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渔猎民俗
吉林省长白山，山岭起伏，江河密布，物产丰饶，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从远古到现在，渔猎活动一直是人们维持生活的重要手段，凡此都可以从众多的文化习俗中得到反映。如松花江和嫩江一带捕鱼人常说：“有心想把江沿离，舍不得一碗干饭一碗鱼；有心想把江沿闯，受不住西北风、开花浪，双手抓住老船帮，一声爹来一声娘。”而且许多渔猎活动已形成一种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类别，生动而具体地记载了东北各民族在文化、历史、民俗、民族方面的重要形态，是研究东北乃至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乌拉街贡物文化
清顺治十四年（1657），清廷内务府在吉林乌拉街设立了打牲总管衙门。这是与当地将军衙门和副都统衙门无涉的四个朝贡衙门之一（与江宁、苏州织造、杭州手工业生产朝贡机构并称），为三品大员督管的农副业特产朝贡机构。从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在乌拉设“嘎善达（嘎善，满语，乡、村；达，满语，长）”行政机构，到朝贡停止于1912年设乌拉旗务筹办分处，历283年。打牲乌拉满语布特哈乌拉，汉译江河渔猎之地。据史料记载，当时清廷所需，除丝绸来自江浙，搪瓷来自景德镇，地方风物差不多均出自乌拉街打牲衙门，故称清廷“第二后勤部”，是关东三宝人参、貂皮、靰鞡草外，东珠、鳇鱼、海东青、松子等几百种贡物的集合地。
图2-4 乌拉街前府
图片来源：施立学摄。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将地广人稀的东北，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在内，确定许多贡河、贡山，在两个半世纪之多的时光里，培养、采集并源源不断地向清廷进送800余种天上飞、水里游、岩石生、草间长的贡品，展示了东北独具特色的风物资源，从精致采集、土法加工到隆重送贡，创造了中华文化史上特有的乌拉贡物文化。
1.吉林乌拉依托神山宗脉，物华天宝，方物滋生
乌拉贡品之最为东珠，天生尤物，也称北珠。是时吉林城南至松花江源两岸分出捕珠河二十三道，能见到大如鹅卵，长可经寸的明珠或大如簸箕的千年老蚌，内蕴东珠，浅黄，浑圆，“光彩晶莹”[24]。清廷“以东珠为至宝”，据《大清会典》记载：皇冠镶嵌25颗东珠，朝珠由108颗东珠串成。《班禅朝觐图》上，清乾隆朝冠、朝带等装饰东珠245颗。珠光宝气的慈禧影像世存多幅，据说她离世时，七窍皆塞东珠，希望永远不腐。
早年，东北地区盛产珍珠，这里的珍珠粒大、色好、品种纯正，号称“东珠”，主要是用来给朝廷进贡的。每年一进入阴历四月，“打珠子”的打牲丁在“珠轩达”（负责采珠子的头人）的带领之下，乘船开往珠子采捕地区，一住就是半年，到秋季八月末或九月初方可回家。江河采珠是很苦的活计。北方江河水凉水深，采珠子又多在夜里。当明月如昼之时，天上的星星出全了，就到了捕珠的时刻。
图2-5 采东珠
图片来源：施立学书房收藏图片。
“打牲丁”要走出窝棚，乘船来到江上，一人用长木杆插入水流之中，蛤蜊多的地方往往可以听到“咬杆”的声音，其实是蛤蜊碰撞木杆的声音。水性好的“打牲丁”就腰系绳子，一头潜进水中，捞取河蚌，提回船上。有时潜入水里，往往受伤丧命。如时辰一过还不见江中动静，船上的人就要赶紧拉绳救人。
“前清时，乌拉总管旗署，设有珠子柜，采取者有专役，名曰珠轩，十人或八人为一排，腰系绳索，每当仲秋入河掏摸，以备贡品”[25]。如私人采珠，被巡查河口的兵丁发现，就要打入死牢。朝廷每年派人在盛产珍珠的松花江上游和牡丹江上游巡查，一发现有蛤蜊肉和蛤蜊皮，立刻追查，被查获者往往全家受罚，定为“私采罪”。
当年，东北江河里蛤蜊甚多。一到采珠季节，江底的沙地上，蛤蜊一排一排地插在那儿，“打牲丁”依次拾起来，拿到岸上用热水轻轻一烫，就可以取珠了。一般的蛤蜊里都有珠子，多的可达数颗，但往往小珠居多，大而圆润的珠子，几十个蛤蜊里才能碰上一两颗。一次，一个猎户在暖江旁发现干涸了的河床突然涨水，波浪滔天，又听见水声“鼓叫聒耳”，甚觉惊奇，他追赶水势走了一段，水却不见了，只见江底里有一个“大蛤，其大如箕。不敢靠前。用枪打，蛤不动。入取，里有一明珠，长有寸大，系在腰中，尘不能近身”[26]。当年，东北水域每每发现此类大珠。另据古籍载，在潮湿的江湾水滩，常有大蛤自动浮上岸，里有大珠。有一次，清骑兵奉命夜渡富尔河（今古洞河支流），将士们催马涉水，只见河中火光点点，好似落满群星，一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军令在身，将士们不能停留，只好快马加鞭，顶着圆月，渡过河水。来到对岸，将士们回望江水，仍是亮光闪闪，一片辉煌。这群将士乘马回营后，白旗军中一位叫富尔汗的人对他的同旗人牛录说：“我们刚刚蹚过的富尔河，盛产珍珠，今天晚上我们看到的闪闪火光，很可能是珍珠的光芒，我们有时间，可以去采些珍珠。”牛录一听就率本队的将士返回富尔河。他们顺着亮光探采，果然捡到蛤蜊。打开蚌壳一看，里面全是珍珠。大家在富尔河上欢呼不止，尽力捕蚌采珠，这儿的“东珠”成色又好，大的如鸽子蛋一般。直到太阳升起，河上不见亮光，大家才收兵回营。
