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水暖:萧山改革开放40年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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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萧山行政区划的改革与变迁

采访者:2001年2月2日,国务院国函〔2001〕13号文件批复,同意撤销县级萧山市,设立杭州市萧山区。同年3月25日撤销萧山市,始称杭州市萧山区。能否谈谈萧山区设立的背景。行政区划的调整给杭州的发展以及萧山自身发展带来了哪些机遇?为萧山和杭州两地经济发展创造了哪些条件?

沈奔新:撤市设区这个事情其实不太好讲,1988年萧山撤县设市,萧山的干部群众都是兴高采烈的。萧山曾经属于绍兴、宁波管辖,20世纪50年代末,划归到杭州以后,行政区划有几次大的变动[4]。比如说现在的滨江区,共三个乡镇都是从萧山划出去的,这个变动还是比较大的。从萧山县升级到萧山市,当时的干部群众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的,我们还在萧山电影院开了大会[5]。2001年撤市设区的时候,干部群众当中不少人是有抵触情绪的。

采访者:为什么会有抵触情绪呢?

沈奔新:那是肯定的嘛!因为区的行政权力、属性和单独的市是不一样的。现在萧山区属于杭州市管辖,萧山以前作为萧山县(市)的时候是省管县,那个时候工作的独立性比较强。一般来说,撤市设区以后,区的权限就会小很多。像杭州市老城区现在还叫作主城区,我们也是城区,像余杭、富阳这些都是属于区,都是撤市设区的地方。但是现在有个提法,就是说原来萧山、余杭、富阳划区的时候,政府出台政策是不包括萧山、余杭和富阳的。杭州市之前有五个区,后来增加了我们萧山划出的滨江区,六个设区比较早的,应该是不包括三个设区比较晚的。这个区和区之间的政策也有区别,待遇也不一样。

采访者:是杭州市决策的还是省委决策的?

沈奔新:是省委决策。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当副书记。那时候是2000年11月,我带了一批人在陕西西安旁边的一个杨凌高科技农业开发区进行考察。考察队伍里面有部分局长,还有一批乡镇的党委书记。为什么当时要到西安那么远的地方去考察呢?因为当时我分管意识形态、农业农村、信访等工作,当时西安有杨凌高科技农业开发区,在全国都是先进的。考察期间,有一次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当时的市委书记打电话向我征求撤市设区的意见,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没参与这件事情的商议和决策。

采访者:就是说您之前都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吗?

沈奔新:之前只是听说,但是没征求过我们什么意见。市委书记肯定清楚,但他这一年基本上是在中央党校学习。从1999年的下半年到2000年,他基本上是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他打电话给我,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说:“你看这个事情怎么样?”他是在电话里征求我们的意见,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紧迫,马上要决定,不可能回来再问。

采访者:当时是给您多长时间考虑这个事情?

沈奔新:他打电话过来征求意见,不容思考太久,马上就要给出回复的。这个事情我其实是不太能接受的,因为我们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但是如果是上级党委决定的事情,我们只能绝对服从。如果要征求我的意见,我是不赞同的。我觉得萧山还是作为一个市比较好,假如作为杭州市下面的一个区,我心里不太好接受。我当时的态度是什么呢?那就是服从。我不是讲牺牲,是服从,服从杭州市委、浙江省委的决定。我们区的其他班子的领导,还有不少人都在这边考察。市委书记打电话过来,征求了我的意见以后,叫我把电话给其他领导干部,这样一个个征求意见。四套班子里面去考察的领导干部都是通过电话的形式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时,没有出现强烈反对的人,但表示不赞成的人很多,但最后也都表示服从。这是2000年的11月发生的事情。

采访者:您刚才也提到撤市设区、精简机构面临着有些老干部心理上难以接受的问题,这个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后来在撤市设区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是怎么得到解决的呢?

