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后维多利亚时期“无形帝国”的文化建构与“帝国女儿”的身份探索
大英帝国独特的历史演变轨迹颇受学界关注。英格兰民族的冒险精神和岛国别具一格的地理方位是促成其占据海上中心位置进而走上殖民扩张之路的内在动因，而其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殖民政策与当时国内外经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并与文化意识形态形成一股合力，共同见证了帝国发展的兴衰沉浮。1588年英格兰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获得制海权，17世纪50～90年代，英格兰与荷兰、法国海上交战大获全胜，最终发展成为地跨几大洲的“日不落帝国”。学界通常以15世纪后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界将其分为第一帝国、第二帝国和“新帝国主义”时期，北美十三州的独立被视为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分界线，而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殖民扩张的政策与意识形态被称作‘新帝国主义’。这段时期内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各欧洲强权‘为帝国而帝国’，在海外竞相争夺并巩固其殖民地”[2]。伍尔夫出生于维多利亚晚期，并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帝国主义”时期恰好对应维多利亚中后期及后维多利亚时期这个特殊历史阶段，成为理解其文学创作不可忽视的背景要素。
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英国面临德意志、意大利等新兴强势民族国家对其霸权所构成的巨大威胁，为了维护英国的殖民地权益，以迪斯雷利为首的保守党人大肆批判了自由党政府所实行的自由贸易以及从新西兰、加拿大撤军等较为宽松的殖民政策，不仅通过购买运河股票、加冕维多利亚女王为印度女皇、向阿富汗开战等方式保卫既得领土，而且采取吞并斐济、尝试建立南非联邦的措施以达到扩大帝国版图的目的。作为这一政策的先声，查尔斯·温德克斯·迪尔克于1868年发表了《更大的不列颠》，迪尔克在书中提出重建“有形帝国”的政治主张，老套的种族优势论在前殖民地美国正在崛起的事实中找到了新的说辞：“英语国家是全世界力量和冒险的发源地，……世界上任何发现金矿的国家都必须仿效英国政府的高效管理，……这些地区已经证明他们是将英国文明传播到全世界的先锋。”[3]继而其在保留印度问题上振振有词：“我们目前在印度的正义行为是教育印度民族争取自由，在他们中间种植自由宪政之花。”[4]推崇美国与保留印度并将二者纳入种族帝国范围都是“有形帝国”思想的具体表现，这试图使英格兰民族的心理优势转化为打败竞争对手、巩固世界霸主地位的潜在实力。与这一思想对立的“无形帝国”理论则可以追溯到1776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该书第四卷详细探讨了殖民地问题，具体论证了贸易垄断的弊端和殖民地防护给帝国造成的巨大负担，提出了实行自由贸易的主张。英国自1773年开始对印度殖民政策进行调整，相继出台《调整法案》《印度法案》《补充法案》，1874年1月1日通过的《东印度公司股息救赎法案》正式宣告东印度公司垄断统治的终结，打开了促进殖民地经济发展和减轻英国政府压力的双赢局面。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由此在殖民地树立了亲民的形象，十分符合亚当·斯密对于帝国与殖民地关系的构想：“一方面有一种父母之爱，一方面有一种孝敬之心。”[5]斯密所极力倡导的贸易自由原则在70年后“成为英国历史进程中一面醒目的旗帜”[6]，迎来了帝国的自由贸易时代。费伊（C.R.Fay）在《剑桥英帝国史》中将这一时期的大英帝国区别于古代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查理曼帝国，以及16～18世纪重商主义时代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所谓“有形帝国”，并提出了“无形帝国”的概念，体现了英帝国凭借经济实力和自由贸易所形成的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工业革命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通过资本和产品的出口以及人口的外流打造出一个庞大的无形帝国[7]。伍尔夫的祖父詹姆斯·斯蒂芬曾任殖民部副部长，于19世纪中叶提出了“母国”的概念，继承了斯密对帝国—殖民地亲子关系的构想。他将殖民地比作母亲监护下的孩子，以更为柔和的母亲形象拉近了帝国与殖民地的情感距离，并将此视为最牢靠的精神纽带：“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认为，母国应该在某个时间和她的殖民地说再见……英格兰永远都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殖民地。”[8]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形帝国”与“无形帝国”所代表的两种殖民思想都以巩固大英帝国的主导地位和根本利益为前提，二者的分歧在于统治方式的差别：是在对立关系中进行暴力统治还是在亲和关系里维护精神统治，是进行单向的掠夺侵略还是维护双向的互助共生。这成为18～19世纪大英帝国根据时局频繁变革殖民政策的理论导向。
