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浙江经济开放的特点
浙江经济开放具有由内而外、先贸易后投资，以市场为导向、官民联动发展，投资与商品、劳动力流动的替代性，结构的不对称性，区际开放与国际开放的互补性，贸易与投资的互动性等特点。
（一）由内而外，先贸易后投资的递进性
浙江经济的开放从贸易、投资主体指标看，其发展呈现出先贸易后投资，先区际后国际的特征。这也是浙江相对于广东与上海明显不同的特点。
从本章前两节分析中可以看出，浙江的开放过程从时间与主要内容上看，呈现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的“区际商品输出”为主导，到90年代初中期开始的“区际商品大量输入”与“出口贸易”勃兴为特征，再到90年代末后的“外来直接投资”与“对区外投资”兴起，2008年前后的对海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为标志的这样一个过程（见图1-1）。
图1-1 浙江经济开放的过程
（二）以市场为导向，官民联动发展
以市场机制为主，官民联动发展是浙江开放的一个重要特征。浙江经济开放以民间自发为主，以民营企业、经营者为主体，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根据比较优势原则推进。但在浙江的开放进程中，政府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区际贸易、国际贸易、区际投资与吸收外资，基本上是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的。浙江民营经济占主体地位的特点，也使得浙江经济开放更容易按市场规则进行。这也是经济发展阶段落后于上海、北京的浙江，对区外、海外投资却领先京沪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省内市场饱和后，浙商不断向省外扩展市场。90年代中期，受国内经济软着陆与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国内消费需求较为低迷，浙商开始由内转外，大力开拓海外市场。9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西部的崛起，长三角一体化的进展，浙江资源瓶颈初现，浙江企业加大了对区外投资，兴起了区际投资热潮。同时，海外资本看好浙江市场，大量进入浙江。
与此同时，政府的引导功不可没。开放初期，浙江企业面临原材料与能源严重短缺，全省地方工业年需煤炭1000多万吨，浙江需求缺口400多万吨；全年钢材消耗100多万吨，国家分配仅50万吨；生铁、木材、轻纺等原料都有很大缺口。1979年9月，浙江设立日常机构“浙江省经济协作办公室”，具体负责区际经济合作的政策制定、计划安排、分配调度以及组织管理工作，大力开展区际经济合作，引进能源资源，减缓了浙江资源的紧张。同时，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推进小化肥等技术向全国输出，开展有偿技术援助。并促进企业与全国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合作，引进技术与人才。
1999年，浙江省政府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推进浙江企业对海外投资。此后，浙江省委、省政府数次带领经济考察团赴各地访问交流，推进企业与访问地签订投资与贸易协定，促进了区际贸易与区际投资发展。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加大引资力度。这些部署与措施，都极大地促进了浙江经济的进一步开放。2004年，浙江省政府制定《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意见》，确定具体的开放策略与措施，加强开放平台的创新与建设，推进浙江对内对外开放，外来直接投资的质量与结构有了较大提高。2008年后，浙江抓住机遇，引导有实力的浙江企业对外并购、建立中外合作开发区园区，促进了浙江对外投资。
（三）市场层面启动的倒逼型开放
市场层面启动的倒逼型开放，即由市场开放起步，进而推动生产过程的开放，逐渐融入全国与全球分工协作生产体系，进而通过区外与海外资本的引进嫁接改造企业股权体系和治理结构，完成要素投入的开放。浙江这种由市场层面启动的开放与广东等地的“顺推型”开放（由企业要素投入的开放推动生产过程的开放进而市场的开放，是顺价值流向而实施的开放）相反，是逆价值流向的开放。同时，它也不同于苏南等地的“扩散型”开放（由分工层面启动的国际化，即由生产过程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施开放开始，进而推动市场的国际化，并“倒逼”企业投入要素的开放，它是由价值链中间开始开放，向两端延伸的开放过程），又被称为“倒逼型”开放。这一开放的过程始于浙江民营经济区际贸易与海外贸易的展开。通过贸易逐渐加入全国与全球分工协作体系。企业生产体系的开放进而带动企业家的成长和企业治理结构的变革，通过与外部下游企业的合资合作达到生产体系、治理结构和投融资过程的全面改造，从而形成开放型经济（见表1-6）。
表1-6 三类开放路径比较
（四）投资与商品、劳动力流动的相互替代性
国际经济理论揭示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互替代性。浙江的区际开放进程表明，区际投资与区际贸易具有一定的替代性。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浙商对外投资的兴起，区际贸易在总量上虽然保持增长，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这主要在于资金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商品（包含着各种要素资源）流动。随着未来区际投资的迅速增长，浙江的资源密集型传统产业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大量向省外转移，依靠从省外大量输入制造业加工原料的现象将部分被区际投资替代，浙江向省外输出商品也将部分被当地投资生产当地销售产品所替代。但由于经济总量的增长，以及区际投资与贸易也具有互补互促的一面，浙江区际贸易在很长时间内仍将保持增长，但在GDP中的比例会有所下降。
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不断外移，省外普通劳动力流入的增长势头会放慢，但对省外专业人才与技术人才的需求会有较快增长，劳动力输入的结构会有较大变化。同时，伴随着浙商在省外投资的增长，浙籍经营者、管理人才流向省外将持续增加。
（五）开放结构的非对称性
