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夏佛经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首次发现西夏文古书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伯希和同他的两个朋友在北京北海白塔的一堆废纸和旧书里找到了六册泥金西夏字抄本《妙法莲华经》。[1]这六册佛经现在分别收藏在法国的吉美博物馆和波兰的雅盖隆图书馆，[2]原件照片日前由中华书局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刊出。[3]此后他又在1908年3月来到敦煌莫高窟，在北区的两个洞窟里发掘出了200多件西夏文佛经的残叶。这些残叶现在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全部照片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刊布。[4]在那两个洞窟里伯希和还同时找到了一些回鹘文的木活字，并且看到一件西夏文残片上面有元代的施经牌记，所以推测那里曾是个元代的印经作坊。[5]他的发现品大多是常见佛经的译本，其中有待仔细研究的只有一部题为“二十一种行”的佛教著作。
伯希和在莫高窟发现西夏文佛经后不到一个月，科兹洛夫（Пe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率领俄国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来到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找到了30多本西夏文的书和账簿。1909年6月科兹洛夫奉命再次来到这里，他从西城墙外旧河床边的一座佛塔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文献和文物库藏。这批发现品随即被运回圣彼得堡，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其中的文献部分有近九千个编号，占全世界所藏党项文献总数的90%以上，构成了迄今世界上最丰富的、学术价值最高的党项文献特藏。不过其确切数量目前还无法统计，有人估计有十余万叶，20世纪的西夏学就是在整理和研究这批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批文献中的西夏文部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刊布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第7册以后。[6]不过，由于发生粘连和霉变的大量原件在入藏后还没有经过修复，无法提供拍摄，所以要想刊布俄国收藏的全部资料还是个非常遥远的目标。
科兹洛夫在黑水城的收获吸引了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他在1914年夏天也来到了那里，希望找到科兹洛夫没有发现或者没有带走的一些东西。斯坦因这次的收获已知的有4000多个编号，现在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印度国家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的部分藏品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7]而印度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则连规范的目录也未见发表。斯坦因发现的西夏文献大都是佛经残本，有些甚至只是碎片，其学术价值无法与俄国藏品相比。
1917年，宁夏灵武县在修城墙时发现了五个瓦坛，里面装满了西夏文的佛经。这批佛经从发现之初就开始零星地散失，遗存部分在1929年被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收购，现在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后来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头重复刊布。[8]散失的经卷落入国内收藏家之手，其中有些被卖到日本，分别收藏在日本的几家图书馆，后来由中华书局全部刊出。[9]这批佛经大都是保存完整的元代刻本或者活字印本，其中一部分在明代经过修补。[10] 20世纪下半叶中国和日本的西夏学研究主要以这批文献为基础。
1973年，格林斯蒂德选取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分西夏文佛经，汇编为九卷本的《西夏文大藏经》，在印度的新德里刊布。[11]这套书收录的大都是译自汉文的常见佛经，且编辑体例不够完善，图版质量不高，所以没能在西夏学界产生足够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徐炳昶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丝绸之路沿线有些零星的收获。40年代初，张大千也在敦煌得到了一些残片。这些收集品后来的去向并不十分明确，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馆的收藏品外，人们一般认为当今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12]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13]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14]北京大学图书馆、[15]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16]以及日本的个别收藏都来自这里。
