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国际社区”的理论研究
本文首先从理论视角梳理“历史国际社区”的内涵与外延。之后，追述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形成历程，并总结“历史国际社区”的特点。综述国内外历史社区、国际社区、历史文化街区等的治理经验与做法，并将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与上述几种社区治理进行比较研究，为下文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一）“历史国际社区”的内涵与外延
“历史国际社区”的内涵是指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历史“洗礼”，在这段历史时期有国内外人民共同居住，并由国内外多元文化碰撞而形成的特殊文化遗产，并且风景优美的高品质社区。外延则包括国际社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城镇等多种形态。
1.内涵
从人们对鼓浪屿核心价值的认识演变历程中，我们可以洞悉“历史国际社区”的深刻内涵。首先，“历史”代表了鼓浪屿的历史价值。鼓浪屿上存留的建筑见证了鼓浪屿近代以来的曲折历史，也见证了中国在全球化的早期实现现代化的努力，更保留了这段历史。其次，“国际”代表了近代鼓浪屿居民构成的国际化与多元性。自鸦片战争特别是1902年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后，鼓浪屿上的居民构成逐渐国际化，移民带来的西方文化、南洋文化等多元文化与本土的闽南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构成了近代鼓浪屿独特的文化。最后，“社区”代表了鼓浪屿是一个高品质的国际生活社区，而它是以保存下来的老别墅、老建筑为表现载体的。近代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以来，在鼓浪屿这个地域范围内，华人、华侨及西方各国的侨民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中逐渐形成了鼓浪屿独特的文化，他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在以老建筑为载体的国际社区里，至今还保留着邮局、医院、学堂等历史悠久的宜居公共服务体系。[2]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将这些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将历史上的国际社区真实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内涵所在。
2.外延
历史文化遗留的形式众多：文物古迹、考古发现、历史事件、历史名人居住地、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及建筑群、历史街巷、地方传统节日、传统手工艺、民间风俗等等。鼓浪屿最为特殊的一点则在于不仅其建筑历经沧桑，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见证；更在于“历史国际社区”这个历史文化遗产各元素相结合的概念。鼓浪屿曾经是本土居民、外国人、归国华侨共同居住的国际社区，见证了中国那段曲折的历史。作为社区的一类，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也蕴含了社区所拥有的深层次价值，如社区文化、历史记忆、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等。此外，鼓浪屿作为历史国际社区还拥有适宜人居的海岛、宜人的气候与环境。
综上所述，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社区建筑、社区风貌等物质层面，更体现在社区治理和社区文化等精神层面。作为一个高品质的国际社区，鼓浪屿不仅有宜人的气候、优美的风景和中西合璧的建筑，更拥有远超当时中国社会的社区管理水平。适宜人居加上高水平管理造就了一个高品质的国际社区，这就是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外延。在历史国际社区的视角下研究鼓浪屿，不仅要研究鼓浪屿的历史及其建筑风貌，更要研究近代鼓浪屿社区文化和社区管理等内在价值，这样才能完整地把握历史国际社区这一概念。
此外，本文对历史国际社区进行了扩展，认为其与国际社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城镇有着某方面的相似性与可比性。
（1）国际社区
对于社区的性质认定与分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其中常见的是以社会关系特性、地理范围、主要生活方式或功能及综合各种指标为分类的指标。[3]如国外学者雷德菲尔德以生活方式将社区划分为农民型社区和城市型社区；[4]沃伦以自主性的大小为依据，将社区分为自主性社区和非自主性社区两类。而国内学者在社区研究中通常依据居住方式，将社区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两大类。如费孝通将社区分为都市社区和乡村社区，[5]黎熙元根据农村-都市连续统理论把社区分为农村社区、集镇社区和都市社区。[6]
