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内外研究评述
（一）国外研究
生态文化，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保护生态环境、追求生态平衡的一切活动的成果，也包括人们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2]。广义的生态文化即物质文明的生态文化，狭义的生态文化主要指精神文明的生态文化；从狭义理解，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
国外对生态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的“生命伦理”和英国环境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70年代及其以后，美国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的《哲学走向原野》《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和人对自然的责任》等论著，将其确立为一门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其在发展过程中有以下几类观点。
1.生态哲学与伦理理论流派
由挪威哲学家、生态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1972年最早提出的，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生态哲学与伦理学说。奈斯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种使可以体验到与其他存在物等同的活生生感觉的方法，即在感觉中容纳其他的自然存在。依据这一思路，美国学者沃威克·福克斯（Warwick Fox）在《超越个体生态学：发展环境主义的新基础》（1990）中，论证了“自我更新存在”的内在价值，而比尔·戴维尔（Bill Devall）和乔治·塞森斯（George Sessions）则在《深生态学：充分尊重自然的生活》（1985）和《手段简单而意义丰富：实践深生态学》（1988）中，详尽阐述了深生态学的一种宇宙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即“超越个体生态学”。
2.生态审美学派
生态审美或生态美学集中体现了人类对于自然界价值（广义上的）感知的另一种维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善”之上的更高视野与境界。德国著名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甚至从生态“新感性”中解读出了一种强烈的解放或革命意蕴。因此，它既是美学理论对当代人类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现实主动回应的一种努力，也是传统美学经过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之后的一种自然本体化意义上的反叛。生态（环境）美学在欧美国家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哲学美学分支学科，大致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它之前，传统的美学更多关注的是艺术哲学，而生态（环境）美学转向了对自然环境的审美。随着其不断发展，生态（环境）审美已经发展到包括人工或人化环境，以及这些环境中的存在物，并导致所谓的“日常生活美学”。因此，进入21世纪的生态（环境）美学，已经涵盖了艺术之外的几乎所有事物的审美重要性的研究。
3.生态自治主义学派
生态自治主义是一种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价值观取向下的政治社会理论，主张在追求尊重非人世界整体性的同时，建立保证人全面和彼此实现的、合乎人性规模的、合作性的社区，而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准是人类社区适应生态系统的程度和人类全面需要实现的程度。其中生物区域（系统）原则和生态寺院生活准则是其核心性方面或代表性范式：前者强调生态系统（区域）完整性的优先性，比如美国的皮特·伯格（Peter Berg）和雷蒙·达斯曼（Raymond Dasmann），而后者强调人类社区生活必需品满足的自足性，比如德国的鲁道夫·巴罗（Budolf Bahro）和英国的爱德华·戈德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等，认为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准是人类社区适应生态系统的程度和人类全面需要实现的程度。
（二）国内研究
国内学界对生态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早期主要侧重于对概念的界定，后期有多个学者从不同的案例中阐述生态文化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1.相关定义的界定（2000～2005年）
余谋昌认为[3]生态文化就其内容而言，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保护生态环境、追求生态平衡的一切活动的成果，也包括人们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郇庆治[4]从“绿色文化升华”（新型生态文明的精神建构）和“绿色变革文化”（现存工业文明的精神解构）相统一的维度来把握与界定“生态文化理论”。
从生态文化所包含的内涵来看，生态文化包括器物、制度、风俗、艺术、理念、语言（卢风，2008）[5]。陈寿朋认为[6]生态文化也涉及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生态科技、生态教育、生态传媒、生态文艺、生态美学、生态宗教文化等要素。这些要素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构成生态文化建设体系（陈寿朋，2005）。
归结起来，从生态文化的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前者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态文化；后者主要着重于精神文明的生态文化，尤其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余谋昌2003[7]；宋宗水，2009）。认为生态文化包括器物、制度、风俗、艺术、理念、语言（卢风，2008），也包括生态哲学、伦理、科技、教育、美学、宗教等类别（陈寿朋，2005）。
2.生态文化建设的必要性（2005年至今）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为创建生态文化具有现实必要性：只有生态文化的创建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资源和环境状况。从经济社会赖以存在与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状况的现实来看，创建生态文化有着急迫的现实必要性：只有借由生态文化的创建，才能转变人们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使得资源和环境状况得以根本改善（卢风，2008；杨立新，2008；陈璐，2011）。而人的生存环境就要低碳经济的发展、生态建设长效机制的建构、全民生态意识的培养和形成为生态文化的创建（陈璐，2011）[8]。
面对这一危机迫使人们追问：人类能否以文明的方式与地球生物圈和谐共生？生态文化（或文明）是人类的必由之路。认为生态文化的建设仅靠科技的、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是不够的，还要靠道德调节手段（杨立新，2008）在理念层面和制度层面转变（卢风，2008），培育生态意识，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洪大用，2012）。在理念层面，生态文化必须超越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在制度层面，必须限制市场的作用；在技术层面，必须实现由征服性技术到调适性技术的转向。（卢风，2008）[9]认为保护生态环境，仅靠科技的、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不够，还要靠道德调节手段。只有树立起正确的生态伦理观，才能激发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感，使人们自觉地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自觉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形成生态保护实践活动的坚实基础和内在动力[10]（杨立新，2008）。
近期，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生态文化意识（林庆、周颖红、吴依桑）；他们认为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和发展，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在新的条件下的平衡与和谐。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培育生态文明观，以制度化和规范化作为构建少数民族现代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基本保障，实现民俗文化生态平衡。发展生态经济和生态产业，建立生态化、环保化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构建云南少数民族现代生态文明，必须在精神层面上使少数民族接受和继承以生态教育为核心的思维方式（林庆，2008）[11]。也有学者通过研究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认为生态保护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潘城、易禹林、刘杨晶）。
总体而言，国外有关生态文化的研究较为细致，但学派较多，没有主流的看法；而国内大多针对生态文化构成、内涵、生态文化发展及战略转型的宏观层面研究，缺乏研究的深度和一些典型案例的剖析。本项目受前人研究启发，以生态文化为研究框架，包括制度、风俗、艺术、理念、思维、价值观等相关内容，以洱海周边农村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结合多学科的视角，挖掘农村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思想的内涵，以及分析当前环境变迁对洱海生态保护的影响，总结出经验，并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