关于东北采珠，乾隆帝曾有《采珠行》，诗云：
圆流弃蚌清且沦，元珠素出东海滨。
旗丁泅采世其业，授餐支饷居虞村。
我来各欲献其技，水寒冻肌非所论。
赐酒向火令一试，精神踊跃起常伦。
秋江川媚澄见底，方诸月映光生新。
威呼荡桨向深处，长绳投石牵船唇。
入水取蚌载以至，剖划片片光如银。
三色七彩亦时有，万难获一称其珍。
命罢旋教行赏来，不览安识真艰辛。
世仆执从非疍户，元稹河关譬河神。[27]
吉林“东珠”的质量远比“岭南北海”产的珠子好，而且很珍贵，所以东珠无论个大小，都要进贡朝廷。宫廷里的嫔妃宫女，专以东珠作装饰，或入药等。每年，东珠的贡量很大。从乾隆年间到清末，朝廷每年都增加“打牲丁”的人数，收珠数量屡屡加大。据《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记载，乾隆九年（1744），朝廷甚至下令“将挖参之三百人裁撤，归并捕珠丁内”。东珠的美称已传遍世界，闻名西方。据说慈禧太后头上戴的那颗“紫”珍珠就是吉林的东珠，她还亲手把一颗重一百克拉的乳白色东珠赠送给伊丽莎白二世。当年，每当进贡东珠的东北贡车，一进紫禁城的保和殿，奶奶娘娘们早打发亲信等在那里，都想为自己挑选一颗心爱的东珠。吉林东珠早已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今天的很多人只知关东盛产人参、貂皮，很少人知道盛产东珠的历史，但我们只要翻开关东开发史，一听那些“珍珠河”“珠子门”等地名，就会充分了解东北盛产珍珠的历史了。
川堂前设采珠左右翼办事八旗事务各5间，中设仪门1座，仪门外，分设东西捕鱼两翼办事房各3间。
鳇鱼也是打牲乌拉的主要贡品，鳇鱼是珍品亦是圣物。鳇鱼色黄白，大者重三千斤，细长达数米或达十米，宛若一条金龙。
相传，从康熙起，清朝每一帝登基，都要脚踏鳇鱼，象征金龙坐金銮殿。相传溥仪登基时，专门从扶余运去了鳇鱼。鳇鱼又有祭祀天坛及奉先各殿之用[28]。鳇鱼为软骨鱼，食用感觉无骨，且无刺，无鳞，鲜而不腥，熟食脆香适口。“利五脏肥美人”，肉丰美容，健脑强身。墨绿色的鱼子，晶莹闪烁，绿豆粒大小，其营养价值，一粒可顶一个鸡蛋。鳇鱼大者须以车载之，在乌拉街看到一头即将入贡的鳇鱼影像，鳇鱼横陈农家院落，约相当于12人并列站立长度。
川堂后设印务处5间，左设银库、更房，右设松子、细鳞、干鱼等库。
采松子是满族及其先人的传统生活习俗，“窝集林中各种松，中生果者亦稀逢。大云遥望铺一色，宝塔近瞻涌几重。鳞切蚌含形磊落，三棱五粒味甘浓。偓佺曾遗尧弗受，小矣子房学步踪”[29]。松子是结在黑松和黄松上的果实。松子仁醇香甜美，是制造糕点必不可少的调味品。清朝将松子作御膳用品，是每年必进的贡品，作为祭奠皇家奉先九祖佛堂的供奉。其他如鹿、麋、貂、虎、豹、熊罴、獐、狍、野猪、水獭、田鸡、飞龙以及榆黄蘑、木耳、寒葱、蜂蜜等，皆为打牲乌拉贡物珍品。
3.打渔楼、果子楼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周围土筑群墙，有值班兵丁轮流守卫。总管衙门设总管1人，自清顺治十四年（1657）首任总管迈图起始，至宣统三年（1911）末任总管乌音保止，历254年，计34届任期，共31人。笔者建议恢复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为乌拉贡物博物馆，再现物产丰饶的乌拉街水出东珠、江生鳇鱼、山蕴山参、长空翱鹰、貂驰原野、树结百珍、草现千祥及800余种贡物的培养、采集、加工、进贡形式，找回贡物消亡与再生文化。
抢救打牲乌拉应恢复自清乾隆而至宣统，共存在191年的乌拉街协领衙门，曾有“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二门一间、大门一间、左右听差房二间”，有管理八旗户口，地方治安，抽丁派送，刑事诉讼，出兵远征事宜的乌拉街协领衙门，作为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比附建筑，在活化物化打牲乌拉中，应给予恢复。
抢救打牲乌拉不可忘却两座名楼，一是打渔楼，距乌拉街10里之遥，靠近松花江北岸。
据满族文史专家傅宝仁介绍，打渔楼始建于清康熙初年，为青砖小瓦滚脊翘檐的两层楼，唯前侧有窗与门，檐侧下置石鼓，上有雕花雀替。楼上层建有前伸的护栏，下层左侧安装有上下楼的木梯。当年，楼上主祀四海龙王，楼下是封江后、开江前存放围捕鲟鳇鱼大鱼网的地方。楼下两侧各建有东西厢房6间，打牲衙门派领催、珠轩达率几十名渔丁常年驻守。打渔楼，雕梁彩绘，在烟波树影里，临江起楼，景色绝佳。清康熙、乾隆两次东巡吉林都到打渔楼，视察渔丁捕捉硕大的鲟鳇鱼，并都留有脍炙人口的诗篇：“为贡鲟鳇筑一楼，临江晓起景偏幽。网堆舵尾渔翁睡，月隐林梢兔魄收。水扑朝烟笼四角，山含晨气阔中流。任他波浪连天涌，我在齐云最上头。”[30]
