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
（一）框架结构
本研究共包括六章。
绪论部分，作者首先概述了“孕育”本论题的现实背景——阿拉伯之春以来的北非安全困境，并从中提炼出引领全篇的问题，即如何解释视安全为地区各项事务之首的美国、欧盟在多方政策努力下收效甚微甚至作茧自缚。随之借助角色理论分析框架给出了旨在回答上述问题的核心假设，认为综观政策制定、实施环节，角色冲突对美国、欧盟的北非安全政策失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之后全面回顾了有关定义美国、欧盟角色、探寻美国、欧盟地区政策失灵成因以及角色理论应用的多类文献著述，综合考察前人既有成果的同时找到本书论证和寻求突破的起点。为了便于读者把握本书思路，该部分还介绍了研究方法、整体谋篇布局、创新之处与写作难点。
第一章开门见山介绍了北非乱局的基本情况、美欧政策部署与调整以及相伴而生的政策失灵现象，力争向读者清晰呈现出文内集中探讨的现实问题。具体来看，首先通过阐释地区安全颓势的成因与内涵形成对北非安全问题特点的一般性认知。鉴于选取“阿拉伯之春”为本书的研究时段，故而了解五国在地区革命浪潮中的状况与安全局势变化是把握美国、欧盟角色观念、相应政策和扮演的前提。于是乎本书简单梳理了五国政局波动，且特别介绍了三大安全威胁扰动地区局势之态。其次，考察北非局势“今非昔比”后，美国及欧盟的政策设置和相应调整。并由此延展开来，依据政策失灵的相关定义，引用数据和实例证明二者种种有针对性的政策实践未能改善地区状况与自身处境，为顺利开启有关政策失灵成因的剖析做好铺垫。
第二章是关于全文理论背景的解释。首先展示角色理论的核心概念与比较优势，其次着眼于贯穿整篇的关键词——“角色冲突”，给出简单界定的同时基于先前学者对角色冲突的研究和分类而加以细化，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包含角色冲突直接产生原因、详细分类到常规结果的完整解释框架。最后将理论和现实情境有机结合，探讨北非安全舞台上，存在互动关系的主要行为体——美国、欧盟与北非五国如何进行角色分配，并对照角色冲突分析框架，逐一剖析各类角色冲突的现实含义与指向。
第三至五章是论证核心假设的主体部分，凸显了“角色理论”分析视角与“角色冲突”对美国、欧盟北非安全政策失灵的独到解释力。第三章运用文本分析法梳理、提炼美国和欧盟决策者的有关言论及影响阿拉伯之春后的处理安全事务态度、方式的重要政策文件，借助纷繁的文本分别勾勒美国、欧盟的总体角色，抽象出二者各自在北非安全环境中试图塑造的角色观念。随后比较它们的角色观念异同，便于理解共享“西方国家”标签的美国、欧盟自我定位一致之处，以及各自遭遇角色冲突后，角色观念中的异质性趋于显著导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走向疏离的风险。
第四章在确定美国、欧盟角色观念和说明二者间协调特别是冲突之处的基础上挖掘实践过程中的“自我”角色冲突对安全政策的负面影响，包括“角色观念与扮演之差”“角色扮演能力不足”“角色内要素冲突”三种。事实上它们在美国、欧盟处理北非安全事务的多个侧面均有体现，不过本研究为了简化论述和清晰起见，将以上冲突分别置于二者推进民主化、打击恐怖主义、缓解难民危机的情境中，给予一一对应式的说明。第一部分介绍了美国的民主推进政策在实践中沦为“非民主”的典型、欧盟输出民主规范时的雄心壮志与现实妥协，由此推导出“角色观念与扮演之差”导致重塑民主-稳定关系的政策难以成功。第二部分分别论述美国、欧盟介入北非反恐时的能力缺陷，进而揭示能力缺失同“愈反愈恐”间的相关性。第三部分专门讨论角色内要素冲突，通过难民危机中成员国各自为政的种种表现凸显要素分歧对整体角色和相应政策的破坏力。
第五章进入“自我”与“他者”角色冲突论述环节。试图站在政策受体角度上，归纳北非五国对美欧角色观念的理解及对其政策和行动的期待所在，体现其与美欧自我认知间的误差对美欧安全政策成效的损害。通常而言，角色的“建构特性”意味着它是在互动过程中创造和维持的。[190]因此美国、欧盟自我塑造角色观念时理应将互动对象——北非五国的外部感知纳入考量，综合自身特性与外部环境需求的角色才能更好地完成扮演。然而现实中，美国、欧盟与北非国家的国际“地位”相差悬殊，造成一方面美国、欧盟选择性无视北非“声音”，另一方面北非五国政治失序中更难清晰、有力传达自身感知。即便如此，就事关民族、国家存续的安全问题，北非五国无论政府抑或民众对美国、欧盟角色均“自有主张”。因此本章需要完成三个任务。一是借助知名民意调查品牌的北非调研成果、学者的访谈记录等，综合引用涉及当地民众对美国、欧盟角色感知的数据、论断，呈现出美国、欧盟在北非的不得人心。二是依据北非国家政府对美国、欧盟举措的主动表态或回应性言论，总结其在民主化、反恐、难民问题上的需求和期待，展现二者角色扮演与北非期待间的分道扬镳。鉴于关注互动行为体间自我认知与他者感知差异是角色理论的独到之处，故而本章第三个任务是在分析事实基础上总结此类冲突对美国、欧盟安全政策的“双刃剑”作用，论述其负面影响、启迪意义及其理论价值。