20世纪下半叶以后发现的西夏文书籍主要来自四个地方，即敦煌莫高窟、甘肃武威市附近、内蒙古黑水城附近，以及宁夏银川市附近。其中敦煌发现的文献收藏在敦煌研究院，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和张义乡小西沟岘发现的文献收藏在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新华乡亥母洞发现的文献收藏在武威市博物馆，这批文献中的西夏文部分大都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刊布于《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6册。[17] 1983～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组织人力对黑水城进行了再次发掘，找到了西夏佛经残纸200多片，1991年，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在距黑水城几十公里的一处寺庙遗址内发现了一些相对完整的西夏文佛经，这批资料收藏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额济纳旗文物管理处，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刊布于《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7册。[18]
由中国考古工作者完成的最丰富且最有学术价值的发现都来自宁夏的贺兰山。这些文献共分两批，一批在1991年发现于拜寺沟方塔，另一批在2006年发现于山嘴沟石窟，全部资料已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整理刊布。[19]宁夏发现的佛经相对完整，有些经本译自藏传佛教作品，其详细内容和来源至今还不完全清楚，甚至难以判断它们是来自西夏时代还是元代，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可能会成为今后的一个热点。
到目前为止，除俄国的藏品还有待陆续整理出版外，世界各国主要的党项文献特藏都已在中国发表。这些出版物的编辑质量参差不齐，总的说来，对于原先编目比较成熟的特藏，编辑的质量就高些，而对于原先没有编目或者编目不够成熟的特藏，编辑的质量就差些。前者最具代表性的是《俄藏黑水城文献》，后者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英藏黑水城文献》，这部书只是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品依照最初的流水号一件一件地简单排列，而图版的定题工作则做得粗疏，更没有考虑同一文献的残片缀合和整编。
除去早期文献辨识阶段的不完整著录之外，[20]迄今学界做出的西夏文献目录有四份。最早的一份是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在1963年发表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21]其中著录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非佛教著作60种，佛教著作300种。由于当时人们的研究兴趣集中在非佛教著作上面，所以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在佛教文献部分仅列出了书题，并附以对应的汉文和梵文。
第二份目录是西田龙雄的《西夏语佛典目录》。[22]作者在前人著录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从世界各国收集来的资料，在迄今所有同类著作中取材最广。另外，西田龙雄还尽量考察了夏译佛教著作的来源，其中一部分勘同意见被后来的克恰诺夫目录所采用。不过，目录中对藏传佛教译本的勘同似乎大多停留在经题的层面，并没有进一步核查藏文佛经正文，[23]所以其结论并非全然可信。
第三份目录是史金波的《西夏文佛经目录》。[24]这份目录的俄国藏品部分直接录自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日本和欧洲藏品部分直接录自西田龙雄的《西夏语佛典目录》，中国藏品部分有一些是作者亲自调查搜集的结果。不过遗憾的是，目录中对每一种著作都仅列出了西夏文的经题和汉文的字面翻译，并没有做出必要的描述和说明。
第四份目录是克恰诺夫的巨著《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25]著录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收藏，不但所收著作种类多于当年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而且为每个编号的藏品写下了迄今最为详细的介绍。
例如对《长阿含经》的著录：
佛说长阿含经
译自汉文，见《大正藏》第1号，西田龙雄《西夏语佛典目录》（西夏文华严经）第194号。
инв. № 150卷十二
写本经折装，折面31×12厘米。41折+2折版画，佚卷尾。每折6行，行17字。有墨框，天头4厘米，地脚3厘米。经题后有译者题名：中国三藏法师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乾顺皇帝及其母梁氏皇太后御译，仁孝皇帝嵬名御校。首折有朱砂牌记一方，曰：“大白高国清信弟子皇太后罗氏新增写番大藏经一整藏，舍于天下庆报伽蓝寺经藏中，当为永远诵读供养。”用第1类纸。[26]
克恰诺夫目录对西夏文佛教著作的分类法相当复杂，大致可以概括为：作者首先把已经可以考定题名的佛经逐一与日本编的汉文《大正藏》目录和乾隆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目录核对，大致确定每部西夏文佛经的原本，同时依照其来源编为“见于汉文《大正藏》的佛经”和“见于藏文大藏经的佛经”两大类，然后再按不同的情况对译自汉文的佛经和译自藏文的佛经进行分别处理。译自汉文的佛经基本上参照《大正藏》的顺序以“经”“律”“论”排列，译自藏文的佛经基本上参照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的顺序排列。对于一时难以考订其具体来源的作品，作者只得大致参照西夏文经题中的用语进行分类，其次序为“经”“颂”“赞”“注疏”“义”“仪轨”“论”“记”“文”“集”“次第”“本”“品”“纲”“序”“部”，等等。由于西夏文中藏传佛教术语的解读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当前人们对西夏文经题中一些关键词语的翻译并不一定正确，所以上述对西夏文藏传佛教经典的分类自然也还不能视为最后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