二是果子楼，隶属吉林将军衙门户司管理，总司吉林贡品的采摘、购办、储存和呈进，同时负责界内贡山、贡河及围场的管理。
总理为最高主管，下设笔帖式、书记，有80名甲兵充任楼差。每年一到应进之期，果子楼便呈文户司，呈请将军衙门咨命所属三姓，阿勒楚喀、宁古塔、伯都纳、珲春等处都统及边门章京派遣兵丁进行采捕，各处贡品送来后，依次拣选，合格者小心收储，不合格者令其重新采捕，不足者则督饬其尽快采足。查证史料可知，是时，东北不少地方都建有果子楼。吉林将军衙门辖下的伯都纳，在康熙二十二年修建果子楼，宁古塔在雍正四年改貂皮库为果子楼，三姓在雍正十年建造衙署时同期建果子楼二楹。但这些果子楼都要听命于吉林果子楼。老吉林城濒临松花江的二道码头地方，曾有一处果子楼，楼三间，办公房五间，砖墙三十三丈，院内东北角空地有冰窖一座。房子为前后三不漏结构，窗子为洋式窗户，楼院内甚是阔绰排场。吉林果子楼建于何年，现无文字记载。学者推测，当建于康熙前期宁古塔将军衙署移驻吉林时，仅知当时有住房三间，堆房五间，大门一间。乾隆时又添修晾晒楼。
传说，很多年后发挥作用的是那座冰窖，有买卖人冬天刨冰藏于窖内，夏天敲碎了到街头去卖，本小利大，获利极丰。至于楼毁于何年，就无人知道了。其实，果子概念很含糊，东北二人转《小拜年》以“果子拿两匣”送礼，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贡送之物都可称为果子。
（二）盛京御围场与贡物文化
清代，东北地广人稀，到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森林，这里是虎豹的巢穴，豺狼的渊薮，獐狍麋鹿、狐兔貂熊，各种野兽出没其间，是打猎的好地方。“国朝天命四年，灭叶赫后设大围场”[31]。“天命四年九月壬申，克叶赫东城，降西城，设盛京围场协领管守。天命四年，努尔哈赤于叶赫故地草创东北围场。1619年农历九月，老罕王努尔哈赤在盛京（沈阳）召集四大贝勒皇太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大臣额尔都、费项东、何和礼等人议事，言：‘初势已定，武备不可稍怠，拟开大围场，以狩猎操演八旗卒徒武艺。’”[32]为了保住基业领地，决定封禁西丰、东丰、东辽、辉南、海龙等五县区域，建立大围场。
1.御围场的形成与规制
东“盛京”、西“木兰”，清初，两座皇家围场遐迩闻名，西“木兰”，即木兰围场，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西北部，是清代皇家猎苑；东“盛京”，即盛京围场，康熙、乾隆两朝，将现今海龙、辉南、东丰、东辽（西安县）、西丰5县，辟为盛京围场。因“盛京围场”开禁设治时间先后不同及以流水分界，各县所属的围数多少不一。如海龙、辉南20围，东丰22围，西安9围，西丰35围半（惯称36围），此外还有界线不清的18围。共划105围。
图2-6 盛京围场
图片来源：施立学书房收藏图片。
围场封禁甚严，置有围场协领1员，办事骁骑校2名，办事骁骑2名，梅仑骁骑校8名，委官8员，专达兵200名。分设卡仑12处，各置官1员，兵20名，看守围场。据“盛京典制”载可分三系：一是每年小雪前，围长、翼长带领梅仑委官、专达兵80名，领纛打围；二是每两年围长带领委官、专达兵32名和坐长兵240名，于芒种前赴围捕捉鹿羔；三是常年每处卡仑派官1员，士兵20名，系由外城派官24员，兵480名共同看守围场。守围年分3班，每班4个月，每班官员可领“盐菜银”6两，士兵领4两，官兵一年共领盐菜银3096两。
各围划分，为方便合围，多以山、河为界，同时虑及不同动物活动区和不同植物分布，因此，所划围场大小不等，多数围场也据此命定制。
图2-7 盛京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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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围场有5种用途：御围，供皇帝巡幸狩猎用；王多罗束围，供盛京内务府年年采捕进贡猎物；鲜围，以猎取熊胆、鹿茸、麝香、貂皮、野味为主；历年应捕围，为历年轮捕和八旗官兵演练之用，秋打小围，猎取飞禽，冬打大围，猎走兽；窎远围，地处偏远，不宜狩猎，用以繁殖禽兽。
阿木巴克（满语苇子沟）围场虽在伊通境内，但属盛京围场的一部分。它包括东丰县的那丹伯镇和伊通的西苇镇，以及大孤山的南部。东起伊通河、小伊通河，西至归勒赫哈达（满语，汉译为杏子山）围场（东辽县甲山、足民、金州、建安一带），东南至阿兰朱卜启（满语，汉译为沙滩岗子）围场（东丰县沙和镇、沙洲岗子一带），北至西苇乡营房后沟、高家大院及东风县小胡米（满语，汉译为色木）沟一线。南北约35公里，东西约20公里。