第六章从个案层面考察美国、欧盟在埃及、利比亚革命后的所作所为，验证了利用角色冲突解释安全政策失灵的可行性。埃及危机与利比亚内战均为阿拉伯之春以来二者介入地区变革却无力挽救安全颓势的典型事例，纵然事态有别，前者在第一轮革命爆发后如期进行民选、修宪，一度被视为走向民主化的积极案例，而后者经历短暂街头抗议后迅速陷入政府军与反对派的内战，即便卡扎菲倒台，先前团结一致的反对派继而四分五裂、兵戎相见，安全局势毫无改善。同时美国、欧盟介入态度和手段也不尽相同。但深藏于差异背后的是一条极为相似的脉络，即它们延续了在北非安全事务中的一般角色，于北非总体安全政策基础上制定了自认为有助于缓解利比亚、埃及安全局势的政策，然而制定-实施过程中始终未能规避角色冲突的不良影响。
最后是结论。一方面重申了角色冲突的产生背景，即孕育美国、欧盟角色的北非安全局势特点、二者安全政策绵密部署及其角色观念的“复合型”特征。另一方面结合“北非语境”再度梳理角色冲突与政策失灵的相关性，进而就角色冲突持续破坏美国、欧盟政策有效性所造成的长远后果进行展望。依照书中提供的分析框架，若角色冲突长期无法获得美国、欧盟重视，便很难从根本上“治愈”政策失灵。此趋势定将诱发角色改变，纵然目前来看，美国、欧盟尚处于维持原有外交政策目标、仅对实施手段和战略进行“微调”的“角色调试”阶段，但该过程中的角色扮演失常不仅给竞争力强劲的中、俄增强在北非的影响力、削弱美国、欧盟既有领导力创造机遇，同时还会因二者难以迎合彼此角色期待及认知而在北非安全事务中形成竞争大于合作的新态势，支撑欧盟-地中海地区安全复合体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摇摇欲坠，长远看来不利于该地区快速恢复安全和稳定。此外，本着提出问题、论证问题、尝试破解问题的写作思路，结论部分依据角色理论逻辑框架就美国、欧盟缓解在北非安全事务中的角色冲突进行了前瞻性思考。
（二）主要观点
本书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尽管侧重点不同，美国向来重视中东而将北非作为中东政策的附属品，欧盟却因殖民时期情感和交往纽带格外关注北非安全和稳定。但它们在北非的安全政策却是有章可循、实施手段多元，不仅兼具“区域特性”与“双边特性”，且普遍触及宏观安全政策部署和对具体危机事态的反馈，不应作为地区政策研究的“盲点”而长期隐匿在中东热点的“帷幔之下”。特别是当阿拉伯之春的火种由此燎原且多个国家“江山易主”后，美国、欧盟对北非的安全政策尤为值得关注和梳理。
第二，随着国际局势复杂程度增加，全球化趋势与内部危机同时作用于美国、欧盟。为了维持世界及地区领导力，继续掌握战略主动权，二者均在原有角色设定基础上，依据现实变化，特别是北非地区安全危局的需要重释了自身角色，以达到获得道义合法性及确保现实利益的双重目标。尽管总体来看它们在北非安全事务中的角色“继承性”大于“颠覆性”，但其自我角色判定和相应政策、手段调整仍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鉴于“角色”本质上只是影响国际行为体对外行为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能够体现和预测行为体对外行为的“干预变量”。[191]依照逻辑学对因果关系的分类，角色冲突是政策失灵的“部分原因”，存在角色冲突未必一定产生政策失灵之结果，同时政策失灵可由多种因素导致，未必根源于角色冲突，然而角色冲突的存在毫无疑问直接促成角色失灵。[192]因此本书倾向于认为角色冲突为解释美国、欧盟政策缘何难以顺利运转和达成既定目标提供了一个值得拓展与深入思考的分析路径。而因循角色冲突分析路径解释政策失灵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考察外交决策“程序理性”的新视角。