1899～1902年，大英帝国与布尔人为争夺南非而爆发的英布战争“在英帝国史上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帝国在上升，在此之后则走上了下坡路”[9]，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标志着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终结。在随后的爱德华和乔治统治时期，大英帝国经历了国内阶级矛盾深化，政党更迭频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殖民地纷纷独立等内忧外患，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造成的惨重损失导致英国经济迅速下滑[10]，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猛烈冲击了英国殖民体系[11]。后维多利亚时期见证了有形帝国的全面崩溃，活跃于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成为“一场文化危机”，“现代主义作家不仅是追求精神自由的艺术家，也是承受历史重压的艺术家”[12]，他们的文学创作除了致力于美学创新外还要担负起探索帝国发展之路的历史使命。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通过文化象征层面上的炫耀和展示将有形帝国统治合法化，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萨克雷的《名利场》，狄更斯的《董贝父子》《荒凉山庄》，以及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都以不同的形式将大英帝国塑造为文明和道德的中心，为其殖民入侵活动提供合法依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试图摆脱有形帝国失败统治的阴影，将帝国统治无形化于强调文化多元与包容的精神维度，以康拉德、毛姆、福斯特、劳伦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作家以更为复杂的心态看待异文明，批判了赤裸暴力的殖民关系，并一度将异文明视为拯救帝国的良方，其主要目的是在多元文化的不断整合中实现对无形帝国的文本建构。康拉德在其奠基之作《黑暗之心》中对打着“种族优势论”旗号的有形帝国统治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小说中殖民者将非洲土著居民降格为动物并贴上“食人”的标签，用以“维持和强化他们的种族优越观念、政治帝国主义和统治与奴役的意志”[13]，主人公库尔兹就是殖民暴力统治的代表，为获取象牙，不惜杀人放火，并将反叛者的首级挂在他屋前的木桩上警示其他土著人，反讽性地将殖民者对野蛮人的教化指向道德沦丧的“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的帝国伦理。福斯特在小说《印度之行》中不再直面殖民统治，而是以“联结”为主题探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彼此认同，通过穆尔夫人、阿黛拉和菲尔丁与印度人在文化冲突中坚持平等相待、真诚交流的故事并经由菲尔丁之口展望了大英帝国的发展前景，“未来的世界一定属于这样的人们：他们尽一切努力来促进人们互相接触、相互影响，并且通过友好相待和文化与治理方面的帮助，使这种接触和影响达到人类理性的境界”[14]。这种建立在亲和关系基础上互利共赢的帝国文化构想与自由贸易时代无形帝国的经济思想一脉相承，“福斯特更像头脑清醒的帝国主义者，注意到了英印关系的不稳固性，并且对这种不稳固性的文化原因进行了一番思考。他似乎并非拥护印度独立，而是想为英国延续对印度的统治开药方”[15]，试图以理性的态度促成两种文化的自由碰撞，将帝国文化提升至海纳百川的精神高度，以此巩固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如果说康拉德用批判来反思有形帝国的虚伪与丑陋的话，那么福斯特则用联结来展现无形帝国的包容与强大。
与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的对话也贯穿于伍尔夫的创作中。伍尔夫在《海浪》中借伯纳德之口拒绝相信有形帝国的永恒性：“我们英国过去的历史只不过是一英寸长的光辉。”[16]“过去的历史”显然指诉诸武力的有形帝国腐败之身，以区别于伍尔夫极力倡导的无形帝国不朽之魂。在小说《奥兰多》中，奥兰多的祖辈为加强大英帝国的有形统治，与穆斯林人、土耳其人、波兰人、法兰西人、奥地利人、西班牙人展开血战争抢殖民地，虽立下赫赫战功，死后却只留下“一个头盖骨、一根手指头”，奥兰多认为其祖先的血腥征服与作家托马斯·布朗的书相比“轻薄如粪土”[17]，不屑于祖先所赢得有形帝国的昙花一现。不仅如此，作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女性代表人物，伍尔夫试图帮助帝国摆脱统治危机的同时密切关注女性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生存境遇和发展空间，深刻反思了父权制社会与有形帝国的关联。1938年，一名律师写信给伍尔夫，询问她对于阻止战争有何看法，她回信反问道：“我们如何去阻止战争爆发——这个问题我在脑子里苦苦思索……难道不是父权制度使你们趋向战争吗？”