为了标示围场范围，保证“长养牲畜以备狩猎”，实行严格封禁，在围场边缘挖壕，筑边墙、封堆、烽台，设卡仑（满语，汉译为哨卡）。边墙自西向东，穿山越岭蜿蜒百里，为阿木巴克围场边界。围场四周所设烽台，为捕牲丁看守围场点燃烽火，以作通信之用。当时曾有“七里一墩、八里一台”之说。阿木巴克围场卡仑设在那丹伯（满语，汉译为七个湾子）。道光十四年（1834）起实行巡卡“木筹制”。每卡仑驻兵5员，循环递送“木筹”，往返巡逻。道光十四年增乌拉兵200名，合力巡围。至今尚存封壕、封堆遗迹和“老营房”的残砖碎瓦。“老营房”是看守围场的兵丁食宿处，每隔25里左右修一处营房。
阿木巴克围场属于王多罗束围。这个围场雨量充足，树木繁茂，有梅花鹿出没的碱场，有野猪喜欢聚居的沟谷，有飞禽栖息的芦苇塘，林中还有熊、狍子、紫貂、狐狸和东北虎等。鹿胎、鹿茸、紫貂皮，列为进贡的上品。每季贡品都用桦树皮捆扎好，交“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验收，经内务府向皇帝进献。
图2-8 盛京围场萨满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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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围场在康熙七年（1668）东北封禁后，在吉林境内又圈定一部分荒地，命名为吉林围场，包括伯都纳（蒙古语，汉译为鹌鹑）围场、蜚克图（满语，汉译为间隙）围场和吉林西围场。
吉林西围场是吉林围场的主体部分，因位于吉林府（吉林市）之西而得名。也称“南荒围场”，以磐石为中心，方圆500多里，跨磐石、桦甸、双阳、伊通等县，东起饮马河，西至伊通河，南至桦甸县苏密，北至柳条边，伊通境内包括今新兴、伊丹、二道、新家、营城子、地局子、板石庙等地。《吉林外纪》载其卡仑有十一处，即“恩格木阿林、萨伦、依勒门、苏瓦延、伊通、库尔纳窝集、呢雅哈气、依巴丹、玛法塔嘎尔罕、汪邑、古拉库”。据此考其境域，南与盛京围场搭界，北达伊通县伊勒门站的驿路，东由伊勒门河至西威远堡门，均在伊通、磐石两县境内。
伯都纳围场是吉林围场的一部分，其地位于沿松花江曲折处西行至东拉林河附近，南达通浩色（今吉林省扶余新站）、陶赖昭站以北的松花江一带，大致相当于今扶余、榆树两市。
阿勒楚喀（女真语，汉译为金子）所属蜚克图围场位于蜚克图以东老营口山、大青背山、甬子沟、香炉砬子，其地域大致相当于黑龙江省的宾县、延寿、尚志、方正、阿城等市县。
黑龙江围场，主要由索约尔济围场和东荒围场组成。索约尔济围场，周围约3000华里，西界喀尔喀车臣汗部落，南界科尔沁乌珠穆部落，东、北均与黑龙江为界。《清稗类钞》：沁达罕，兔类也，形倍大，肉鲜洁。春夏时，毛色与兔略同，至秋末冬初，则白如雪，产于兴安之索约尔济。东荒围场，位于黑龙江省呼兰平原东北方的青山和黑山两山地间，与阿勒楚喀北界毗连。这里北达通肯河（满语通肯毕拉，汉译为鼓），包括绥楞（棱）额山及周围数千里的地方。主要涉及通肯河流域通肯段的青冈、明水、拜泉和海伦……“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在亲征噶尔丹的军事行动中，经过此山，设宴索伦和蒙古札萨克，并以该山为围场”[33]。
围场划定后，规定了严格的封禁政策，设“荒营”置总理1员，下设行走章京、领催外郎、向导兵员等。围场是禁区，柳条边内的围场更是禁中之禁。为标明围场边界，在围场周围每隔500米左右设一个土台为封堆，封堆之间挖一条土壕为封壕。围场东、西、南三面设卡仑11处，北部有柳条边门台守护。卡仑是满语，哨所。东北卡仑有两种，一是边界卡仑，防守国界；一是内地卡仑，“各驻隘要，以杜飞飏人参，并查偷打牲畜，私占禁山流民等”[34]。内地卡仑又分两种，一是常设卡仑，哨兵定期轮换，满语“恩特赫谟特布赫”卡仑；一是于采集、狩猎季节临时派驻，一般是春设冬撤，即“雅克什谟特布赫”卡仑，满语，堵设卡仑。伊通境内设有伊巴丹卡仑和伊通卡仑（设在营城子）。每卡仑派兵5名，长年驻守。行走官员等按月率兵入山巡视，稽查偷树、打猎和私垦者，违者按律制裁。
吉林围场按清廷规定，由吉林将军组织地方八旗行围打猎，岁岁操练，四季常出猎打围。朝出暮归或三两日而归的，称打小围。秋间打野鸡围，仲冬打大围。每年十月将军率将军衙门、副都统衙门及前锋、管围、领围、虎枪营、官庄等官员，率兵千名，按八旗排阵而行。成围时，所猎的虎、豹、熊、獐、狐、鹿、兔、野鸡等猎物，经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验收，选出“贡鲜”进献朝廷，其余由将军处置。