（三）创新之处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进一步细化了“角色冲突”的分类，为政策失灵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研究试图深度挖掘角色冲突与政策失灵之间的相关性，依托前人既有成果，一方面延续了角色冲突的“自我”与“他者”分野，并根据导致角色冲突的三大诱因——定位模糊、难以匹配、能力不足再做细化，力求翔实、全面地列举角色互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冲突；另一方面尝试在把握美国、欧盟角色观念的基础上，借助新分类，考察二者在北非安全事务中所遭遇的种种角色冲突，最终从这个角度解释安全政策失灵原因。此举目的有三：第一，在角色研究集中于确定角色观念和发挥其解释、预测功能的大趋势下，探索角色冲突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第二，利用美国、欧盟的切实遭遇证明各类角色冲突对政策实施效果的负面影响，进而凸显“角色冲突”概念之于“行为体对外政策失灵现象”的普遍解释力；第三，试图激活角色冲突分类所具备的“排查表”功能，为国际行为体“自我检视”对外行为是否得当提供依据。
其二，丰富了角色理论的解释空间和应用范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效仿毛尔（Hanns W.Maull）在《霸权重构：美国的角色观念及在核心盟友中的领导权》一文中用来确定美国国家角色观念的方法，即在确定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基本角色定位与行事风格的基础上收集决策者有关美国如何自处、如何应对特定局面的言论并加以分类，从中归纳出美国的角色观念及其构成要素。相较于霍尔斯蒂、查菲茨等人将角色观念硬性划分为“反帝国主义国家”“孤立者”“忠实盟友”“发展中国家援助者”等类型而言，效仿毛尔的做法一则有助于突破“冷战”期间学者对角色类型的固化认知，灵活把握行为体的角色观念，有效增进角色理论的解释空间；二则贴合美国、欧盟实际情况并紧扣二者在北非乱局中的调整，凸显角色观念的专属性与情境感。
（2）借助角色理论展开分析的现有研究成果中，对国家的考察远多于国际组织。此现象不仅折射出国际关系学科“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特点，同时也表明运用角色理论解释国际组织行为存在一定难度，不仅需要关注组织层面的角色定位及其在国际体系和区域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还应考量角色内自成一体的成员国所具有的内部团结或各自为政倾向，唯有将二者有机整合，才可对角色观念内涵、角色扮演情况给予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估。本书结合阿拉伯之春以来的北非安全情势，对欧盟的角色观念同安全政策、角色扮演与政策落实进行对照性分析，在此过程中特别阐释了成员国分歧这一常见于各类国际组织的角色冲突类型。这种分析模式无疑再度证实了用角色理论解释国际组织行为的可行性，同时也丰富了组织方面的研究成果。
（3）鉴于欧盟-地中海地区业已浮现的超级安全复合体架构与美国、欧盟间存在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以及二者的北非安全政策成效不佳、阿拉伯之春以来有所调整和遭遇相似角色冲突等共性，本书试图把美国、欧盟同时作为北非地区重要外部干预主体的身份牵引至角色理论的使用中，给它们冠以“主角身份”并与“配角”北非五国展开互动。此举一来源于既有认知，凸显“西方国家”这一整体对北非国家安全事务施加的作用力。二来有助于观察美国、欧盟异同。在阿拉伯之春所提供的相似安全情境中，集中把握不同角色观念引导的美国、欧盟如何陷入相似角色冲突并面临安全政策失灵的尴尬局面。三来利用角色冲突概念和思维框架分别论证美国、欧盟政策失灵等于在研究过程中自我检验了该框架的有效性，确保理论逻辑的自洽。
其三，突破评述美国、欧盟政策效用时惯常出现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在政策实施主体和受体的互动中综合考察二者政策失灵的原因。通过回顾既往文献可知，它们往往把政策实施主体从与受体的互动关系中单独提取出来，一则仅将美国、欧盟官方文件、会议纪要、行动方案以及政学两界由此开展的讨论、分析和评述作为解释政策和效果评估的起点及依据；二则选择性忽视北非国家的接受情况，仅从美欧内外环境、政策本身是否逻辑自洽、政策实施过程是否顺利、政策效果在现实和数据中是否显而易见等标准出发评估成效。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考路径纵然看似仍可推出“美国、欧盟的北非安全政策失灵”这一结论，但若由此继续解释政策失灵的原因，就会陷入“忽视北非五国认知和期待”的误区。依据卢卡雷利的观点，引入外部感知分析美国、欧盟的北非安全政策失灵原因既是发挥角色理论特色的需要，也可通过“他者视角”达到如下目标：（1）挑战美国、欧盟的自我表现和诸多学者对其角色的经验主义评述；（2）潜移默化影响行为体现有角色塑造；（3）拓展了理解和评价政策成效的视角；（4）提出缓解政策失灵的前提条件；（5）改变当下对外研究中不自觉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193]