按照人群构成和文化构成的不同，可以将社区划分为国际社区和本土社区。王名等认为，国际化社区是指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社区中境外人士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社区相应的组织制度、服务体系、环境设施趋向国际标准，包容各类文化和生活方式，不同国家、种族、民族背景的人能够和谐共处的城市社区。[7]戴春认为，国际化社区是指社区中境外人士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社区人群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多样的特征，社区相应的组织制度、服务体系及社区空间环境设施具有国际标准，带有不同国家和种族背景的人士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是能够包容各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社区。[8]张祝平认为，国际化社区是指以一定地域为基础，包容各类文化和生活方式，不同国家、种族、民族背景的人能够和谐共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9]
可以看到，学者们对国际社区的定义主要有五个特点。第一，要以一定的地域为基础，一般是城市地域里的社区。第二，社区居民的国际化，是指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籍的人们聚居或工作所组成的社区[10]，境外人口需要聚集到一定程度，否则只能称之为涉外社区。[11]第三，文化的多元化，尤其是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等呈现多元多样的特征。[12]第四，组织制度、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等具有国际标准，并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社区治理水平。[13]第五，国际社区应是一个成员和谐生活，文化相互包容的社会共同体。
综上，可以给国际社区下一个定义。国际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城市社区，有着社区成员国际化、社区文化多元化、社区治理水平达国际一流等特点，是社区成员和谐生活的社会共同体。
（2）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中商业与文化的集中地域，保存着城市中的历史文化精华、建筑风貌和产业特色，是一个具备风貌的典型性和相对完整性、遗存的真实性、空间的功能性三个基本特征，并能够反映城市历史风貌，代表城市传统特色的街区形态。[14]历史文化街区是个极具“空间特性”的场所，在这个空间中，既具有满足人们怀旧心理需求的充满历史文化氛围的场所环境特质，又存在着个体与建筑等客观物质环境及历史文化等非物质环境之间相互交流、沟通的社会特质。它能以一定的社会、文化、历史事象与人的活动及所在城市发生联系，从而获得某种文脉的意义，凸显浓缩城市形象和地域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显现出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多层内在价值，并通过一系列现代商业业态的调整、分布，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感与场所感，在体现城市文化多样性，延续城市文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5]
（3）历史城镇
由于中国古代没有大型的公共广场等开阔区域，百姓的活动聚集场所便是街市。这使中国古代城镇在历史上便是当时居民居住与各种商业活动的统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市井文化。因此，对历史城镇的保护包括物质文化保护与非物质文化保护两层含义，其内涵不仅指历史城镇的物质形体，还包括在这其中的民俗传统等非物质文化。[16]历史性城市景观是一种文化遗产品类，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其保护的重要原则。有学者认为，既然要强调整体保护，划定历史文化街区则与其相矛盾，因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划定可能意味着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局部保护，等于说放弃了“整体保护”原则，是一种退让。还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将整体保护等同于保护全部是行不通的，想通过复建，原封不动地回到过去的某个状态也是行不通的。采取“冻结保存”、消极防御型维持的方式虽然在表面上保存了相关遗产资源的物相真实，但将城镇僵固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无法使大规模的历史空间得到有机更新与新陈代谢式的延续。这既会阻止城镇正常的文化发展进程，也会使城镇中的景观遗存随着时间的演替而引致衰败。[17]同样，以商业化旅游开发为导向的保护更新，因文化机制非城镇原生文脉的产物，又会使城镇的景观、社会发展在人为干预下偏向另一个极端。[18]故要想对历史城镇进行“整体保护”，必须要认识到“城市是动态变化着的”。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不能局限在对形态的整体保存上，而应充分研究它与整体历史文化价值的关联性，体现其历史的脉络和沉积的过程，而非拘泥于遗存本身。[19]必须厘清城镇中“景观”与“文化”在城镇历时发展的时间轴线上相互作用的关系，将城镇的文化内因作为景观形态保护与空间职能更新的根本动力，实现文化与景观之间的协同。[20]