由于围场在清代具有的特殊地位，清王朝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后，修筑柳条边，将围场作为禁中之禁，对围场的管理和保护十分重视。对出柳条边外采参、采蜜的人丁，要由所在地的官厅发给出边执照，上面写明持照人的年龄、相貌及面色，以便核对，还严格规定了出入边门的名称，对进山、出山的路途也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以使他们避开围场所在的地方。对违禁偷猎的人，制定了惩罚的规定：“盛京威远堡南至凤凰城边外，山谷附近围场处所，拿获偷伐木植、偷打鹿只人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对于看守围场失职的官兵，也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为严禁百姓入围，清廷制定了《盛京围场窃例》，对私自入围打牲、砍树者，按数量多寡要处以杖刑、枷号、徒刑、充军、发遣乌鲁木齐为奴等刑罚。无论初犯或再犯均面刺“盗围场”三字。道光七年（1827），盛京将军富俊上奏：盛京围场卡官晋海、领催委官锡永保私放民人入围场砍伐树木。为此，道光皇帝下谕将晋海、锡永保革职，在“围场枷号一月示众”。翼长兼左领伊郎阿也连带被罚转为民人并“交部严加议处”。
2.围场的开围与废围
位于松花江畔的朱雀山，山高林密，水美草丰，不仅獐狍鹿羊等草食类动物众多，而且藏有虎、豹、熊、狼等猛兽，乃努尔哈赤平定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乌拉部时，经常行围狩猎的指定围场，是吉林围场中的核心地段。努尔哈赤在“三打乌拉，两驻吉林”期间，曾在朱雀山的悬羊崖上射猎到一只长白山稀世珍兽——悬羊。
后此地被八旗内部秘密定为“努尔哈赤围场”，外人不得擅入。努尔哈赤围场东与老爷岭相连，东北远接张广才岭，南系长白山支脉，春夏森林蓊郁，冬季林海雪原，是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派驻“猎丁”的巡猎并交纳猎物的封禁之地。康熙、乾隆东巡吉林时，皆来此围猎。
据清代大学士高士奇编撰的《扈从东巡日录》和南怀仁写的《鞑靼旅行记》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第二次东巡，巡视盛京、吉林乌拉一带。三月十八日第一次到盛京围场扎兰芬围阿林（满语，寿山）山狩猎，三月廿一日，吉林将军巴海率八旗精锐二百骑，至中途阿尔滩诺门地方（即伊通县大孤山）迎驾，一路行围狩猎，于三月廿五日到达吉林乌拉地方（今吉林市）。
旅途中，康熙率五千随从走山路（即围猎古道），边狩猎边赶路，经过开原东部的阿木巴克围场时，康熙与皇族、大臣围猎骑射。突然，一只斑斓猛虎窜出，康熙弯弓搭箭，将虎射杀。康熙东巡，驻跸于此，因在此过生日，赐名此山为寿山[35]。附近多座山，都附会康熙于围场射虎并依山过寿赐名寿山：一是辽源市龙山区的寿山镇寿山村旁边的大寿山；二是龙山区福镇街的小寿山；三是扎拉阿芬围的大寒葱岭，位于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沙河镇，此山最高峰海拔620米；四是吉林省伊通营城子镇寿山水库旁边的寿山；五是吉林省桦甸市榆木桥子镇寿山村的寿山；六是吉林省舒兰市榆树沟乡万寿村附近的万寿山。“是年三月庚申，上巡幸乌拉地方行围，辛酉次鄂尔多哈达，壬戌次哈达必喇，癸亥次刺湖塔鄂佛罗，甲子次庚额，乙丑次库鲁，戊辰次阿尔坦诺门，己巳次色程恳必喇，皆行围。”[36]由此可知，如果各围互不连接，不可能每天都行围狩猎。
乾隆十九年（1754），驻盛京围场内，曾赋《即事诗》赐盛京和两将军，诗曰：“吉林围接盛京围，天府秋高兽正肥。本是昔年驰猎处，山情水态记依稀。依缰执役两将军，率下从公各效勤。都是沛丰诸子弟，争先奋勇起风云。”
皇帝的东巡和御驾行围，实际上是大规模的演武活动。“我朝行围不在于猎兽，而在于讲武，使其习熟弓马蓄练队伍”。康熙曾明确指出：盛京围场将围取鲜和骑射演武相结合，非徒为扑进口味[37]。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帝先后共10次到东北巡幸，并多次到盛京围场行猎。乾隆十九年，朝廷进一步强化围场“封禁”政策，严禁旗民进入围场私捕禽兽和砍伐树木，制定了“岁举秋狝大典”，“秋狝”即秋季行猎。围场有狩猎图，每位皇帝到此狩猎，均在“狩猎图”的左下角依次盖上玉玺印记。
皇帝行围过程分为待围、撒围、合围、罢围几个阶段。待围时，八旗官兵在各章京的率领下，按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的次序集结，在统围大臣的指挥下，以黄旗为核心，以白旗、红旗和作为通信标志的蓝旗分张两翼。撒围时，左右两翼的马队分别在左翼官和右翼官的统辖下，以蓝旗为末尾向外撒开并逐渐合拢，直到人和马并齐，严实如铁桶般形成第一道合围圈，再设置第二道合围圈。全体前进，逐渐缩小包围圈，把野兽围到一块没有树木的低地。合围就绪后，全体官兵要摘下帽子把马鞭举起高呼“马而阁”（满语，帽子的意思）作为信号。这时皇帝骑马手执弓箭进入合围圈中，亲自引弓发箭射猎后，再下令御前大臣、侍卫等开始放箭射猎。皇帝射中的猎物，由专门挑选出来善于骑射的侍卫去追获。
行围时，遇到老虎等猛兽是不能随便射杀的，必须奏报皇帝，同时传报诸贝勒。皇帝或策马前去，或委人去猎杀。康熙在第二次东巡中，行围时挑选出的随侍的弓箭手就有3000多名，其亲手射杀的猛虎有39只之多。皇帝行围完毕后，还要举行“燕赉”，对随从行围的王公、将军等赐宴招待、论功行赏[38]。
