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语境批评与叙事学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正如第一部分所言，后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英帝国经历了从有形帝国到无形帝国的文化转向，现代主义文学见证了有形帝国殖民力量的衰退并承担为帝国统治排解危机的使命，以康拉德和福斯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作家将批判与联结作为解决帝国危机的出路。此时正值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浪潮[51]的尾声，已经在公共领域崭露头角的英国中产阶级女性迫切希望跨越性别障碍以父权继承者的身份加入拯救帝国的行动，将自我命名为“帝国女儿”，这无疑也是伍尔夫执着追求的目标。本文在考察后维多利亚时期帝国文化转型和女性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分析伍尔夫女性创作的三大核心思想——杀死家中天使、建立局外人协会、走向双性同体，将其从单纯的性别政治层面拓展到与两种帝国文化对话的宏观语境中来。与男性作家所不同的是，伍尔夫从女性立场出发，在父权意识形态与帝国统治文化之间建立了极为明显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她将父权压迫与有形帝国暴政归为一类并坚决予以批判，为女性登上帝国舞台扫清障碍；另一方面，她放大父权保护对于女性生存发展的积极意义，有助于建构与彰显无形帝国的亲和形象和理性内涵，并确立女性主导帝国发展的合法身份。
伍尔夫在小说创作中也采用以家喻国的战略，通过与父权意识形态的叙事协商对两种帝国文化进行取舍，从而实现女性救国理想。搞形式主义研究的兰瑟尝试“采用否认社会现实与小说形式、意识形态与文本技巧之关联的批评工具（即结构主义叙事学）来探讨这些关联”[52]，成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者，对伍尔夫的叙事协商在构建性别身份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运用叙事学理论中的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声音等批评术语分析伍尔夫在叙事行为中所加入的“距离感”[53]，即与父权意识形态若即若离的叙事双重性，并将其视为伍尔夫建构女性权威的策略。相较于后殖民理论，这种批评思路绕过了使伍尔夫自我赋权的策略与自我身份的建构完全重合却与其政治立场背道而驰的尴尬局面，为走出伍尔夫帝国女性身份的阐释困境指明了方向。然而兰瑟仅将语境的拓展局限于性别层面而忽略了后维多利亚时期帝国文化转型背景下父权意识形态的双重内涵，导致伍尔夫的性别身份沦为叙事的常量，其文本结构技巧被纳入叙事诗学（语法）而成为对经典叙事诗学的补充，不自觉地落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高度提炼文本结构形成理论体系，而去除文本个性使之脱离语境的窠臼之中。在已将语境批评广泛纳入研究范畴的当代叙事学里，即便“叙述者保持客观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作品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痕迹，只是作品中的主观因素不在叙述者的叙述中流露，而是借助叙述结构的要素诸如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安排，或文体技巧（隐喻、象征等）表现出来”[54]，为全面追踪伍尔夫作品中的意识形态痕迹，本文选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隐性进程等相关理论来分析伍尔夫的叙事双重性在女性主导父权意识形态和帝国统治文化的互动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以期真实呈现伍尔夫的帝国女性身份。
与伍尔夫三大核心思想的主题内容相对应，本文选取了她的三部女性主题小说作为文本分析对象，揭示她在建构“帝国女儿”身份过程中应对各种问题时所体现的叙事双重性。本文研究伍尔夫在《远航》（1915）和《达洛卫夫人》（1925）中，如何通过情节结构与人物塑造的叙事双重性，来建构反抗有形帝国父权压迫、强调女性革命的女儿身份和柔化父权、改造有形帝国趋于保守的女儿身份，重点揭示她采用模仿、依靠父权来批判、改造有形帝国的策略，并将其视为建构无形帝国的必要基础。本文还探讨《到灯塔去》（1927）这部作品如何通过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弑母认父建构无形帝国的女儿身份。伍尔夫针对象征无形帝国的“母国”概念中所隐含的父权压迫话语和女性帝国主义思想，用“帝国女儿”代替“帝国母亲”，完成以父女关系而非夫妻关系为基础的女性与帝国的联姻，从而实现女性解放自我、拯救帝国的政治理想。这种介于革命与保守之间的政治立场为前两部作品所形成的对照提供了一个平衡点，表面类似于后殖民理论的“混杂性”，实质上却清晰而统一地呈现了伍尔夫探索救国方案的发展历程，将伍尔夫与女性帝国主义者划清界限，最终以对父权的选择性认同将女性自然化为救赎帝国的力量。