（二）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分析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鼓浪屿国际居住地时期，该时期的管理模式体现出“混合管理”的特点；第二个阶段是鼓浪屿高品质国际社区形成的阶段，该阶段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相关配套设施逐渐健全，社区功能逐渐完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1.国际居留地时期的混合管理
1842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步入了曲折的近代化历程。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厦门被划为通商口岸，一时间外国商人、官员和传教士涌入厦门。由于厦门狭小的英租界难以容纳日益增加的外国人，与厦门隔鹭江相望而又风光秀丽、背山靠海的鼓浪屿成为外国殖民者理想的居住区。西方列强没有经过清政府的批准，就擅自根据所谓的“条约”，把鼓浪屿划作自己的居留地。外国商人、传教士纷纷到鼓浪屿占地造房，进入鼓浪屿居住。由此，岛上逐步建起了一些住宅如洋行公馆、职员宿舍、传教士宅等等，并配套出现了教堂、教会学校、医院、体育设施、俱乐部等公共设施。列强派驻到厦门的领事也先后在鼓浪屿安家落户，有的国家甚至建起了领事馆，商贸洋行、货栈等也逐渐出现，鼓浪屿的上空飘起了各国的旗帜。
1878年，英、德两国领事无视厦门当局，由英国驻厦门领事牵头，组织了一个成员全部由外国人组成的“鼓浪屿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以在鼓浪屿修整马路、开水沟、立路灯为由，向岛上居民以人头税、人力车辆税、马匹税、其他车辆税、坟地税等方式，向鼓浪屿居民“筹款”。[21]鼓浪屿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拥有了征收税款的权力，也履行了道路建设等市政建设的职能，掌握了鼓浪屿社区一部分的治理权。每年推选代表负责公共事业的社区运行，管理模式也由此在鼓浪屿上得以初步确立。[22]外国居民数量较多的局面也使负责管理鼓浪屿的清政府厦门当局感到很棘手，厦门当局的管理力量不敢进入任何外国人的住宅，也不敢逮捕任何声称与外国人有交往的人，[23]厦门当局对鼓浪屿的管辖权逐渐被削弱，鼓浪屿社区的管理权逐步易手。
这一时期鼓浪屿的管理可以说是一个混合管理的状态。随着外国商人、官员和传教士逐渐侵占岛上的土地用于居住，厦门当局对鼓浪屿的管理权逐步丧失，列强成立的“鼓浪屿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又掌握了征税和市政建设的权力，鼓浪屿的管理主体由厦门当局逐渐变为列强成立的“鼓浪屿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管理权逐渐由厦门当局手中转到列强的手中。
2.高品质国际社区的形成
1902年，清政府批准了西方列强提出的《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鼓浪屿正式成为公共租界，西方列强依据《章程》剥夺了清政府对鼓浪屿的行政管理权。原有的保甲制度被取消，列强的“领事团”成为鼓浪屿公共租界的最高权力机构。[24]1903年，鼓浪屿工部局成立，主要负责城市建设、治安和环境卫生。在成立初期，其领导部门董事会由1名华人和6名外国人组成。鼓浪屿驻岛各国侨民与中国人代表共同参与管理的公共社区管理体制正式建立。[25]
公共租界时期也是鼓浪屿高品质国际社区发展完善并达到高潮的时期。鼓浪屿社会生活和城市建设由西方主导转为由还乡华侨主导。一方面，近代厦门的发展，吸引了众多海外华侨归国来厦门发展；另一方面，工部局治下的鼓浪屿无论是居住环境，还是基础设施，乃至社会治安都明显优于厦门旧城区，由此，众多台胞、华侨选择在鼓浪屿建房居住，鼓浪屿上的华人也由1911年的近12000人增长到1941年的43000人。[26]
华人华侨的回归极大地促进了鼓浪屿高品质国际社区的形成。富裕的华侨不仅为鼓浪屿的城镇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他们在海外的经历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融合。华侨通过建设中西合璧的住宅和中国式的自然景观保护将原来中西风格不协调的建筑景观都包容进来。[27]与此同时，基于他们雄厚的资本和不断增长的人口，鼓浪屿的华侨也积极参与工部局的管理中，他们积极投身社区公共事业，推动鼓浪屿社区不断扩展和社区形态不断优化。岛上的公共服务如医疗卫生、教育等，都得到了较大的完善和发展。岛上的基础设施，如电话通信、电灯电力、自来水设施和公园等，都在华侨的支持和参与下达到了当时全国的顶尖水平。在多元文化群体共同管理和共同建设下，鼓浪屿成为一个有机且功能完善的城镇，形成一个社区设施完善、文化生活多元、城市形态独特的高品质近代国际社区。[28]
3.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特点
（1）不断增长的社区人口
