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华为敌，推动战略调整：特朗普的作用与影响

乱中取胜的特朗普制定的政策也无章可循，乱作一团。其根本原因是他与建制派格格不入而导致其面临“三无总统”——无战略共识、无政策框架、无执行团队——的处境。体制外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毫无国际战略思维的修养和实践，因而也谈不上有任何“战略构想”。但总统大权在握的他精明地认识到，要为自己搏出生存空间并能获得与建制派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必须在两个领域有所作为。其一，在涉及根本利益而棘手的重大议题——伊核、朝核、贸易赤字、债务、环境、税务、预算、医保等——上标新立异，甚至不惜蛮干。其二，与大国，尤其是与大国领袖在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纠缠，不惜以无赖耍横为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样一来，在重大议题和与大国关系上有巨大相关利益的建制派就不得不与他打交道，他也因此掌握主动权。

事实表明，特朗普在这两个领域的蛮干达到了目的。但他得到的最大的收获在于他找到了和建制派最关键的共同关注点：中国。尽管特朗普关注中国的“初心”只是要在贸易赤字和债务问题上有所“收获”，以便向他的选民展示其维护“美国第一”的“天才领导能力”；后来他也认识到，中国在其孤注一掷的朝核问题上能有所助益。他意识到了建制派在中国问题上更宏大的战略思维和构想：这就是树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的强敌形象，进而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通过与中国的强势对抗来推动美国必要的战略调整和内部重建，使美国重新焕发活力，“再次强大”。

显然，这个战略构想有其发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始发于奥巴马的“再平衡”战略。“再平衡”战略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融入”式的崛起方式——中国不挑战美国建立并领导的国际秩序，而是以改革开放的姿态融入其中——和美国为诱导中国和平演变的“接触”政策，造就了中美之间难以逆转的互相依赖。这种互相依赖使美国任何具体的制华政策都会引发内部利益集团的剧烈斗争，而中国以“送礼”的方式来化解美国的制华政策也屡试不爽。

但是，随着中美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美国想要遏制中国的决心也日益强烈。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事务中的种种“有所作为”、要“由大变强”的决心宣示和行动以及十九大以来强化党的领导并强调“不忘初心”，都极大地刺激和强化了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决心。建制派中的共和党右翼保守力量和以“克林顿民主党人”为核心的左翼自由派都一致认为“逆转（roll back）中国崛起”，时不我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上台带来的不确定性反而强化了这一共识）。为此，必须釜底抽薪，“打掉”中美之间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与中国“脱钩”（decoupling）。

但与中国“脱钩”必将导致美国政治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与重建。这需要两个必要的条件。首先，必须打破目前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格局。不破不立，只有在“破”的基础上才能开始重建。特朗普上台不到一年，以其“三无总统”的处境，却取得了数项重大的政策突破：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伊朗核协议》、大幅度增加军费、减税、放松对金融/证券机构的管制、反对外来移民、大幅度削减外交经费和其他“软实力”支出、加强对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监督”。这些“破局”之举，如果没有右倾保守的建制派在背后的支持和推动，那么是难以想象的。而特朗普也通过这些“破局”举措向右翼利益集团缴纳了“投名状”。能源产业、汽车产业、军工集团、华尔街、福音派等支持共和党的右翼利益团体大获其利，而左翼自由派的利益则大受打击。美国社会已然开始向右调整转型——“里根模式”悄然再现。

但更重要的是要与中国为敌，通过与“强敌”的对抗来迫使相关利益集团做出根本的妥协和让步。特朗普上台后，高举“美国第一”大旗，大搞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四面出击，但他很快意识到，当他对欧洲和日本等盟友耍横时，建制派往往利用国会等机制加以反对和打压。而他对中国的蛮横，美国建制派不但支持，甚至比他更为强硬。尽管特朗普可能不明就里，但建制派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不仅要缩减贸易逆差，而且，第一，在《国家安全报告》中将中国确立为战略对头（rival），将中美贸易纠纷定义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侵略”，从而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遏制中美经济的交流与合作；第二，坐实中国经济是“集权体制下的非市场经济”，进而在中国与西方经济之间画出一条意识形态的分界线；第三，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双边谈判（或将其过渡到与盟友的多边谈判）重写游戏规则，借此打破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最大优势——全面完整的产业链，与中国“脱钩”；第四，通过贸易战在美国民众中树立中国是“敌人”的形象。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战”中表现出来的不守信用、出尔反尔，其实是他和建制派不断磨合、妥协的产物。但其越来越强硬的趋势，反映出建制派或已在幕后占据了主导地位。

精明的特朗普正是在“破局”和“树敌”这两个关键点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发挥作用，因而“撞对”了建制派预想的战略方向。正因如此，老道的基辛格指出：特朗普的胡打乱撞将在“无意间结束一个时代”^[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