盛京围场除供皇帝巡幸时举行临时的行围外，每年都要举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行围，主要是通过围猎活动演练八旗军队，同时捕捉部分贡物。行围作为演练军队的一种方式，像打仗一样制定有严格的法令和纪律，规定“围场随猎官兵等人，有行走不齐，前后杂乱以至呼应不灵者，该管官罚俸一月”。行围时，无论是遇到树丛还是苇塘，都要像上战场一样勇往直前，不许退避，否则就要受到处罚。行围是真刀真枪的演练，伤亡在所难免。当时规定，对行围中被射死的人，一律“照阵亡例”给予抚恤。对参加行围的八旗官兵“行围采捕贡献，即于比较技勇，分别记注功过”[39]。
为了确保皇帝打猎成功，行围前，要抽调1250名虞卒，又称为“围墙”，皇帝打猎前，通过虞卒把围猎区先行包围，把野兽轰赶起来，使皇帝一进入围场就有猎物可猎。在围内，只有皇帝可以发箭射猎，其他人绝不可私动弓枪。御前大臣、侍卫者都只能射猎那些逃到围外的野兽，如果遇到猛兽如虎、豹、熊、猪之类，则由虎枪营官兵手持长械与之搏，以免皇帝受到伤害，皇帝只需远远地射箭即可。值得一提的是，皇帝猎鹿与常人不同，要先设哨鹿。
所谓哨鹿，大抵类似今日商场中的“托儿”，一般在白露以后，正值鹿的发情期，由一些士卒持鹿头伏于草丛中，举起假公鹿头，嘴里吹哨，发出“呦呦”之声，把母鹿引出来，这时，官兵们包抄过去，一点儿一点儿缩小包围圈。把鹿逼到比较开阔平坦的地方后，由皇帝弯弓搭箭射杀。据说鹿血壮力，有时皇帝猎过，当即取其血以饮。
西丰虽无御围场，但有皇帝来此狩猎之记载。康熙皇帝甲子年（1684），驻跸庚格（今西丰更刻乡）。乾隆皇帝也曾两次进西丰所在围狩猎，一次为庚寅年（1770），一次为癸巳年（1773）[40]。西丰以前的名字叫“逃鹿”，当年康熙皇帝（一说乾隆）在此地狩猎，突见一群梅花鹿在草甸上食草，随即弯弓搭箭，一鹿中箭，群鹿随之逃去。康熙拍马急追，盛京将军和众卫兵紧随其后，追出二三里路，来至一座苍山脚下（今西丰城北山麓）逃鹿踪影皆无，康熙若有所思地感叹道：“此乃逃鹿也。”逃鹿之名由此而来。
图2-9 乾隆皇帝来西丰围场
图片来源：施立学书房收藏图片。
据传乾隆皇帝来西丰围场，给西丰神树命名。一年初秋，风和日丽，乾隆帝一行自威远堡边门入围，御马腾蹄，未及中午，皇帝御驾已达神树（现立新屯），乾隆帝略感困乏，正午时分，烈日当空，一片荒野，御驾何处可停？正焦急之时，见山下有树一株，树高三丈、枝叶葳蕤，好似一张青罗伞。盛京将军喜出望外，命停树下，乾隆就此睡去。日走荫移，太监怕日晒皇帝，随影移位，万分小心。乾隆一觉醒来，感到无比轻松。此时，日虽偏西，但皇帝仍处树荫之下，问：“朕睡良久，日影何以未动？”抬头一看，见身旁之树，冠大荫广，遮天蔽日，便颇有领悟地赞道：“此乃神树也。”“神树”由此而得名，今虽更名“立新”，但称此处为“神树”者乃大有人在。
图2-10 乾隆打虎的地方
图片来源：施立学书房收藏图片。
西丰围场在清朝封禁期间，树林茂盛，动物繁多。封禁对自然生态平衡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经户部侍郎奏请，为筹饷养民之计，方予无禁。此围场封禁历时277年。
清代围场除做八旗军队演武之地外，也是为皇室提供“贡鲜”的场所。所谓“贡鲜”，就是猎取的鹿、狍等鲜活猎物或将其加工后的各种制品。盛京围场每年所进“贡鲜”的数量十分可观，仅鹿、狍及其制品就达20余种，1000多只。此外，还有通睛鱼、细鳞鱼等鱼类，香水梨、山里红等果品，以及蚕茧、箭杆、枪杆等物。还有芒种前捕拿的60只鹿羔，要从围场运送到盛京城内喂养。鲜鹿肉、野鸡等贡物为保证其鲜活，还规定要“装载官车派官驰驿送京”，就如同唐朝时供给杨贵妃鲜荔枝一样，作为十万火急之事，日夜兼程。
3.御围场的皇家鹿苑
盛京围场处于清朝皇家狩猎中心区域。1619年，努尔哈赤统一了海西、哈达、建州女真以后，驭王者之威巡猎到西丰、东丰一带，见这里山岭崇峻、鹿兽群集、波光涟漪，深为梅花鹿之神骏所倾倒，感叹此地宝物华，盖世无伦，即将该地区划为围场。1895年，清光绪帝将盛京围场易名，钦敕“皇家鹿苑”，盛京围场首开贡鹿和人工圈养梅花鹿之先河，当时的赵家鹿场、马记鹿茸声名远播，闻名遐迩。
除供皇室狩猎之外，围场每年均要向朝廷进贡猎物，以梅花鹿为主要贡品。盛京围场，“每2年一次捕鹿羔60只，每年进贡都有皇帝朱批数列。以鹿计，有干鲜鹿肉、鹿舌、鹿尾、鹿肚、鹿筋、鹿肺、鹿肝等十几种之多”[41]。同时，供物还有“汤鹿肉、毛鹿、合子鹿、仔鹿及腌鹿肉、鹿皮等”[42]。捕猎、进贡等事宜全由盛京将军派员主办。
相传光绪三年（1877）秋天，慈禧太后的胞妹婉贞带领皇亲国戚，宫中女官、女娥，浩浩荡荡来到冰砬山一带的大肚川围场游猎。返京时，各种车辆已满装珍禽异兽和各种山宝。