从鸦片战争前到1941年，鼓浪屿的人口呈现出波动增长的趋势。鸦片战争前大约有3000人，到1903年达到大约1万人，而到1941年，鼓浪屿的人口增加到了43000人。[29]特别是华人华侨的大幅增长为鼓浪屿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归国的华人华侨在鼓浪屿上大力发展房地产业，前后兴建了上千座楼房，与外国侨民的住宅形成了华洋共居的格局，构成了鼓浪屿社区的建筑基础。此外，他们还将从海外带回的资金大力投资于鼓浪屿的公共服务产业和工业之中，如厦门女子师范学校、新华中学、闽南职业中学、慈勤女子中学、鼓浪屿医院、自来水公司等一大批重要基础设施都由华人华侨投资建立。华人华侨群体中涌现出林尔嘉、黄奕住等一批爱国企业家，迅猛增长的华人华侨是鼓浪屿能够成为高品质社区的人员基础。
（2）强有力的管理机构
自鸦片战争后外国侨民居住鼓浪屿以来，鼓浪屿的行政管理权逐渐为外国殖民者所攫取。1878年，“鼓浪屿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成立，开始在鼓浪屿进行早期的公共设施建设。1902年鼓浪屿被列强划为公共租界，次年仿照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鼓浪屿工部局，负责“专界内应办事宜”，这些“应办事宜”即《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内所提出公共地界内应有的“添筑修理新旧码头、道路、设立路灯、需水通沟，设立巡捕，创立卫生章程”[30]等事项。工部局是鼓浪屿内最主要的管理机构，负责鼓浪屿的市政建设、环境卫生、治安管理和社区发展规划等。客观来说，工部局的管理方式和管理内容远远领先于当时的清政府，是鼓浪屿能够成为高品质社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3）完善的法律法规
为了更有效地管理鼓浪屿，工部局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囊括城市生活和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1903年鼓浪屿工部局成立时就制定了《鼓浪屿工部局律例》，《律例》涉及交通管理、卫生管理、社区居民生活细节、社区治安维护和居民行为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鼓浪屿社区治理的“宪法”。此外，由于公共租界的迅速发展，工部局还颁发了一系列的条例及告示，用于规范鼓浪屿公共事务的管理。据统计，公共租界期间以工部局名义制定的“条例”和颁发的“告示”，达54种之多。[31]这些规章条例有力地促进了鼓浪屿的社区建设。
（4）领先时代的基础设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902年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之后，鼓浪屿的基础设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首先是岛上道路建设。与厦门岛上破烂的道路相比，由外国侨民建设的道路多为柏油路，平整宽阔、保养良好。经过多年建设，形成了三圈环线道路，并由三圈环线道路建设了若干放射型道路通往海滨的码头以及海滩，形成了鼓浪屿的基本交通框架。[32]其次是供电。1913年，鼓浪屿成立了电灯公司，开始发电，主要供照明使用。到1940年，鼓浪屿已有路灯353盏。[33]岛上的通信业较为发达，早在1871年，鼓浪屿上就已经通有电报线。1907年，台湾富商林尔嘉创办了一家电话公司，鼓浪屿上也通了电话。可以说，得益于鼓浪屿上外国侨民和华人富商居住的优势，鼓浪屿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先于清政府治下的其他城市，是鼓浪屿高品质社区的重要体现。
（5）优质的公共服务
随着外国侨民的入住，西式医疗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近代卫生医疗事业开始在鼓浪屿兴起。早期的医院均由教会或私人兴办，鼓浪屿被辟为公共租界后，工部局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岛上的公共卫生环境，加强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鼓浪屿的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逐渐成为闽南地区的医疗中心。1903～1941年，小小的鼓浪屿上共开办有救世医院、博爱医院、宏宁医院、鼓浪屿医院、晋惠医院和寿祺医院等6家医院，[34]其中，仅博爱医院一年的门诊人数就超过20万，5倍于鼓浪屿人口。除此之外，鼓浪屿上还有中医、西医共上百家私人诊所，可以说医疗服务密度是相当高的。
西方传教士不仅给鼓浪屿带来了西式医疗，也带来了近代教育，他们先后开办了近20所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学校，从幼儿园到职业学校直至学院。[35]在教会学校的影响和示范下，部分鼓浪屿华人也开始兴办自己的近代学校，发展新式教育，在鼓浪屿逐渐形成了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等完整的教育体系。优质的教育资源为鼓浪屿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也是鼓浪屿高品质社区的重要体现。
（6）繁荣的社区文化