除绪论与结语外，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探讨伍尔夫建构“帝国女儿”身份的三大核心思想所体现的双重意识及对应小说文本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隐性进程中所产生的叙事双重性，为本文的具体分析做好铺垫，接下来的三章分别探讨伍尔夫的三部女性主题小说。第二章聚焦《远航》，从思想情节与行动情节所形成的叙事双重性入手，以三部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成长小说为参照，分析女性针对父权压迫与有形帝国的共谋，以暴制暴杀死家中天使的革命立场。第三章讨论《达洛卫夫人》，在女性人物形象塑造上，从以功能性人物所创造的发展空间表现脱离父权控制、推翻有形帝国的理想目标转向在乡村求爱情节和家庭空间重构中柔化父权、改造有形帝国的现实需要，体现了女性从局外到局内的保守立场。第四章讨论《到灯塔去》，针对“母国”这一意象，分析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如何通过弑母认父对“双性同体”的无形帝国内涵进行全新演绎，并在革命与保守的立场之间实现“帝国女儿”的身份建构。
[1] 正如E.M.福斯特所言：“在她的全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女权主义的影子，女权主义始终占据着她的心灵。”参见瞿世镜编选《伍尔夫研究》，第18页。雷切尔·鲍尔比（Rachel Bowlby）也认为“正是因为伍尔夫坚持从性别角度思考所有历史理解和文学再现问题，她才是一位女权主义作家”。参见Rachel Bowlby，Virginia Woolf：Feminist Destinations. 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8，p.15。
[2] 新帝国主义，http：//zh.wikipedia.org/wiki/，最近访问日期：2016年9月5日。
[3] 转引自张红《英国保守党的“有形帝国”政策（1874～1880）》，《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第109页。
[4] 转引自张红《英国保守党的“有形帝国”政策（1874～1880）》，《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第109～110页。
[5] 郭家宏：《从旧帝国到新帝国——1783～1815年英帝国史纲要》，商务印书馆，2007，第129页。
[6] 张本英：《自由帝国的建立——1815～1870年英帝国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1页。
[7] 1812～1914年，超过2000万人移出英格兰岛，近70%的人口移到了帝国以外的地区，1815～1880年英国累积有11.87亿英镑的海外资本。
[8] Jane Marcus，Virginia Woolf and the Language of Patriarchy.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83.
[9]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第311页。
[10] 官兵死亡达87.5万人，负伤的在200万人以上，商船沉毁了70%，国内债务达80亿英镑。战前英国对外贸易独占鳌头，1924年其出口额下降到全世界总额的12.9%。1928年，英国工业总产值只占世界总产值的10%，而美国占47%。世界黄金储备的一半为美国所占有，纽约取代了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11] 爱尔兰于1919年1月宣布独立，1921年英国被迫同意爱尔兰南部26个郡成立自由邦，取得自治领地位。随后，阿富汗、伊拉克和埃及也相继实现初步独立。1920年10月印度共产党成立，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蓬勃发展。
[12]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acfarlane，“The Name and Nature of Modernism，” in Modernism：A Guide to European Literature 1890-1930，eds. by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acfarlane. London：Penguin Books，1991，p.26.
[13] Hazel Arnett Ervin，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9，p.350.