沈奔新:当时有老干部反对,有一些干部不太能接受,但是萧山的干部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对领导、对党委政府的决定,强烈反对的几乎没有,服从意识很强。但是有意见还是要说的,非常激烈的行动,如信访、上访,这种行为很少。我们考察回来以后,马上就要春节了,到3月25日正式撤市设区,也就两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两个月里还要准备两会,所以大部分的精力不在撤市设区这个事情上,一个是忙工作的事情,一个是要开会,主要是开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等。我们都在集中精力考虑这些事情,又要过春节。这些事情忙完了以后,就到3月了。3月2日政协会议闭幕,紧接着就是人大会议闭幕。

采访者:当时政协会议有没有讨论这个议题?

沈奔新:没有讨论。这个是不需要讨论的,最多听听民意,而且这个事情也是悄悄地进行,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当然,撤市设区的不光光是萧山,余杭也同时撤市设区。杭州做出承诺,在萧山开了个干部大会,当时杭州市委书记亲自来动员。尽管撤萧山市改设萧山区,但是承诺“三个不变”,这“三个不变”对稳定萧山干部群众的思想,顺利地做好撤市设区的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采访者:是哪“三个不变”,具体内容是什么?

沈奔新:“三个不变”的第一个是行政区划不变,我们以前是1 420平方千米,那么撤市设区之后萧山区还是1 420平方千米。当时没有讲多久不变,是10年不变还是20年不变,这个也不好讲,他也不可能一辈子在那个位置,对不对?但是他当时是代表杭州市委做出的这样的承诺。第二个是经济权限不变,县市一级的权限不变,如规划问题,杭州老城区的上城区、西湖区,在哪个街道或者哪条马路旁边建造一个公共厕所,需要杭州市批准,它自己的区没有这个权限,但我们萧山区就有这个权限。第三个是财政体制不变,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杭州现在老城区的几个区,和我们还是有区别的,我们所有的行政机关设置都比较齐全,财政体制不变,有财政支持,我们有些事情就可以自己去做。所以这“三个不变”,当时确实是在撤市设区的过程当中稳定了萧山领导班子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情绪,所以撤市设区还是比较平稳的。

2001年3月25日,在萧山、余杭举行撤市设区的挂牌仪式。这时候杭州市四套领导班子的主要领导都来了。我记得当时我和杭州市政协主席虞荣仁一起揭的萧山区政协的牌子,他原来也是我们萧山的老县长、老书记。3月26日我就到政协上班了,当时书记说:“你不能走,你60%的精力要在区委工作。”我当时已经是政协主席了,我自然要到政协那边去办公。实际上杭州市委文件老早就到了,只是他封锁了消息,没有给我看。到政协去工作也是在我自己的要求下,组织决定的。因为当时除了市长比我大四岁以外,萧山市委市政府的班子成员当中我的年纪最大。政协主席比我大十岁,他快要退下来了,我就要求到政协去工作,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提出的个人要求。

采访者:在您看来,萧山行政区撤市设区之后,它给整个杭州的发展与萧山自身的发展有没有带来一些机遇和挑战呢?

沈奔新:撤市设区的相关过程我就讲到这里,至于你问到的机遇和挑战,我觉得好多话并不好说,我们不能随便下结论。至于你说萧山后来发展得怎么样好,我认为发展的功劳也不能完全算在撤市设区上,因为事实就是它当时已经在发展了。如果不撤市设区会不会可能更快更好?这个也是说不准的。你不能把后面所有的成绩、现在的成绩都算到撤市设区上,我认为没有关系或者关系很小。无非是撤市设区以后融入大杭州,杭州作为大都市的观念要强一点。现在同城同待遇了,这是设区以后的一些政策。撤市设区是上级党委所做出的决策,我们既要拥护又要服从,就是这么个事情。撤市设区的过程,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采访者:2001年6月29日,杭州市萧山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查了区人民政府提交的《关于萧山区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方案》[6]。会议决定通过这个方案,并由区人民政府按法定程序上报审批。这次行政区划调整的背景是什么呢?这次行政区划改革对萧山后来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沈奔新:乡镇为什么要合并?那是因为原来我们萧山的乡镇是比较多的。像东阳、义乌,它们只有十来个乡镇,每个乡镇面积都比较大,这样视野也比较大。义乌拥有地市级经济权限的待遇,因为义乌毕竟不一样,好多红头的文件它都有,好多权限它也有,也算是特殊对待了。东阳我们也都去考察过,还有像江阴、昆山等地方,它们下面只有十一二个乡镇。他们乡镇的规模都比较大,具有规模效应,发展空间也比较大。我们现在乡镇的数量是二十几个,当时乡镇的具体数字是多少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当时的方案是我们政协提出的,我当时就认为我们的乡镇数量过多,发展空间受到制约,因为我们考察之后发现,经济发达地区乡镇的数量一般比较少。像东阳、义乌这些地方,县市这一级面积比我们大,或者差不多,但是乡镇的数量比我们少。为什么少一些好呢?第一,可以精简干部,减少领导班子;第二,可以扩大乡镇的发展空间。