鼓浪屿是一个中外人士共同居住的社区，西方文化和传统的闽南文化在这里交融。这种交融带来的不是弱势文化的消亡，而是各种文化间的相互包容，进而带来文化的大繁荣。公共租界时期，天主教堂、安息日会礼拜堂和华人主持的基督教的三一堂、福音堂、讲道堂以及各种聚会所，与佛教闽南名刹日光岩寺、崇拜吴真人的兴贤宫、种德宫以及大大小小的民间信仰宫庙，都能和平共处，各行其道。[36]鼓浪屿最热闹的节日依然是传统节日春节，传统佳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也是热闹非凡，基督徒的平安夜岛民们也共同庆祝。八月十五闽南地区盛行中秋博饼，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都会聚在一起赏月、掷骰子博饼，其乐融融。中西多元文化并存与交融不仅体现在宗教方面，也渗透到鼓浪屿居民娱乐、饮食、服饰、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这种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是难能可贵的，多样化的、包容的社区文化带来了鼓浪屿社区文化的大繁荣，是鼓浪屿高品质社区的特点之一。
（7）共同参与的管理格局
共同参与的管理格局一直伴随着近代鼓浪屿社区发展的始终。1878年由外国领事和侨民成立的“鼓浪屿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虽然是西方列强攫取鼓浪屿治权的举措，但也是鼓浪屿上的外国侨民参与鼓浪屿管理的尝试，鼓浪屿由此形成了华洋共管的格局。1903年成立的鼓浪屿工部局，按照《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规定“局中办事之员，洋人五六位，华人一二位”[37]，设有董事七名，其中华人董事一名。可以看到，列强虽攫取了鼓浪屿的治权，但岛上居于多数的华人并没有被完全排除在鼓浪屿的管理之外。随着鼓浪屿上华人的迅速增长，特别是富裕的海外华侨的归乡，华人群体参与到鼓浪屿管理之中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1922年，工部局的咨询机构——“华人顾问委员会”成立，“向工部局提出一些反映中国人民意见的建议”[38]。1926年，经过长期的斗争，鼓浪屿工部局华人董事终于由一名增长至三名，首届华人董事由黄奕住、王宗仁、李汉清三名华商担任。这代表了鼓浪屿华人得以更进一步地参与鼓浪屿的管理之中，也意味着华洋公民共同管理鼓浪屿的管理格局得以制度化。虽然鼓浪屿为公共租界，但在鼓浪屿社区发展的过程中，占社区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并没有在鼓浪屿社区管理中缺席。相反，他们积极参与鼓浪屿社区的各项活动之中，他们还通过不懈的努力与斗争，为鼓浪屿华人争取到更多的参与鼓浪屿社区管理的机会。可以说，鼓浪屿社区的发展与鼓浪屿人民这种积极参与社区管理中的努力密不可分。
（三）国内外相关社区治理简析
下面从国内外的“国际社区治理”、“历史文化街区治理”和“历史城镇治理”三个角度梳理不同形态的社区治理模式。试图得出其社区治理模式的特点及其优缺点，从而为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1.国际社区治理
樊鹏提出我国的国际社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清末民初的公共租界、建国后的苏联专家社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国际化社区，他认为这三个阶段分别属于“例外主义”、“优先主义”和“发展主义”三个导向。[39]而学界对我国国际社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的“公共租界”以及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外国公民聚居区，因此本文从这两个阶段对国际社区进行梳理。
清末民初的公共租界是我国国际社区的第一种形态，这类“国际社区”源于列强强占我国沿海沿江的一些城市建立公共租界，如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从而形成外国人聚居的社区。国内外对我国这一形式的社区研究较多，且研究范围较广，多将公共租界认为是国际社区或是带有殖民统治性质的国际移民定居点。如威廉·洛克伍德研究了作为国际社区的上海公共租界内社会各方面的变迁。[40]C.F.Fraser研究了作为国际社区的上海公共租界的法律地位问题；戴维斯研究了作为一个国际社区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公共卫生情况及医学实践。[41]L.H.Woolsey研究了公共租界时期鼓浪屿的法律管辖权的问题。[42]Yang Hon-Lun则研究了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外文化融合对上海本土交响乐发展的促进作用。[43]
从社区治理角度来看，公共租界这一“国际社区”租界的独特性质，中国政府无权管辖，外国政府又无暇管理，因而形成了社区自治的管理模式。一般是采用董事会——工部局的管理方式，由纳税人选出一定数量的董事，掌握立法权和执行权，下设执行机构“工部局”，负责租界内的公共服务、治安和财政预决算。董事会每年开一次选举大会，董事对选民负责。[44]这种市政自治制度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天津[45]、武汉[46]，乃至厦门鼓浪屿[47]的公共租界内都广泛采用。
