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革开放年代的青年

如果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青年发展的关键词，我想应该是——流动。流动是液体和气体的特性，与固体强调空间维度不同，液体和气体强调时间上的延续。固体会在障碍面前止步不前，而流体则会绕过或溶解障碍之物，因此，流动的事物是连续的存在。而且流动是变化的，流动的事物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不仅周围的情境在发生着变化，其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流动是双向的，它既可以向前，也可以向后；既可以向内，也可以向外。

中国人是不喜流动的，中国传统话语中和“安”有关的表述都说明了这一点——安居乐业，安身立命，安贫乐道。而流动则意味着动荡、痛苦、不确定和无尽的思念。在中国历史上，流动人口被冠以“流民”“游民”的不雅称呼。改革开放四十年，青年人口的流动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北漂、蚁族、返乡青年等众多社会现象，这是在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展开的空间位移。还有一些流动，我们看不见，但它与看得见的人口流动相互呼应、彼此嵌入，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青年图景。

（一）异代并存：观念的流动

每个世代都会有他原生的心灵样态，任何现象都会同时拥有两个独立且交错的年纪：事物本身的年纪和它知觉者的年纪。当不同年代的人看待同一社会现象时，因为年纪的差异，社会现象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年龄是一个隐形元素，当我们看待世界时，我们不是把自己的年龄赋予了社会现象，而是社会现象通过年龄所特有的接收方式和知觉形式来抵达我们。父辈们崇尚物质主义、秩序、规律性、习俗、理性思维、自律和生产力。青年们赞美创造力、叛逆、新奇、自我表现、后物质主义和真实的体验。到底哪种特点更能反映未来世界的样子？身处转型中国，青年们与父辈们虽然交汇并存在同一时空之中，但是观念的明显差异使他们站在鸿沟的两方，仿佛来自不同的世界。

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节奏感的不同上。我们是用节奏感来区分彼此的，父辈节奏慢，一件事从了解、学习到熟悉，要经过较长的周期。青年节奏快，被网络推着走，网络塑造了青年的节奏感。很多青年发微博和朋友圈会给自己设定节奏，是一天发三篇？还是发两篇？青年打游戏的节奏感，是用升级来衡量的，是每天升三级？还是升五级？这种快节奏的习惯一旦养成，就会认为每天升级变换不同的场景是正常的。“手速”是青年专有的概念，每秒按鼠标两下和四五下的人是无法对话的。抖音和快手短视频更强化了节奏感，无数10～15秒的叠加让大脑皮层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节奏感带来了成就感的不同。为什么很多学生不喜欢听老师照本宣科？因为老师的讲义更新得太慢，学生们已经适应了一天升级三次，但又有哪个老师可以做到呢？

其次是审美观的不同。互联网的丰富性，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在游戏里面，男人很美，从上到下甚至比女人都精致，年轻人为什么喜欢Cosplay，因为可以把二次元世界的东西模拟在自己身上，这就是角色扮演。青年人的审美观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简单到一次普通的吃饭，过去的美味就是指口味，现在的美味不仅要口感好，还要长相好，卖相不好的东西青年是不会选择的。青年人看待社会事物，有内在审美感，不符合他们审美观的往往不碰，审美成为青年潜在的过滤模式。青年喜欢为美好的东西付费，为感性体验买单，所以高颜值的小鲜肉受到热捧和欢迎。

最后是权威形成方式的不同。马克思·韦伯的权威来源，有血缘，有组织，有制度，都是基于传统社会的产生机理。对于上一代人而言，他们心目中的权威，大多是自己的父母，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从父母口中得来的。但是当代青年的知识主要不是从父辈处获得的，00后的妈妈是找不到在哪里下载的。他们的权威是在互联网上形成的。设想一个场景：一个不经常玩游戏的人，往往一上场就被打死。但如果这时候有人带你玩，你被他带着死了又活，活了又死，进入自己从未看到过的游戏场景。你能感觉到自己被他提携、被他吸引、被他带领，这就是互联网塑造权威的崭新模式，它已经不同于通常的权威产生机制了。中国网民有7亿多人，绝大多数是青年，青年中绝大多数是跟从者、追随者和被操纵者，但仍有少部分人会成为设定者、引领者和权威者。