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小镇了,如智能小镇、金融小镇、旅游小镇、梦想小镇等,我们现在也在建。那时候建的是工业园区,当时江阴的做法是,每个镇街都有工业园区。我们到江阴去考察,回来以后觉得不错,所以每个乡镇都要建工业园区。但有的乡镇并没有地方建设工业园区,就在之前的基础上,在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围上一块,那么这一块就是扩大后的园区。拆迁一部分,建设一部分,就变成工业园区了。不过现在不提倡这种做法了,现在提倡的都是创新的、高科技的、智能化的。现在都在搞小镇,如机器人小镇之类的。总体来说,因为萧山当时乡镇很多,发展空间有限,所以我们政协提出来要合并乡镇,后来我们的意见被采纳了。

我们政协提出的方案被王建满书记采纳后,区委基本上按照我们提的这个方案来实施。包括哪些乡镇并,哪些撤,取什么名字,我都亲自负责。义蓬区在1992年就撤掉了,在义蓬设区的时候,下面有义盛镇、头蓬镇、靖江镇等16个乡镇。当年合并的时候,有一个人大代表,他也是企业家,跑到我这里来提出建议,他说:“靖江镇不能并给义盛镇,义盛镇最好和头蓬镇并起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最后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需要给它定一个名字,就叫义蓬镇。为什么叫义蓬镇呢?首先,原来是有义蓬区的,那么“义蓬”两个字就给它恢复了;其次,义盛镇的义,头蓬镇的蓬,两个镇各取一个字,这样做大家都没意见。当时还有一个石岩乡,考虑是要并给闻堰镇还是并给城南乡?如果和闻堰镇并,就是往钱塘江边上去的,离我们城区越来越远,我们萧山人讲这种做法就是“反脚路”了。那么如果你石岩乡和城南乡并,就是往城区靠近了。老百姓也是讲走向的嘛,你往那边并叫“反脚路”,往这边并就是“顺脚路”,不一样的。

采访者:资料显示,在之前萧山全区31个乡镇,后来调整为22个乡镇,4个街道,是吧?

沈奔新:是的,有4个街道。城厢镇变成了城厢街道,然后就有了城厢街道、蜀山街道、新塘街道、北干街道[7]。我当时就经常说:“我到人大以后,在北干街道上班,户籍在城厢街道,住在新塘街道,因为堵车也经常走蜀山街道,所以说,这四个街道我都经常去。”后来调整之后,31个乡镇变成了22个镇、4个街道。

采访者:据了解,您在2005年提议,建议并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建议?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呢?