改革开放后，随着外国投资者和务工者的进入，我国形成了一系列的外国人聚居的社区。有上海碧云社区、联洋国际社区[48]等主要由欧美高管和投资者居住的高端社区，义乌各国小商贩聚居的社区，[49]广州小北路等黑人劳动者聚居的社区[50]，还有北京望京“韩国城”这样单一族裔聚居的社区，[51]这些国际社区在管理上，都以传统的社区居委会管理为主，有着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是传统的街道—居委会管理体制。[52]社区管理上面临着居民参与热情不高、国际居民社区归属感不强[53]、社会融入困难[54]、公共服务供给不足[55]等问题。归结我国国际社区管理问题和挑战的根本原因，是国际居民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互动成本和对我国政府社区治理能力的挑战。[56]真正的国际社区不仅是外籍人口比例高的社区，更应该具备国际一流水准的公共服务和治理水平，[57]包括开放的理念、开放的空间、便利的服务、融合的文化等。[58]但是，国际一流水准的治理水平并不意味着国际化的硬件和国际化的治理方式，[59]这种一味“仿洋”的做法是错误的。高社区生活品质、良好的居民文明素养和和谐的社区生活才是国际一流治理水平的内涵所在。
2.历史文化街区治理
如何理解历史文化街区的传承？它既是在全面系统把握核心价值体系下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一种有效保护，又是在注入新的经济、社会和人文活力的过程中对保护要素的再发展。[60]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旅游开发即体现了发展与保护之间的权衡，对于当地政府而言，历史文化街区的旅游开发可以使当地经济结构多样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对于居住在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居民而言，旅游开发可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质量，以及增加更多的休闲空间。但盲目的旅游开发易给街区内的遗产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61]还有一些地方，则错误地将市场经济模式引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益事业，造成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和利用混乱。例如，联合国世界遗产中心曾在2000年指出丽江古城“商业和旅游氛围过于强烈，侵蚀了传统文化，使古城面临文化危机”。因此，要想在发展与开发中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必须引入开发适宜性评价，评估出该街区是以保护为主进行传承，还是以开发为主进行保护更为科学合理。应实施高级街区少量接待，中低级街区大量接待的“金字塔”模式。[62]
对历史文化街区治理主体进行考量，对它的保护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强调街区内不同主体的参与和互动。各参与主体形成参与者网络格局，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市场力量、社区力量、第三方力量。但实际上，政府力量、社区力量和市场力量较为常见。学者们认为市场力量易造成单纯追求眼前经济利益和忽视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弊端。因此，应更多地鼓励政府力量和社区力量的发挥。
现有研究中，较多学者认为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治理以社区力量为主、以政府力量为辅。历史街区仍有大量居民生活其中，因此这些街区不仅是集聚地方历史文化信息的历史性空间，也是承载着日常生活功能的城市社区，这一社区性、日常性的属性决定了社区参与历史街区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3]以北京国子监文化街区的保护为例，社区居民对国子监街区的保护首先体现在维护、修缮住房方面。其次是支持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如自愿参加博物馆的保护宣传活动，自觉维护博物馆周边的环境整洁等。最后，参加社区公共事务讨论和文化活动，一些社区积极分子成为社区文化保护志愿者，营造了街区良好的人文环境。[64]社区参与历史文化街区管理在国外也同样重要。波士顿贝肯山历史街区的居民参与社区营造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建筑遗产保护的典型案例，社区居民自发地发起保护运动，建立保护组织，最终推动了相关政策、法规的颁行，使街区避免了城市更新带来的侵袭和破坏。
但是，社区参与容易因居民的个体化、非理性行为使历史文化街区受到破坏。政府自上而下的力量有利于对遗产进行保护。其缺点则是容易切断街区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肌理。[65]因此，必须将政府力量与社区参与相结合，才能使历史文化街区中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都得以保留下来。政府力量和社区力量的互动合作形成了外在制度保障、内部文化认同的交融。历史街区的动态保护需要在动态平衡的实施中，让社区参与和政府力量形成连续互动的结构。[66]
3.历史城镇治理