婉贞带着山珍野味来到养心殿拜见慈禧太后，绘声绘色地讲大肚川一带风景之秀丽、梅花鹿之众多。慈禧听后，高兴地说：“让大肚川猎户给我捕鹿、供鹿。”随后，慈禧太后即召见恭亲王奕，命其速去大肚川勘查入围流民狩猎梅花鹿的情况。奕接慈禧口谕，不敢怠慢，火速从京城出发赶到盛京将军府，会见依克唐阿将军，传达慈禧太后旨意。他又率八旗校尉来到梅赫边台，对大肚川一带各小围场勘察流民垦田、猎户窖鹿，以及大肚川一带的山川地貌、气候特点、梅花鹿资源。奕回朝即向慈禧复命，建议在大肚川一带设“鹿趟”，将48家猎户组织起来，由官府协助捕鹿为朝廷进贡，封48家猎户为“鹿趟”。岁时，由盛京将军派遣守护皇陵的官兵协同猎户一起捕鹿，将其所获的活鹿和鹿品贡往朝廷。
奕拟完懿旨，由慈禧命人盖了玉玺，重返大肚川一带，册封48家猎户为“鹿趟”。所谓“鹿趟”，按当地人讲，就是骑马绕山脉跑一趟划归一户。猎户在划定的鹿趟范围内狩猎。
当年，猎人捕捉梅花鹿，采用合围“窖鹿”，即在梅花鹿经常出没处，挖出长8尺、宽8尺、深6尺的陷阱。阱之中间和上部摆有二层井字形木架，二层木架间距4尺，下层木架结实，井口小，上层木架轻细，井口大。以枯树枝覆盖、再掩上浮土及草皮，不留痕迹。窖的两侧摆有较大树枝以成路障，迫鹿以进陷阱。鹿窖挖成半月后，已无新土气味，且长出新草，即可窖鹿。鹿行旧道，窖鹿时，猎人带猎狗拉网似地围山赶鹿或高声呼喊，或鸣枪敲锣。被赶得惊慌失措的鹿，顺着设有陷阱的旧路逃遁。一旦掉进陷阱即被架于木架之上，四腿悬空，动弹不得。猎人可用绳索将鹿腰部捆好，拖出陷阱、装入“木笼”运回，以备白露节前后向清朝“旗务司”交纳应差。当年，大肚川一带捕鹿多在秋季，此时梅花鹿体壮膘肥，形态丰满。
经过年复一年的捕打，野生梅花鹿越来越少。到了1895年，“鹿趟”的猎户们感到仅依靠“窖鹿”来捕捉野生梅花鹿，难以完成如数向皇家进贡的要求。捕来的怀孕母鹿在圈养过程中生下仔鹿，让猎户们受到启发，知道梅花鹿是可圈养繁殖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受过皇封的鹿达，四十八家鹿趟的总趟头史庆云，推举赵允吉代表四十八家鹿趟进京献鹿贡，并奏请集中养鹿包下进贡鹿品，当面奏请慈禧太后，以求恩准人工繁殖梅花鹿。
赵家鹿趟创始人赵允吉，热河省建平县人，22岁时（1876）留下两个大孩子赵振山、赵振鳌在家，夫妇挑着双目失明的童养媳和小女儿来到伏力哈色钦围（满语，汉译为杨树水源头，今吉林省东丰县小四平）南古年水库旁边落脚了。为了寻求生路，夫妇二人拼命开荒，搭起茅屋，挖参、打猎、窖鹿并试行养鹿。窖鹿是打鹿的继续，养鹿是窖鹿的发展。赵允吉带着四十八家鹿趟凑齐的20只活鹿、20盘鹿尾，其他鹿产品十余种，一路先由各州府县派人接送，由盛京将军领着朝见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立即恩准，封赵允吉为七品官鹿达，赐黄马褂一件，官服一套，顶戴花翎一顶，官靴一双，黑、红棍各一根，虎头牌两块，另赐养贡鹿官山地40里，拨40名骑兵一年军饷。随后，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派官兵同“鹿趟”猎户，把今西丰冰砬山至小四平一带方圆40里辟为养鹿官山地，大兴土木建造“皇家鹿苑”养鹿。
一朝承雨露，生意满前川。光绪二十二年（1896），东北境内吉林、宁安、牡丹江等地和四十八家鹿趟所养之活鹿之大部分均送伏力哈色钦围，归赵家鹿趟统一集中圈养。窖的鹿越来越多，圈内的母鹿繁殖也年有增加，光绪二十四年（1898），赵允吉、赵振山父子在小四平街重建家宅和第二鹿圈。请来有名的木瓦工人，大兴土木，建了东、西两个大院，规制大致相同。四合房，正房七间，东西厢房各九间，南趟九间，中有大门洞。四面有砖瓦结构围墙，大门前有左右上马石、下马石，门旁有御赐黑红棍，门洞上挂着虎头牌。门前有半尺多厚、七尺多高、一丈多宽的影壁墙，上面有木刻的画。这在盛京围场中是独一无二的宏大建筑。鹿圈也由柞树条子夹墙改为2米多高、石头底上黄土插墙、占地25000多平方米。这是中国也可以说是世界人工饲养梅花鹿的开始。从此，猎户们再也不用跋山涉水地追捕梅花鹿，猫在家里就可以坐享其成，满足宫廷对梅花鹿的需要。据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有关专家认定，梅花鹿的人工饲养最早始于盛京围场（阿木达拉洪阔围，满语，汉译为有很多山头的地方，今吉林省东丰县之大肚川），至今这一带留存“赵家趟子”时期的工人住房、割茸设备以及饮用水井等，五朵莲花山、四方顶子等山上还留存着当年用于捕鹿的鹿窖上百个。梅花鹿自古就是皇帝和达官贵族的长寿补品。远在汉代，民间即有“梅花鹿身百宝”之说，“鹿之一身皆益人，或煮或蒸或脯，同酒食之良。大抵鹿乃仙兽，纯阳多寿之物，能通督脉，又食良草，故其肉、角有益无损”[43]。
事实上，梅花鹿副产品可入药的达17种之多，鹿茸、鹿鞭、鹿胎、鹿血、鹿心、鹿肾、鹿筋、鹿肉、鹿骨等均可入药，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养生保健功能，可以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甚至被称为“中医钻石”。在各种梅花鹿补品中，清朝皇室对鹿茸、鹿肉、鹿血青睐有加。鹿茸在公历6～8月间采集，错过这一时节，鹿茸即角化成骨，失去价值。据说，割茸需要用木头搭一狭长通道，终端封死，鹿被赶进去后，终将进退不得，只得低头认割。割茸时将有少许茸血流出，弥足珍贵，饮之大补。中国古代诸多皇帝遇急，多以之暂续性命。梅花鹿浑身是宝，鹿皮是制革上品，鹿血大补、鹿肉珍馐，鹿鞭壮阳，鹿胎盘治女子不育有奇效，而鹿茸则有祛病强身、滋阴补阳、延缓衰老之功效，为日常进补之珍品。然而鹿茸割制十分费时，一头公鹿一年只割一茬，而鲜茸要经过数十次的热水烫、凉风吹，方可晾干备用。