诚然本书力求推陈出新，但通篇论证中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写作过程中倾向于仅关注美国、欧盟及作为二者政策受体和密切互动对象的北非五国。这种设计显然考虑到简化论证、明晰观点、提高可操作性与文章可读性的需要，却未能严格还原欧盟-地中海区域实则复杂的多重行为体互动原貌。事实上，阿拉伯之春前后北非安全领域俨然呈现出“多层治理模式”雏形。其一，除美国、欧盟外，中、俄等新兴大国力争提升在北非地区的影响力，与美国、欧盟的龃龉、摩擦不可避免。其二，非国家行为体方面，北约以“责任共担”（Burden-sharing）为口号在安全、政治、军事领域与该区域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平台，如“地中海对话”（Mediterranean Dialogue）等。另外，阿拉伯联盟、马格里布国家联盟纵使相对松散，且并非专注于安全领域，但部分政治、经济合作倡议也会对美国、欧盟介入地区安全局势产生潜在影响。其三，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在该区域的活动亦为深入而持久的，不仅具有授权国际社会实施干预的能力，还能广泛调配各界资源帮助动荡地区重建和平。例如，阿拉伯之春后为防止难民潮导致的次生性安全隐患扩散，联合国难民署及其高级代表牵头协助欧盟，防止局面进一步恶化。[194]其四，革命之后部分北非国家政府缺位、国家权力真空现象严重，一些地方武装组织在同政府军的合作与对抗过程中掌握了对费赞、的黎波里等大城市及一些偏远地区的控制权，亦成为参与多层治理的主体之一。[195]如此复杂的安全治理环境中，与美国、欧盟在角色观念和认知方面产生冲突的“他者”远不止北非五国。以上简化处理方法有可能削弱本书论证的说服力，甚至所列出的角色冲突对美国、欧盟政策失灵的解释力。不过所幸的是，本书旨在论证角色冲突与政策失灵间的部分因果而非完整因果关系，换言之即便影响论证充分性但无损于全文观点、结论的可信性。
其次，角色理论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给本研究留下“灰色地带”。坎贝尔曾高屋建瓴地指出，社会科学内多个学科对角色与角色理论的定义和使用难以统一，导致其在介入对外政策分析时也存在含义不清、莫衷一是的问题。[196]确切地说，借助角色理论进行对外政策分析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即该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后并没有形成较为完整、周密的理论体系，诸多学者相信一系列支离破碎、缺乏有机关联的命题无法赋予其“理论范式”的地位，最多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已。[197]故而以此为理论框架的国际关系研究大多只能做到借用其中一个或多个相关概念及松散命题解释外交决策现象。回到本研究，受到理论天然缺陷的影响，无法全面借助完整的理论逻辑假设，只能通过挖掘前人少量有关“角色冲突”的解释和应用，在此基础上稍作拓展，进而作为全文的解释框架，单薄失当之处在所难免。
最后，经过多年积淀，角色理论业已成为对外政策分析领域一个相对成熟的方法分支，讨论美国、欧盟等关键国际行为体角色定位的著述亦不在少数，不过以角色冲突为切入点的作品屈指可数。由此本书可资借鉴的经验十分有限，大大提升了写作难度。与此同时，文章涉及美国与欧盟两大行为体，尽管为避免论证落入“大而空”的陷阱，设计之初，本书尽可添加了限制条件，将分析时段放在阿拉伯之春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之后，安全政策考察范畴亦局限于北非五国，论证要点置于角色冲突而非更为广阔的美国、欧盟角色比较层面，但仍面临梳理文献量大，对美国、欧盟任一角色的把握失之浅表的风险，成为撰写文章过程中主要的难点和障碍。
总而言之，囿于角色理论发展进程和天然特性，加之写作要点、篇幅所限，行文中上述局限性导致的“瑕疵”在所难免。对此，笔者在竭力挖掘创新点的同时尽可能规避不足，无论如何，本书的研究视角应该是探索政策失灵现象的一种具有开拓性的、积极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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