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章晓英
《中国媒体微传播国际影响力年度报告（2018）》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主持编撰。该书分为理论探讨篇、中央媒体篇、地方媒体篇、商业媒体篇、港澳台媒体篇五部分，以中国媒体在海外社交平台的传播实践为视角，全面分析中国媒体国际微传播现状及效果，总结传播经验及问题，探讨国际传播新思路。
本书所指的“微传播”是以Facebook、Twitter、YouTube、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或社交媒体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方式。“社交媒体”一词来自英文“social media”，强调在Web 2.0的理念和技术的基础上用户可以创建交互内容的互联网媒体。“Social”指“relating to activities that involve being with other people”[1]（社交活动的，交际的），故“social media”译为“社交媒体”。
本书选择了15家中国对外传播媒体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它们是9家中央级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CGTN、《环球时报》、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网《中国三分钟》；2家地方媒体：澎湃“第六声”、《上海日报》；3家民营媒体：今日头条、蓝海电视台及其蓝海云、四达时代集团；1家台湾地区媒体：“中央通讯社”。
社交媒体时代，中国媒体顺应传播技术发展趋势，创新传播模式，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探索融通中外的国际话语体系。但是，中国媒体国际微传播也面临新挑战，亟须构建一支既懂海外社交媒体传播规律又熟悉外国语言和文化的多语种、复合型、专业化运营团队；亟须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无人机等技术驱动创新，实现信息传递的智能化与精准化；亟须注重“软性”传播策略，及时关注用户反馈，调整社交平台内容生产策略，提高传播内容质量；亟须从经验探讨层面走向新时代国际微传播的理论探索和体系建构。
基于上述背景，本书全面分析15家中国媒体机构2017年国际微传播现状，并提出三点思考。
1.对国际传播现象的再认识
在传播结构认识史上，传播模式研究经历了三次飞跃，从单向传播的线性模式研究到控制论模式研究，再到社会系统模式研究。前两种模式研究侧重解决内部要素问题，社会系统传播模式则侧重解决外部条件问题。社会系统传播模式将传播系统放在更大的社会系统中考察，不但重视传播者与受传者个体的内在活动，即人内传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人际传播，也重视社会传播，即传播与社会系统的关系，尤其是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大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社会系统传播模式认为，传播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是维系社会各子系统运行的纽带和基本条件。
社交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信息传播生态，开辟了社会系统传播模式。社交媒体时代，国际传播需要多元智能与多元融合思维，全面关注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社会传播，重视内容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创新。
国际传播需要不断探索传播新方式和新思维。Twitter很重要，Facebook很重要，但它们都是新媒体阵营中的匆匆过客。有预言家曾说，2022年博客彻底消失，2049年谷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媒体形态和新的信息传播方式。[2]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趋势。
2.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体系建设
贾文山教授曾说：“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仍然以国内新闻传播为主，没有形成深入、全面和系统的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体系。”[3]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新时代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体系建设迫在眉睫。
在人才培育方面，如何健全外语人才储备机制，如何完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育计划，如何建立国际新闻传播教师专业考核及调配机制，如何编写基于中国实践的国际新闻传播教材，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在学术研究方面，如何让学术研究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如何将中西方传播理论融合并转化为指导传播实践的精髓要义，成为更好地推动中国对外传播实践的重要基础，为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传播学理论贡献中国知识和智慧。
3.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
中西方文化有共通之处，也存在根本差异。中西文化纱幕导致的隔膜由来已久。而文化深深根植于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不会轻易地被高科技引发的便利交通和传播手段所改变。
哲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对中西思想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认为“西方思想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一多二元’，而中国思想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一多不分’”。[4]“一多二元”中的“一”是决定宇宙秩序的唯一本源，就像上帝，“多”是上帝创造的万物，由一切独立的个体组成；“一”与“多”之间是一种对立关系。而“一多不分”中的“一”是浑然的“一体”，自然宇宙、社会万物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系相通，所有人及事件都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都是不分彼此的关系。
安乐哲指出，早期欧洲传教士把中国思想文化介绍给西方，将中国思想传统融入欧洲宗教体系中，以使中国人成为上帝的臣民。比如，他们把“天”译成“heaven”（上帝所在的天堂），“道”译为“the way”（上帝之路），“理”译为“principle”（上帝的逻辑原则）等。安乐哲说：“结果，中国思想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被解读，但是始终低西方思想一筹。中国在西方的东方主义视野中，代表着暴君政治、神秘落后、愚昧原始、停滞不前。”[5]安乐哲改变了400多年来几代传教士对中华文化的误读和误导。
西方人的意识指向是先有个体，后有群体，而中国人的意识指向是先有群体，后有个体。但是，长期以来，近现代的西方文化话语被用来讲述中国故事，中华文化自身的话语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时反而被丢掉了。
因此，如何讲述“一多不分”的中国故事？如何讲述“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不是截然对立关系的全球故事？这既是当前国际传播面临的机遇，也是当今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同时，讲好全球故事，国际微传播方兴未艾，国际传播教育任重道远。
[1]《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MacMill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for Advanced Learners），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第1987页。
[2]王冲：《第五次变革：第四权力的中美较量》，东方出版社，2015。
[3]段丹洁：《重视话语建构 追求落地效果——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10日第1182期。
[4]卞俊峰：《豁然：一多不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第20页。
[5]卞俊峰：《豁然：一多不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第2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