历史城镇的治理主体同样较为多元，包括政府、市场、本地居民等。[67]但针对城镇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组合。当历史城镇旅游业的负面影响恶化时，需要政府“硬性”的强制手段和政策，采用政府主导的模式；相反，当旅游业发展比较稳定时，应以“软性”的引导为主，采用政府引导，市场、当地居民共同参与的模式。[68]
此外，历史城镇的开发与保护还伴随着人口置换与就业转型的问题。以丽江为例，1997年丽江古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它的经济价值被充分开发，大量的农地被征用为城市用地，大部分古城原住居民成为失地或少地农民，使他们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强制性变迁，职业开始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值得思考的是，原住居民是历史城镇文化遗产系统的软件部分，是历史城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承载体，对于历史城镇的保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历史城镇出现了日益严重的人口置换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它们原生文化遗产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69]
（四）鼓浪屿社区与相关社区治理的比较
下面将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治理与外延意义上的“历史国际社区”进行比较研究，试图得出其异同之处，从而为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提供参考。
1.相似之处
历史国际社区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城镇的相似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第一，历史性。三者均是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洗礼而较完整地保留下来。第二，住宅性。三者对于当地居民而言都是其生活和居住的载体，并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区”的形态。第三，文化遗产。三者均凝聚了当地的风俗人情和地方文化，承载了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四，物质遗产。三者均有其独具地方特色的建筑风格，并因此而闻名。历史国际社区与国际社区的相似处则在于其国际化的居民构成形态以及其作为“共同居住的生活区”这一“功能”方面的类似。
2.不同之处
历史国际社区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城镇的区别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完整性与真实性。相比于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城镇，历史国际社区的完整性较高，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在真实性方面，历史国际社区较多地保留最初风貌，真实性较强。第二，社区化。历史国际社区的社区化程度要高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城镇。它不仅具有一般社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完整性，还具有高质量社区的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特点。第三，保护侧重点不同。历史国际社区侧重于保护原有风貌，保护性色彩较浓厚，通过部分开发、限制参观游客数量等方式减少损坏。相比之下，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城镇则比较重视经济性与实用性，尤其是历史文化街区，商业化色彩过于浓厚、人流量不加限制必然会造成对原有风貌的破坏程度上升。第四，治理主体不同。侧重于保护的特性使历史国际社区的治理主体首先是政府，其次才是当地居民；相比之下，政府对于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城镇的作用则更多地体现为“引导”，社区主体与市场主体参与在其中扮演着更为直接的作用。第五，居民构成的国际化程度。国际化是历史国际社区区别于其他两种形态的根本特殊性。历史国际社区表现为历史居民构成的国际化，包括本土居民、外国居民和归国侨民等。而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城镇的居民构成则较为单一，主要是本土居民。此外，将历史国际社区与国际社区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较于后者而言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且后者更注重当前的宜居性和实用性（见表1）。
表1 历史国际社区与国际社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城镇的异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