面对青年价值观的巨大变迁，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青年将互联网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用网络平台记录自己的生活，拍摄短视频，向社会输送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重点大学几乎40%的学生都有自己的个人公号，虽然公号的粉丝可能不多，但他们会通过这个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一个又一个自媒体。在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去和他们沟通？除了线下面对面的对话，线上是否也需要开设公号和他们交流？这些都需要在未来进一步探讨和摸索。

（二）剩人独活：关系的流动

剩人，即被自己的子女、老伴、亲戚、朋友等所远离或疏远的一个群体，主要以上年纪的老人为主。他们大多是被自己的子女安置在养老院的无伴老人，或是在农村单独自己生活着的老人。

现在，剩人现象也延伸到青年，他们同样也是被家庭远离的群体。不过与老人的被动远离不同，青年的远离大多是主动选择的。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产生了“两头空巢”。青年在大城市打拼，面对茫茫人海和钢筋水泥，独自一人生活——独活。老人被安置在养老院，青年则被安置在大城市，“空巢老人”和“空巢青年”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剩人社会”。

人口流动、人口异质和人口密度所催生的城市焦虑、冷漠、匿名性、陌生性等大城市病，让大城市青年难以获得满意的生活指数。而物质主义生活观和享乐主义消费观的出现，使青年社会关系发生“异变”。今天年轻人不再焦虑选择的缺乏，而是焦虑如何在每一次选择中都做出收益最大化的选择，让每一个当下都获得最大化的个人价值。因此，如何重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获得归属感，成为重要的命题。这里首先是个人与家庭、朋友等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其次是个人在学校和职场等组织获得归属；再次，个人参与到居住社区、公共社群，兴趣小组、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当中。

与现实世界的孤独寂寞冷相反，网络世界的青年热闹非凡。人人与屏幕相处，网络一方面加强了联结，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圈层分化。即便是在同一圈层内，不同亚圈层之间的“结界”也增强了，互相理解与交流的难度增加。青年人有极强的网络分化的能力，有各自非常垂直的粉丝基础，同样喜欢TFBOYS的青年，有喜欢一个人的，喜欢两个人的，喜欢三个人的，喜欢一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的，喜欢两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的，等等，都有专门的称谓，都有自己的阵营。就像青年自己说的：“如果有一天因为非法下载音乐被抓，请按照音乐品味把我们区分牢房。”

大量中弱度关系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网络的扩大，同时也带来社交过载和负担。社会网络的“展示”姿态，使得人际的实际状态被掩盖。无论生活中有多大的烦恼和焦虑，在朋友圈晒出的一定是最美好的自己，打开朋友圈，就会陷入“总是羡慕别人”和“处心积虑让别人羡慕”的境地。在大城市生活的青年人，一方面拥有更加大量、流动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面临丧失建立深度的、有意义关系能力的挑战。

当然，剩人现象也带给青年另一种体验。剩人，也意味着完整的自我保留、独立意志的展现、自我空间的维系。美国社会学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一书中从人口、环境、文化和性格等角度对这样一种现象进行了解读，他认为，“独居和孤独并非同一个概念”、“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独居是造成人孤独感的元凶”、“决定孤独感的并非人际交往的数量，而是质量”。但是，人们的确需要情感寄托，需要使“孤独感”和“空巢感”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缓解。

“剩人”是这样一群与父母及亲人分居、单身、独居、租房的年轻人最为真实的写照。关注和引导这一群体养成正确的社会心态并避免产生心态越轨、社会越轨，为他们化解孤独、提供支持，需要相关的社会工作者提供社会支持网络和提供增权服务。这种支持既包括情感支持，也包括物质支持。应当为他们开展各种活动提供条件，增强他们对实体空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矫治，引导他们迈向更健康的成长空间。

（三）意缘驱动：阶层的流动

在80后价值观形成的年代物质并不富裕，国家意识浓厚，理想主义犹存，表达工具远没有现在丰富，其价值观中仍然有很多传统的东西。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讲话，给改革开放注入了一针强心剂，90后00后价值观形成的年代中国经济正在腾飞。90后00后是中国两百年来第一代从出生开始就是站立着的青年。80后的成长过程中，国家有一种很悲愤的情绪在里面，外交总是在抗议谴责却无能为力，弱者的愤怒有时是没有意义的。但是90后00后完全不一样，在他们的记忆中，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他们身上的大国心态、民族自信、爱国情结都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天生就很自信，他们不会以80后的姿态仰视西方。但同时，他们的主体意识更强，呈现一种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也就是“没有吃饱肚子，为肚子而斗争，一旦吃饱肚子，就会为价值观而斗争”。

