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亚在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

冷战后的美国可谓坐拥东亚霸权的世界头等强国。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化与自身利益需要，美国逐渐认识到东亚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战略意义，认为随着东亚与西太平洋地区的崛起，东亚之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美国全球战略必须由“重欧轻亚”转为“欧亚并重”。唯有如此，方能促进美国东亚利益的最大化，加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主导地位。

（一）东亚的地理位置及其战略意义

东亚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海运发达，历史悠久、文明独特。东亚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东临浩瀚的太平洋。东亚所占据的关键战略位置和所拥有的丰富战略资源，使其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我们可以从地缘政治大家的经典论述中窥见一二。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认为，欧亚大陆是一个“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3]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则指出处于陆海之间的边缘地带（Rimland）对于掌控世界具有极大的意义：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4]可见，作为陆海接合部，亚太地区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交接处。这一陆海交叉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亚太地区具有殊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世界战略地图中，东亚是世界上战略结构最复杂、安全局势最敏感的板块。该地区人种、民族繁多，语言、宗教各异，各国间历史文化传统各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政治互信水平极其低下。尤其是当今世界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在该地区，使得地区内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更加明显。东亚历来是大国利益交融、力量交汇和矛盾交织的地缘战略交接区，这里集中了世界主要大国——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是四大国互相竞争、互相制衡的角逐场。东亚地区多极化发展迅速，除美、中、日、俄四大国之外，东盟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整体力量异军突起，逐渐成为东亚舞台上新的一极，从而形成东亚五极相互制衡的局面。并且，不少小国希望引入大国势力，依靠大国间的势力平衡来稳定区域内的战略局势。这就为区域外大国插手区域内事务提供了机会。这使得该地区的战略矛盾更为复杂，战略平衡更为微妙，战略稳定更为脆弱。因此，东亚地区各种力量的消长变化殊为重要，必然会牵涉到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美国必会予以高度关注。

（二）东亚—西太平洋的崛起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国际大势下，冷战后的东亚一跃而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发展势头强劲、市场最具活力的地区，与欧洲、北美鼎足而三，稳居全球经济中心三甲之列。更有人断言，21世纪将是“亚太世纪”。这一地区对美国全球利益的重要性也随之显著增强。

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韩国）和“亚洲三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成为助推东亚—西太平洋崛起的三波浪潮。以东盟、“10+3”（东盟+中、日、韩）、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APEC）为标志的东亚合作，在金融、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亚洲内部贸易和投资的增速快于跨太平洋贸易，地区内经济相互依赖的水平正在增长，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东亚各国之间的联系更趋密切。这一日益加快的亚洲化进程，推动“亚洲意识”、东亚联合自强意识以及独立自主的东方价值观不断强化，使得亚太国家的集体认同逐渐增强。可见，亚太的崛起是一种整体性现象。随着东亚整体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升高，东亚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权力重心和战略轴心，其地缘战略价值也不断提升。事实已经证明并正在表明，亚太时代正在到来。

（三）东亚之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由“重欧轻亚”转向“欧亚并重”

冷战后，美国以其无与伦比的强大国力称雄世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其国家利益的内涵已远远越出本土而囊括四海。因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是多元的^[5]，但在不同时期因地区形势的重大变化和美国对某个地区的挑战性质与威胁程度的判断而各有侧重，故此，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是动态的。

二战之前，美国全球战略一直以欧洲为重点，“欧洲中心”赫然入目，奉行“先欧后亚”战略。及至冷战时期，美国战略重心一直是毋庸置疑的“欧洲第一”。这主要是由于其全球战略对手——苏联位居欧洲，美国的防范重点便必然与之相对。但是，随着美国愈来愈深地介入东亚事务，其与东亚地区的各方面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东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冷战结束后，随着亚太地区自身力量的发展，以及出于对欧洲的“非常放心”和对亚太的“极度担心”，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进一步加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也随之向亚太地区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开始“重亚轻欧”，而是在“欧亚并重、兼顾两洋”这一“蝴蝶战略”^[6]的前提下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入。^[7]从冷战后的全球战略态势看，美国全球战略重点东移趋势明显、步伐加快。

军事上，美国在亚太驻有10万军队，虽兵力和欧洲几乎相当，但呈“西强东弱”之势。对此，美国加强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渗透、战略投入力度以及战略布控。这包括：突出武力威慑，航母、战略核潜艇等重型兵器增投亚洲，以大力加强远程投送打击力量，打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heater Missile Defense，TMD）；强化并扩大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与东亚其他国家寻求新的军事合作关系，积极构建多边安全机制；与亚太国家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出现了由双边军事演习向多边军事演习发展的态势。这表明虽然欧洲和亚太地区都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但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讲，可以说亚太地区已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关注点，美国国防战略的重心将继续向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周边地区转移，旨在加大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力度，并确保美国的亚太主导地位。

政治上，美国增强了对亚太国家的外交攻势，高层政要在亚太地区频繁开展外交活动，加强东亚现存的地区组织与多边机制，并企图建立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与协调机制，以保障自由、扩大民主、推进人权。在亚太地区全力推进美式民主的过程中，美国一方面加强了同所谓民主国家的联系，拓展民主力量，张扬民主影响；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共产主义和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传播。为了推进亚太各国的民主化进程，美国在亚太地区培植美式政治制度，支持民主变革力量和自由主义观点在亚太国家的扩散。

经济上，由于亚太地区已成长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国内经济日益受惠于东亚经济增长的拉动。美国越来越重视亚太地区的经济价值，视东亚为美国极其重要的利益攸关区，以至于美国将自身定位为一个亚太大国。美国持续加强与东亚国家的经贸合作，积极参与东亚的经济发展进程，大力推动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继续向亚太国家施压，要求降低关税、消除壁垒，进一步对美国开放市场，建立更加自由开放的贸易体制，扩大贸易投资，减少贸易摩擦，以增加国内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强化和扩大APEC的功能，使之机制化，从而能够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框架。

综上所述，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是以欧洲为战略依托重点，以亚太地区为战略进取重点，逐步使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欧洲和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天平上的战略重要性渐趋平衡，实现由冷战时期的“重欧轻亚”到冷战后的“欧亚并重”的战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