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安全对话”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Jesse Barker Gale^[1]

原文标题：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文章框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区域海上议程，鼓励东南亚国家帮助中国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补充与中亚合作伙伴共同建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在纳伦德拉·莫迪的领导下，印度承诺要增强其与美国的安全关系；日本与印度发起“亚非增长走廊”，旨在促进非洲和亚洲之间的发展和互联互通，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中方欢迎澳大利亚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最初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由美国主导的应对中国在该地区实现经济目标的框架，从而限制中国经济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吸引力；2017年11月12日召开的第一次四边会议讨论了7个核心主题。

观点摘要：

1.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区域海上议程，鼓励东南亚国家帮助中国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补充与中亚合作伙伴共同建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在2017年11月于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亚峰会期间，来自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官员举行会议，重新建立并重新定义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这些国家最初作为“核心组”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灾难后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当时，在新当选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指示外交部部长斯蒂芬·史密斯退出刚刚开始的对话之前，他们在2007年的“四方安全对话”上进行了一次正式会晤。随后，澳大利亚政府试图与印度建立战略互信，并修复澳大利亚与印度之间的安全关系，但这些努力都遭到拒绝。“四方安全对话”在10年后的重启表明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原四方集团成员在亚洲政策的变化。于2007年（任期仅一年的时间）突然辞职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一贯支持“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构想）从2012年开始已成功重返政坛，并成为该地区的关键领导人物。奥巴马政府曾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而且特朗普政府正式将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2.在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领导下，印度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而且在其继任者纳伦德拉·莫迪的领导下，印度承诺要增强其与美国的安全关系。此外，发布于2015年5月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将逐渐把重点从“近海海域防御”转向“近海海域防御”与“公海保护”的结合，这要求加强兵力投放能力，增加在印度洋的巡逻行动。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样，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相关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包括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吉布提等国。

3.日本与印度发起“亚非增长走廊”，旨在促进非洲和亚洲之间的发展和互联互通，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确，在2016年于肯尼亚举行的日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安倍晋三首相称：“日本有责任促进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融合，把亚洲和非洲变成一个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地方，不受武力或胁迫的影响，使其繁荣昌盛。”2016年内罗毕会议是第一次在日本以外的地方举行的会议。肯尼亚是蒙巴萨港所在地，蒙巴萨港是肯尼亚唯一的国际港口，也是东非最大的港口，同时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节点。

4. 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讲话，宣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并宣布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军用飞机今后将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基地轮驻。几年后，习近平主席在澳大利亚出席二十国集团（G20）布里斯班峰会，并最终敲定了中澳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习近平主席表示：大洋洲是古代海洋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中方欢迎澳大利亚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澳大利亚决定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并随后将达尔文港出售给一家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公司。

5.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最初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由美国主导的应对中国在该地区实现经济目标的框架，从而限制中国经济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吸引力。美国还将采取行动，强化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以及特朗普政府宣称的“自由开放”的区域目标。然而，美国退出这一重要、高质量的贸易协定，阻碍了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中国邀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6. 2017年11月12日召开的第一次四边会议讨论了7个核心主题：亚洲基于规则的秩序、海上自由航行和飞越自由、尊重国际法、加强互联互通、海上安全、朝鲜核威胁和防扩散以及恐怖主义。然而，四国关于这次会议的官方数据在特别强调和具体方面有所不同。印度的声明中没有提及航行和飞越自由、尊重国际法或海上安全的问题；日本政府对任何提及“联通性”的声明都表示异议；只有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声明使用了“四边”这一术语。这些遗漏和分歧相对较小，但它们确实强调了安全对话各方之间在面对中国时的战略、威胁感和动态的变化。如果新的“四方安全对话”想要成功，那么就需要谨慎的管理，因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会对被排除在该组织以外而感到不满，除非这一对话被认为服务于更广泛的地区利益。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随着权力转移和区域秩序的日益紧张，“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以及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的利益正在趋同。这一基础结构动力，连同它们共同的价值观和互补的地理条件，为成员建立一项务实、实用的区域合作议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该议程包括经济和外交要素，以及强有力的安全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四方安全对话”可以为一个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做出贡献。

[1]Jesse Barker Gale，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智库），2018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