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拒绝遵循父辈安排的成长模式，选择新兴职业业态，比如网络主播、网络作家、独立音乐人、电子竞技选手、网约车司机等，青年人挑战了既有的社会分层模式和父辈传统的观念，使阶层的流动呈现另一种可能性。我们2017年完成的网络直播调查显示，网络主播中家庭所在地为省会城区和直辖市区的占比均为14.2%，地级市区的占比17.4%，县、乡、村的合计占比55.0%。网络直播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底层青年群体上升通道的作用，为出身底层的青年群体提供了新的上升空间，给予了他们实现梦想的机会。网络主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让真正的底层青年群体有了向社会广播的能力。这意味着，上层对底层的影响在被削弱，底层通过网络直播拥有了挑战精英的权力。

从传统意义上讲，公务员、律师、银行家、医生、大学教师等“高声誉”职业人群一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无数人羡慕的中产阶级。之所以这些职业在社会中拥有较高的地位，是因为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处于信托双方关系中专家或权威的一方，可以说是“家长训导式”的知识拥有者。他们不仅享有相当高的声誉，并且还掌握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关系网络。在很多人看来，“这些人是世俗化了的贵族成员，而社会的命运则掌握在这些精英阶层手中”。今天这一群体按传统标准仍然可能在社会中处于很高的等级，但他们所具有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崛起。

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包括私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中介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从经典划分阶层的方法进行考量（比如收入、职业、声望等），貌似这四个群体无法归为一类。我们必须冲破已有的阶层划分视角，重新审视新阶层的时代意义。

联结上述四个群体的纽带不是家庭（血缘）、教育（学缘）、地域（地缘）、兴趣（趣缘）和职业（业缘），而是“价值观”（意缘）。他们是“价值观驱动”的阶层，其共同点是：有一定知识技能，并不停滞满足；能让领导满意，也不循规蹈矩；向上层努力，却没有看不起底层；有一定社会地位，但不蔑视公平正义；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又避免炫耀性消费。在他们眼中，价值观和认同感比血统和出身重要得多。新社会阶层开始在一些新兴领域崭露头角，有的已经改变了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

新社会阶层无疑是最具创造性的力量，但创造性和破坏性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妹，体制外知识青年群体曾让世界各国苦恼不已。西方国家一直为此寻求解决之道，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在包容接纳新阶层问题上体现出了很强的制度优势，它通过“产出和测试”的周期方式运作，产生一个不间断的新生事物之流——新的消费商品、新的生产和运输方式、新的市场、新的组织形式等。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的变革过程，旧的经济结构被破坏，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经济结构和新的社会阶层。资本主义颠覆一切，但唯独保留资本主义本身。面对新社会阶层，作为更先进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该如何服务、引导、管理好他们，是新时代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回望过去四十年，青年的作用超乎我们的想象。站在下一个四十年的起点上，我们更要重视青年的价值。我们深知，青年一代，不仅对中国未来，而且对世界格局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正如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包道格所说：“代际因素成为中美贸易战中的重要变量。多数美国外交官员从事中国相关事务的时间只有大约十年或更少。他们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于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没有个人记忆，对于邓小平低调处理外交事务的‘韬光养晦’政策或是中国从‘文革’中走出的崛起过程缺乏了解。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始于令人印象深刻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中国超过美国，获得了迄今为止最多的金牌），而不是尼克松与贫穷、落后的中国建立关系的勇敢之行。他们只知道一个强大、正在崛起、与美国竞争，并试图以美国为代价来重塑亚洲——如果说不是世界的话——的中国。这些年轻的官员只有了解了这些才会认识到，除了冲突之外，还有别的选项。”

过去并不会因为我们对它失去记忆而不复存在。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一段五千年的文明史潜伏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进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年轻”的社会变革，因为它正在发生；但同时，改革开放也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古老”的社会变革，因为它承载了五千年的记忆。每个青年人都是既活在当下，又活在历史之中的。国家应该让每个青年人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仅要知道生理学意义上的生养者，而且要了解文化意义上的哺育者，青年不应成为现实世界的孤儿，也不应沦为精神世界的弃婴。我是一个80后，也是与国家改革开放同步成长的亲历者。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她在风雨缥缈之中，每一代人离开她的时候，都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他们非常感怀自己的前辈，但是他们注定反叛，注定超越，这就是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