一批极具影响的成果,比如,卡波拉索(J.Caporaso)和里斯(T.Risse)的“欧洲化”研究,他们重点关注成员国和候选国如何接受欧盟规范和制度,并将自身偏好反馈给欧盟的双向过程。[45]
(三)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鉴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制度主义之间,立场较为中立。有学者形象地说,历史制度主义就是理论的“大箩筐”,包含彼此对立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制度主义的观点。[46]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制度主义也有自己的特色:其一,它重点关注随着历史发展,制度对政治的影响,尤其“当一套既定的制度一旦建立后,影响或限制着建立制度者的行为方式”;[47]其二,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制度主义相比,历史制度主义“更多借助了政治学内部的学理资源”。[48]具体而言,历史制度主义重视正式的制度,同时吸纳了为争夺稀缺资源而展开各集团间相互竞争的集体政治理论观点,以及把政治制度视为各部分构成的整体的结构功能主义观点。[49]在对欧洲一体化的解释上,历史制度主义引入了“路径依赖”概念。所谓“路径依赖”,广义上是指“时间顺序中原因与前一阶段的事件相关”;[50]狭义上是指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难以扭转的,从另一方面看就是特定制度安排阻碍选择转换。[51]因此,欧洲一体化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的过程,一体化进程中的决策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毋庸置疑,欧洲一体化的相关理论是目前为止国际关系领域最成体系的区域一体化理论,一定程度上被奉为其余地区一体化实践的理论坐标。梳理欧洲一体化相关理论的目的是要讨论其适用性。欧洲一体化理论提供了以下三大借鉴性经验:首先,每个理论都是分析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全部。换言之,欧洲一体化“不存在一个宏观的一体化理论体系,而是一种‘马赛克式’的嵌入拼图,各种理论学派和学说交织在一起”。[52]理论之间既相互争论,又相互借鉴。其次,各个理论的一体化核心动力不同。功能主义强调功能动力,政府间主义认可民族国家动力,新制度主义倾向制度动力。最后,一体化理论与地区一体化的实践紧密相连,互为促进。那么,欧洲一体化理论能否成为放之天下而皆准的普世性理论,欧洲一体化模式能否成为其余地区一体化的范本,欧洲一体化能否为欧亚一体化提供理论依据和发展模式,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理论萌生和发展来看,欧洲一体化理论是根植于欧洲几百年来哲学、政治思想传统,以二战后兴起的欧洲一体化为实践平台,又以西方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为依托而形成的解释欧洲一体化过去、现在及未来发展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学说。其次,欧亚一体化是在原苏联地区,并不在欧洲地区,因此欧亚一体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与现实基础是不同的。其一,历史基础不同。欧洲一体化从国家间战争状态走向经济一体化的结构,首先回应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原苏联地区一体化从统一国家解体而来,维护主权独立是各国的首要关切。其二,经济基础不同。欧洲一体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而原苏联地区一体化是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为基础。其三,主观意识不同。欧洲一体化有“统一欧洲”思想做指导,而原苏联一体化内部民族主义情绪依然高涨。[53]由此可见,欧亚一体化的历史文化根基、现实问题,以及发展目标与欧洲一体化均不相同,机械地复制欧洲一体化经验是没出路的(如独联体经济联盟、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失败),所以对欧亚经济联盟而言,一方面需选择性吸取欧洲一体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根据欧亚地区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实现自我,不能机械地用欧洲的过去来探讨欧亚的未来,而应该用欧亚的过去来探讨欧亚的未来。[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