1.区际开放具有非对称性与单向性
浙江的区际开放的非对称性表现为：一是区际投资多出少进。到2006年初，浙商对省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达7000亿元左右，而省外来浙直接投资累计只有2000多亿元；近年来，省外对浙直接投资有较快增长，不平衡程度有所降低，但浙江对省外直接投资的项目与金额仍远多于省外来浙投资。二是区际贸易的非对称。90年代中期以前浙江商品输出长期大于输入；但90年代中期以后，浙江从省外输入商品逐步超出浙江向区外输出的商品额，差距呈不断拉大之势。[11]同时，浙江输出产品主要为工业制成品，而区外输入主要为资源型产品。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浙江与省外贸易进一步增强，商品结构也有了较大转变，从省外输入的工业中间品数量有了较大上升，区际贸易的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加剧，浙江区际贸易逆差不断增大。三是劳动力流动的非对称。80年代，几十万浙江人进入全国各地，营生创业，而当时外来人员进入浙江很少。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985～1990年，浙江在外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员63.23万人，而省外进入浙江的仅有33.59万人。1990～1995年，浙江区际人员流动走向平衡。但90年代中期，浙江省外流入人数开始超出流出人数，其后差距越来越大。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浙江流出人口（在当地持续居住半年及以上）比例为2.16%，较1995年上升1.0个百分点。但同期流入人口比例6.05%，较1995年上升5.01个百分点。可见，90年代中期以后，浙江省外人员流入远大于流出。2001～2010年，浙江外来人口增加813.5万人，年均增长12.4%。2011～2015年，省外流入人口逐步回流，浙江外来人口从1182.4万人下降到1174.3万人，减少8.1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14%。[12]2016～2017年外来人口又有所增长。与此同时，浙江到省外人口保持增长。到2017年，浙江流出省外人口超过700万人，流入人口约为1300万人，净流入人口近750万人。[13]
2.国际开放的非对称性
主要表现为：（1）贸易的非对称性。长期以来，浙江的货物与服务出口贸易一直远远高于进口贸易，90年代中期以后，浙江的外贸顺差一直高居全国首位。1998年浙江货物贸易外贸顺差68亿美元；2005年，货物贸易外贸顺差达462亿美元；根据省商务厅统计，2017年浙江省货物与服务出口共计21875亿元，进口总计7392亿元，贸易顺差高达14483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13288亿元）。（2）国际投资的单向性。自1984年浙江开始引进外来投资以来到2005年，浙江累计引进外来直接投资实际投资金额达345亿美元。同期浙江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实际金额仅为9亿美元，两者相差336亿美元，单向性明显。其后随着浙商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吸引外资与对海外投资的单向性有所改观。2017年，浙江外来直接投资实际金额为179亿美元，而浙商对海外直接投资实际金额为96.42亿美元，资本净输入82.5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530多亿元。
（六）开放的总体对称性：区际开放与国际开放的互补
区际开放与国际开放均存在着单向性与非对称性，但综合看，则保持总体的基本平衡。这主要在于浙江的区际开放与国际开放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1.投资的互补
在外资方面，浙江主要以引进为主，2005年对外投资实际金额不足1亿美元，而外来直接投资为49.4亿美元。顺差额达约400亿元。而在区际投资上，2005年，浙商对省外投资超过1000亿元，而外商来浙投资实际金额为339.36亿元。[14]区际投资净输出600多亿元，以输出为主的区际投资与输入为主的外来投资形成互补。其后随着浙商对海外投资的兴起以及省外资本来浙投资的快速增长，区际投资进出的不平衡性和海外投资进出的不平衡性均有所改变。到2017年，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至96.42亿美元，吸引外来直接投资为179亿美元，国际投资净输入额为530多亿元；浙商对省外投资受多种因素限制没有精确统计数据，但保持着巨额净输出，与海外投资形成较大的互补。
2.贸易的互补
90年代中期以后，浙江在贸易上出现了大规模由内向外的转变，在区际商品输出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的同时，货物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而进口贸易则维持在较低水平，浙江在海外贸易中长期保有大量顺差。与此同时，随着10多年来浙江服务出口的调整增长，服务贸易顺差也不断上升。而在区际贸易中，区际输入超出区际输出。浙江从全国各地进口资源产品与中间产品，进行加工后出口海外。可见，浙江的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形成了互补（见图1-2）。2008年以来，浙江进出口贸易增速有所下降，贸易顺差仍保持较快的增长，2017年国际贸易顺差达13288亿元。
图1-2 浙江国际开放与区际开放的互补
3.劳务输出入的互补
改革开放以来，浙商为经营或生活需要到省外常住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浙商对省外投资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浙江人到外地开厂办店办市场，并带动了浙人外出就业。根据原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等非正式统计，到2009年，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40万浙江人在省外创业谋生，有100多万浙江人在海外务工经商。例如，浙江青田县即有20多万人在海外，海外温州人有75万人左右。到2017年，浙江在海外经商务工人数达到150万人左右，在省外常住生活人数超过700万人，其中创业谋生的浙籍人士约有600万人（根据常住人口变动估算），两者合计超过850万人。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浙江经济的发展与创业环境的优化，省外众多的劳动力与创业者进入浙江务工经商，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省常住人口中省外流入人口为1182.40万人，占21.72%。2011～2015年外来常住人口略有减少，其后恢复增长。2017年省外输入劳动力根据常住人口推算在1300万人左右，因而，形成国内大量劳动力输入浙江（2017年省外净流入600万人左右），浙江大量劳动力出国（净流出150万人左右）的互补现象。