[18]伍尔夫揭示了帝国战争、父权制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批判了帝国战争和父权压迫中的暴力元素及其所引发的灾难，将性别压迫等同于有形帝国的殖民入侵：“这是一种侵略的欲望，一种统治和奴役的欲望。即使在黑暗中，我们也能使得它清晰可见。”[19]女性因此成为反对战争的文明人，肩负着摆脱性别奴役和“将男人从暴政下解放”[20]的双重使命。然而长期以来，女性在政治上毫无话语权，“在内阁中没有妇女，在任何责任重大的职位上也没有妇女。所有出主意，并且处在能使其主意产生效果的地位上的人全是男人”[21]。对于女性如何改变自身命运为男性主导下走向畸形的帝国统治提供解决方案，伍尔夫认为受教育和就业是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女性摆脱父权压迫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22]的前提条件：“首先使她们得到教育，其次使她们能够通过从事职业而谋生，否则，她们不会拥有独立而公正的影响力来帮助阻止战争。”[23]伍尔夫对女性自我发展的政治规划与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的现实境遇十分合拍，大英帝国的没落不仅“刺激着青年男子留在国内保卫大英，或者到国外帮助拓展帝国”[24]，也使女性走出幕后，组成了致力于宣扬帝国理念的“女孩友谊协会”（Girls’ Friendly Society）、“英国妇女移民协会”（British Women’s Emigration Association）、“维多利亚联盟”（Victoria League）和“女子向导”（Girl Guides）等女性团体。女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接管了开赴战场的男性的各项工作，表现出色而得到广泛认可，战争结束后获得了投票权、已婚妇女财产拥有权、离婚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
伍尔夫对帝国战争、父权统治和女性问题三者间内在联系的独到见解使调整两性关系成为建构无形帝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女性在写作领域所获得的公共身份赋予其拯救帝国的合法性，为女性在两性亲和的父女关系中登上帝国舞台提供有力支持。在伍尔夫看来，“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这一变化，比起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来说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为女性走出私人空间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合适的渠道”[25]，写作有助于女性摆脱性别压迫，扩大公共影响力，将帝国从代表男性侵略欲望的战争中拯救出来。在《妇女与小说》中，伍尔夫将这一时期的女性定义为“一名选举人，一个挣工资者，一位负责的公民”，突出女性在公共领域的个人身份，将“批评国家大事”的男性特权“授予妇女”，女性“小说中的男女人物”因此可以“被看作组合成种族、阶级与集团的相互凝聚而又互相冲突的人们”[26]，而女性作家的责任就是以非个人的理性眼光将其置于小说中组建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这正是对无形帝国文化的最佳诠释。在《三枚金币》中，伍尔夫再次肯定了写作对于女性解放自我和拯救帝国的双重意义，“不可否认，女儿们没有统治过帝国，没有指挥过舰队，也没有率军打过胜仗；只有几本无关紧要的书能证明她们的职业能力，因为文学是唯一对她们开放的职业”[27]，这种看似低调的自我调侃表达了对有形帝国的排斥和对写作事业的坚守，其以女儿之名构想无形帝国的发展之路，也是饱经战争磨难的女性所追求的目标。在战争中帮助实践有形帝国统治政策的女性依然遭受性别压迫而未能获得完整的公民身份：女性没有遗产继承权，女性的国籍由丈夫决定，并只能以丈夫的名义生育。这一时期的女性以写作的方式为困境中的帝国提供精神保护，并积极尝试自身性别的角色定位。在英国与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为争夺南非资源而进行的英布战争中，“女孩友谊协会”的会员刊物《友谊之叶》（Friendly Leaves）发表了诗歌《帝国女儿》（Daughters of the Empire）：“你们要承担的事业/与英勇的战场杀敌同样艰难/大不列颠的精神之光会引领你们走出困境/那些受伤的将士需要你们/来吧，勇敢的帝国女儿！”[28]如果说男性参战杀敌延续了有形帝国的失败统治，那么抚慰将士的女性则代表了无形帝国的救赎精神，女性以女儿之名拥有了与男性平等的帝国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去了许多男作家、男诗人的生命，这使得女作家萌发了代替男性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责任心，然而作为西方民族叙事中的他者，女性和被殖民者一样处于“现代民族的史前阶段”[29]，爱丽丝·梅内尔（Alice Meynell）的诗《女人们的父亲》表达了女性继承父权的迫切愿望：“我们的父亲在我们心中悸动/我们是他男性活力的女儿/没有陨落/他，没有衰落，尽管他已变得如此不同/尽管他身后没有男儿。”[30]老迈的父亲身后没有男儿的惨状正是一战后实力严重受损的大英帝国的真实写照，为女性继承父权、摆脱残缺的民族身份提供了契机，而破除以公私领域分界为标志的性别压迫以赋予女性拯救帝国的历史使命正是建构无形帝国文化的必要支撑。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行为指南手册《英格兰女人》（The Woman of England，1839）将女人的身份归结为安居于家庭范围内的女儿、妻子和母亲，这三重角色构成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成长过程的他者化定义，并使女性逐渐丧失自我。在大英帝国由盛转衰的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先锋们试图摆脱这种角色分界背后的男权压迫，阻断了传统的女性成长之路，将自我定位于继承父权、走出家庭、为建构无形帝国文化效力的女儿角色上，“帝国女儿”由此诞生了。