沈奔新:关于并村,是在2005年。在提议之前,我们到各地都去考察过。像义乌、东阳、张家港,包括苏南地区的江阴、常熟、昆山之类的我们去的比较多。他们乡镇和行政村的数量比我们少,乡镇和村也比都较大,资源优势和规模优势也比较突出。那么萧山当时是什么情况呢,萧山当时有700多个村。我们乡镇呢,也是撤并过好几次,最大的一次撤并是在1992年4月,那时候叫撤区、扩镇、并乡[8]。我们原来的萧山市下面有区、区委、区公所,如我刚才讲的瓜沥,瓜沥不仅是镇,还有区,像瓜沥区、义蓬区、临浦区、城南区、城北区、戴村区等。区公所是区人民政府派出机构,它不是一级政府机构,区委、区公所下面才是镇和乡。乡镇数量也是比较多的,在1992年4月的时候,把当时的区全部撤掉了,还撤并了一些乡镇。

我们萧山茶文化研究会的一个秘书长,他原来是临浦区的区长。当时把所有的区委、区公所全部撤掉,他所在的临浦区在1992年撤掉以后,他当选了第一任临浦镇党委书记。临浦镇老早就有了,但是现在他是撤掉临浦区之后的第一任党委书记。他们的书记在撤区之后就到萧山经济发展局了,后来当了公安局局长、常务副市长。当时村的数量有700多个,应该说是比较多了。特别是我们有些经济发达的村,因为面积小,如果要拓展发展空间,就有一定的局限性,会受到阻碍。一些贫困村呢,也有领导班子的问题、发展理念的问题等,优势很少或者没有,所以一直处于经济薄弱的状况中,属于欠发达的村子。如果一个发达村和一个经济薄弱村并起来,就等于把这个发达村的土地面积扩大了,资源也丰富起来了;贫困村、经济薄弱村呢,它可以依托经济发达村慢慢发展起来。

当时我们政协成立了一个关于并村的课题组。然后提出了关于行政村并村的建议,区委区政府也采纳了。有关撤并的事情,行政体制改革的事情,我在政协的时候提过好多次。

采访者:那当时您提出这个并村建议的时候是否有一些反对的意见?比如说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阻力,又是怎么克服的?

沈奔新:这个阻力是有的。政协和政府不一样,政协的事情就是建言献策,至于如何去做那是政府的事情,政府做的时候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至于碰到问题怎么解决,不是我们政协的事情,也不是我们的职能。但是问题是不少的,如当时就有一些人不同意并村,他们中间有些人就说:“我们这个村是个老村,我这个村人口多,怎么能和你们并?”

我记得有一个村叫作三联村,你一听就知道,三联村就是三个村联合并起来的村,合并之后它不好取什么名字,因为大家都不同意以其中某一个村名字来命名,那么干脆三个村并起来就叫三联村;还有一个村叫三头村,它也是三个村合并起来的,因为原来的三个村名字都有“头”,所以叫三头村。这个都还是表面上的有关命名上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有的老百姓还是很讲究的,他说:“我们这个村有多少年历史了,你现在把我们这个村的名字都弄没有了,这可不行。”所以他们也是不愿意的。

还有一点呢,就是每个村子的发展状况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强村、富村,有的是弱村、贫困村,那么富村就不愿意和贫困村合并,他怕自己辛辛苦苦创造的效益最后被贫困村享受了。但是村干部基本上都愿意,村干部认为并起来之后村子的发展空间就会大了。这个里面矛盾比较大,到现在可能有的问题都还没有处理好。比如说比较穷的村,他本来还有负债在那里,那么合并之后怎么弄?总不能让富村来还吧,老百姓那边也是通不过的。所以最后能否并村成功,老百姓是要开村民代表大会的,必须大家都同意才行。所以说这个阻力还是有的,但总体上是平稳的。当时也派了工作组下去,努力帮助他们村里去做好这个工作。

采访者:比如说在并村过程当中,本来是村子和村子之间有两套班子,并村了之后,职位怎么去分配?

沈奔新:具体分配区里是不管的,主要由乡镇管,他们要顾及几个村,如三个村、四个村并起来,里面的强村的办事人员可能就会多一点。基本上一个书记、一个村主任可能来自富村,那么其他的支部委员、副主任等的职位就由弱村的人担任,这些肯定都要顾及的。这个问题倒也还不是很大,主要还是集体经济的问题。我印象当中,当时一共700多个村,并村后是400多个村,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还有的像城区的一些城中村变成社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