乾隆皇帝常食用鲜鹿肉烹饪的菜肴，以饱口福；咸丰皇帝喝鹿血补身健体；慈禧太后每天清晨起床后，必喝几口用鹿茸片熬成的汤，以保精力充沛，延年益寿。清朝宫廷里还有一个风行近300年的养颜秘方——鹿胎膏，这个方子就是出自梅花鹿。当年从宫里传出一句话：皇帝喝鹿血，皇后吃鹿胎。
孝庄皇后是清代最长寿的皇后，曾辅佐了顺治、康熙子孙两代帝王，号称“满蒙第一美女”。据说，孝庄皇后之所以能青春永驻而且少病长寿，其秘诀即是长期食用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胎膏。清朝宫廷御医从妊娠梅花鹿腹中取出水胎，干燥后炮制成粉，与阿胶、龟甲、鹿茸等24味名贵药材配伍，经复杂工艺熬制成软膏，供其服用。这使孝庄在生育了三女一子之后，依然貌美如花。
根据清朝宫廷记录，慈禧太后平时非常注重个人的保养，常年离不开鹿胎膏。在生育同治帝之后，她的体形和容颜发生了很大变化，脸上出现了色斑，身材也有所走形。全仗鹿胎膏的调理功效，慈禧太后才又恢复了原态。
传说雍正在做雍亲王时，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雍正喝了鹿血。鹿血壮阳，雍正喝后躁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上山庄内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幸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家女子怀上了“龙种”，就要临产。康熙发怒，追问：“种玉者何人？”雍正承认是自己做的事。康熙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丑女在草棚里生下一个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台湾学者庄练（苏同炳）在《乾隆出生之谜》一文中、台湾小说家高阳在《清朝的皇帝》一书中，都认同这一说法，甚至提出李氏名叫金桂，因为她“出身微贱”，而旨令钮祜禄氏收养这个男孩，于是乾隆之母便为钮祜禄氏。
“父子协力山成玉，兄弟同心土变金”。这是赵允吉家鼎盛时期，过年时请人写的对联。赵允吉三个儿子，长子振山（字揆一），次子振鳌（字占一）、三子振江（字品一），先后投身鹿趟子，开创养鹿事业。宣统三年（1911），清室认为赵振山养鹿有功，封为六品鹿达，赐黄马褂一件，顶戴花翎帽一顶，红背带一条，龙头拐杖一根。至此，赵家门庭更加显赫，赵振山名闻东北。
自康熙末年，关内流民不断来伊通开垦围边荒地，晚清边疆危机日甚，清朝被迫开放边禁，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从1861年始，陆续开放了吉林围场、阿勒楚喀围场、大凌河牧场等官地和旗地。咸丰十年（1860）吉林将军景伦奏请开放吉林西围场边荒，第二年清政府奏准。同治三年（1864）废除伊巴丹等7处围场，准许开垦伊通河、伊丹河两岸围荒。从光绪七年（1881）开始，对伊通南部、东南部围荒实行放垦。至此，吉林西围场已不复存在。光绪八年，首先在吉林招垦，设立珲春招垦总局，此后又开放了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开垦。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初三，清廷认为海龙厅所属之西围场垦地业已升科，东围场已经放荒过半，非有守土之官不能抚字催科，于是在“东围场内大肚川地方建设一县”，名曰东平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在“西围场内淘鹿地方建设一县”，名曰西丰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另于老虎咀（嘴）地方建设一县，名曰西安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并且在1907年，清廷裁撤盛京、宁古塔、黑龙江三将军，改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巡抚，并设东三省总督。随着清朝国势衰微和人口繁衍骤增，清廷遂将吉林围场先后开禁，作为“禁中之禁”的盛京围场后也被放荒开垦，如著名的“拉林屯田”“双城堡屯田”“伯都纳屯田”等。东北皇家诸御围场，由开围到废围，绵延近三个世纪。从此成为历史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