伍尔夫建构“帝国女儿”身份的文学表现不仅代表着时代女性的呼声，也源自其独特的个人经历。伍尔夫1882年1月25日出生于维多利亚晚期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著名学者、评论家和传记作家，母亲朱丽亚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承担着照顾八个孩子的家庭重任，还时刻在精神上体贴安慰敏感暴躁的丈夫[31]，拉姆齐夫妇[32]就是伍尔夫以父母为原型创作出来的人物形象。朱丽亚过劳早逝后，莱斯利要求女儿斯特拉和瓦奈萨全心照顾他，伍尔夫因而愤怒地称他为“暴君”。伍尔夫对父亲愤怒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父亲在教育子女上的区别对待，兄弟可以进入剑桥大学享受一流教育，而自己和姐姐却闲置家中，极具天赋的姐妹俩虽靠博览群书自学成才，但女性受教育权利的缺失始终让伍尔夫耿耿于怀，使其成名后谢绝了曼彻斯特大学和利物浦大学授予她的荣誉博士学位。伍尔夫对自身性别劣势的深刻体会还源自其童年至少女时期遭受同母异父兄弟的性侵犯，这种违背女性意愿的男性暴力直接导致了伍尔夫成年后的性冷淡，并将与女性的亲密关系视为情感依托，对维罗特·狄克逊、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伊赛尔·史密斯，甚至姐姐瓦奈萨等多位女性都萌生过爱恋，1910年伍尔夫接受了同性恋者利顿·斯特拉奇的求婚，在其取消婚约后仍认为他是完美无缺的“女性朋友”。[33]1904年父亲去世后，伍尔夫兄妹从海德公园门搬至布鲁姆斯伯里，在弟弟索比的引荐下，伍尔夫认识了崇尚自由、锐意创新的剑桥精英（包括撒克逊·西德尼-特纳、伦纳德·伍尔夫、利顿·斯特拉奇、克莱夫·贝尔、德斯蒙德·麦卡锡等），充满智性交谈的定期聚会使这个私人团体逐渐形成了引领时代风尚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伍尔夫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并正式开始了创作生涯。1912年伍尔夫与伦纳德结婚，由于伍尔夫体弱多病，伦纳德决定不要孩子，全心关照妻子的生活和写作，二人在近三十年的伴侣生活中实质上已经偏离传统的夫妻关系而转向新型的父女关系，揭开了由男性主导的婚姻既是伍尔夫创作中反复质疑批判的对象又成为其事业成功的坚强后盾这一悖论背后的秘密，也为准确理解其作品内涵提供了线索。
另外，“大英帝国想象是英国文学中的一个‘常数’，也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思想探索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34]，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伦纳德婚前是英国驻锡兰殖民机构颇有成就的官员[35]，伍尔夫的祖辈也参与过殖民政策的制定与帝国文化的建构[36]，提出“母国”概念的詹姆斯·斯蒂芬更是无形帝国文化的倡导者，接近帝国殖民权力中心的家世背景和文化熏陶赋予她继承祖辈遗志、致力帝国发展的使命感，这贯穿于她一生的创作。伍尔夫是个多产的作家，共著有长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45篇，政论文2部，传记1部，喜剧1部，散文和随笔350余篇。在政论文《三个旧金币》中，伍尔夫用“英格兰的继女”（Stepdaughter of England）来指称“受教育人士”即中产阶级的女儿，批判父权法律体系中的性别歧视，揭示父权制暴力压迫与有形帝国武力战争之间的共性，如何将被男权主导的英格兰民族叙事排除在外的女性纳入无形帝国的文化建构成为其不懈探索的命题，体现于兼具女性主题和殖民色彩的《远航》《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奥兰多》《海浪》《岁月》《幕间》等主要长篇小说中。《远航》中未婚暴病身亡的雷切尔、《达洛卫夫人》中国会议员达洛卫的女儿伊丽莎白、《到灯塔去》中的独身女画家莉丽和《幕间》中导演英国历史剧的拉·特鲁布小姐或客死异乡或具有异族特征，她们女儿身份中内含的多元文化正是伍尔夫建构无形帝国的理想目标。1941年3月28日，伍尔夫在完成《幕间》后又一次精神病发作，担心自己不能再写作了[37]，便于苏赛克斯的乌斯河投水自尽。芭芭拉·克莱尔·弗里曼（Barbara Claire Freeman）认为伍尔夫“沉迷于写作意味着持续写作是其赖以生存的方式，若无法写作，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38]，写作是伍尔夫以女儿身份建构无形帝国文化获取自我意识的方式，这种能力的丧失意味着理想自我的幻灭，死亡也就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