4.技术交流合作的互补
随着产业结构的提升与技术研发的增强，浙江企业从海外购买技术专利与诀窍的数量有较快的增长。同时，一般性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区际输出保持较快增长，形成从海外不断引进高新技术，同时向省外输出传统性或一般性技术与工艺的互补特点。
（七）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区际投资与区际贸易的互动
区际投资对市场的拓展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区际投资，可以将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区外，利用当地要素优势，进行资源重组，从而使产业重获竞争优势，浙江从投资接收地输入产品，而浙江本地实现产业升级，向投资地输出新优势产品，投资与贸易产生互补效应，两地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区际投资通过在区外进行市场布局，建立与拓展营销网络，扩大当地市场，增加浙江产品输出；区际投资通过直接或间接带动浙江生产设备、技术、品牌与服务对投资地输出，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区际投资通过产业链进行，有利于两地中上游产品，或半成品、中间品、零部件、原材料、消费品的相互贸易，产生贸易关联效应。如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相继在江苏、新疆、甘肃、四川等地投资兴办了30多个分市场，使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商品输出大增；兰州的温州商贸城，几乎每天要从浙江输进几百吨的货物；海宁几家袜业企业，在新疆昌吉依托于当地自然资源和能源开发项目，投资3亿元人民币建立纺织工业园，带动了浙江袜子中间品的大量输出，并通过新疆加工或贴牌出口。[15]
2.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互动
浙江外来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其海外企业的生产配套，原有的国际市场营销网络，实行“大进大出”，促进了投资接收地进出口贸易的发展。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外来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三资企业”在浙江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1995年，外商投资企业在浙江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为18%，在进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为16%；2000年，这一比例分别升至27.5%与48.2%；2005年，这一比例分别上升至35.5%与49.4%，三资企业成为浙江最大的出口主体与进口主体。其后，随着民营企业进出口的蓬勃增长，三资企业让位于私营企业，但仍保持着在浙江进出口贸易中位居第二。
同样，浙江对海外投资也促进了浙江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发展。浙江对境外投资主要集中于贸易业，如在俄罗斯、南非、巴西等国投资建立了小商品市场，带动了浙江商品出口。据浙江对外贸易合作厅统计，2003年温州对外投资带动产品出口3.5亿美元，2004年带动出口5.2亿美元。2005年浙江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出口21亿美元。根据浙江省商务厅统计，2009年浙江在境外设立了372个市场营销机构，通过对40家境内重点企业在外设立的124家境外营销网络机构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个境外营销网络机构带动企业出口557万美元。2017年，浙江对外投资带动全省商品出口超过120亿美元。
[1]数字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
[2]本文区际开放指对国内省外（不含港澳台）的开放，国际开放指包含对港澳台在内的对外开放。
[3]数据根据《浙江统计年鉴》（1984、1985年）计算，下同。
[4]蒋巨峰等著《浙江产品市场调查与对策》（内部发行），第1页，1996年9月。
[5]见赵伟等《中国区域经济开放：模式与趋势》第100页，由于这一数据是按照投入产出法测算，因统计数据的遗漏及投入产出法本身的假定性条件问题，这一比例很可能被低估。
[6]根据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计算。
[7]见蒋巨峰等《浙江产品市场调查与对策》，第2页，1996年9月
[8]见赵伟等《中国区域经济开放：模式与趋势》第100页。
[9]根据《浙江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计算。
[10]据2004年浙江省委政研室、省工商局与经济技术协作办的调查数据。
[11]赵伟等：《中国区域经济开放：模式与趋势》，第100页。
[12]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蓝皮书：2017年浙江发展报告（社会卷）》，“浙江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
[13]根据浙江省统计局5%抽样调查数据，2017年底浙江常住人口5657万人、户籍人口4910万人。
[14]包含浙商回乡投资63.43亿元，根据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统计资料。
[15]转引自《浙商投资3亿在疆搞纺织》，浙商网，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