[14] 福斯特：《印度之行》，杨自俭译，译林出版社，2008，第52页。
[15] 李建波：《跨文化障碍的系统研究：福斯特国际小说的文化解读》，《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第123页。
[16] 弗吉尼亚·吴尔夫：《海浪》，吴钧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175页。
[17] 弗吉尼亚·吴尔夫：《奥兰多》，林燕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43页。
[18]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Ⅲ，王斌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026页。
[19] 弗吉尼亚·吴尔夫：《空袭中的沉思》，载黄梅编《吴尔夫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第340页。
[20]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Ⅲ，王斌等译，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第1280页。
[21] 弗吉尼亚·吴尔夫：《空袭中的沉思》，载黄梅编《吴尔夫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第339页。
[22] 从18世纪中期开始，不同领域的划分开始深入人心：男人掌管公共领域，女人负责私人领域。与政治、法律和经济等核心权力机构相关的社会公共领域都是男性的专属领地，而划归给女性的地盘则是家庭领域。参见Estelle B.Freedman，Victorian Women. Stanford：Stanford U.P.，1981，p.119。
[23] 弗吉尼亚·吴尔夫：《空袭中的沉思》，载黄梅编《吴尔夫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第342页。
[24] Paul Ward，Britishness since 1870.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4，p.39.
[25] Anna Snaith，Virginia Woolf：Public and Private Negotiations.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2.
[26] 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第57页。
[27]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Ⅲ，王斌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1022页。
[28] Julia Bush，Edwardian Ladies and Imperial Power. London & New York：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p.50.
[29] Anne McClintock，Imperial Leather：Race，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 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1995，p.359.
[30] 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韩敏中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28页。
[31] 参见昆汀·贝尔《伍尔夫传》，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第42页。
[32] 参见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1页。
[33] Virginia Woolf，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Vol.1，eds. by N.Nicolson and J.Trautmann. New York：H.B.J.，1975，p.492.
[34] 谢江南：《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的大英帝国形象》，《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77页。
[35] Peter F.Alexander，Leonard and Virginia Woolf：A Literary Partnership. New York，London，Toronto，Sydney，Tokyo & Singapore：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52.
[36] 伍尔夫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殖民机构的官员，参与过殖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伍尔夫的父亲作为《英国名人传记辞典》的第一代主编，记录了大英帝国的辉煌成就。
[37] 参见昆汀·贝尔《伍尔夫传》，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第443页。
[38] Barbara Claire Freeman，“Moment of Beating：Addiction and Inscription in Virginia Woolf’s ‘A Sketch of the Past’，” Diacritics，Vol.27，No.3（1997）：75.
[39] 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王宏图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第205页。
[40] Maria Dibattista，“Joyce，Woolf，and the Modern Mind，” in Virginia Woolf：New Critical Essays，eds. by Patricia Clement and Isobel Grundy. 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83，p.112.
[41] J.W.Graham，“Point of View in The Waves：Some Service of the Style，” in Virginia Woolf，Troy，eds. by Elaine K.Ginsberg and Laura Moss Gottlieb. New York：Whitson Publishing Company，1983，p.103.
[42]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24页。
[43] Patrick McGee，“The Politics of Modernist Form；or，Who Rules The Waves？” Modern Fiction Studies，Vol.38，No.3（1992）：647.
[44]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60页。
[45] Kathy J.Philips，Virginia Woolf against Empire. Knoxville：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4，p.71.
[46] Laura Winkiel，Modernism，Race and Manifestos. Cambridge：Cambridge U.P.，2008，p.193.
[47] 杨莉馨：《〈远航〉：向无限可能开放的旅程》，《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第101页。
[48] 申富英：《〈达洛卫夫人〉的叙事联接方式和时间序列》，《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第59页。
[49] 许芳、蔡青：《伍尔夫〈到灯塔去〉的后殖民主义解读》，《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70～75页。
[50] 吕洪灵：《双重的统治逻辑：〈远航〉中的自然与殖民》，《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年第2期，第84页。
[51] 一般说来，人们习惯将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延续至20世纪初；第二次浪潮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70年代；第三次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参见潘建《弗吉尼亚·伍尔夫：性别差异与女性写作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语言大学，2006，第20页。
[52] Susan S.Lanser，The Narrative Act：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6.
[53]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23页。
[54]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