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心理学理论
联结“我”与“我们”[1]
——社区感研究的梳理、反思与展望
张曙光[2] 赵丽娇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
摘要 “社区”实为社会共同体，而人则是一种以“社区”为依托的关系性存在。社区心理学家为了回答“社区何以可能”的问题，提出了“社区感”的概念——一种能够在心理意义上将社区各成员联结成“我们”的重要力量，并就此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为了更好地推进本土化社区感研究，切实提升其本土契合性，本文首先围绕社区感的界定、分类、结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对国内外既有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而后本着批判西方主流研究范式之缺陷，探讨研究修正之策以利于本土化研究的理念，从研究预设与概念界定、研究取向与分析框架、研究视角等方面对这些研究进行了反思，最后在此基础上对本土化社区感研究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社区感 社区心理学 群己关系 自我表征
一 前言
人类在种系进化中发展出的合群而居的倾向，决定了其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中的居留都必然呈现出特定聚落或类聚落形态，而且他们还会以此为依托，构建出社会共同体即“社区”。一言以蔽之，“人类依社区而居”，由此使然，与他人的关系构成人类存在的核心，“个体生活与社区生活相互缠结”（Kloos，Hill，Thomas，Wandersman，Elias，＆ Dalton，2011）。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社区”作为“社会共同体”何以可能？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潜隐在这一问题之下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社区居民的‘我们’概念何以建构”？或者说，对于社区居民而言，“群”（亦即“我们”）与“己”（亦即“我”）何以联结？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区心理学家萨拉森因有感于社区变迁甚或消失所带来的人际疏离、道德失范及种族区隔问题，而格外关注其间所涉及的个体（与“己”相对应）与社区（与“群”相对应）的联结，并由此率先提出“社区感”（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的概念，以此指称人在与社区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有所依托、有所归属的心理感受，并认为这一心理感受是“自我界定（self-definition）的主要基础之一”（Sarason，1974）。在其看来，“社区感”不仅是社区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可资评估有关干预项目及策略之成效的重要指标。
“社区感”概念甫一提出，便得到了极大的关注，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相关研究不断涌现出来。相较而言，国外社区感研究起步早、积淀深，且多为根植西方文化、社会及历史脉络的本土研究；国内社区感研究起步晚、积淀浅，且多采用“强加式客位研究取向”，即基于“‘绝对主义的’的哲学预设”，“认为西方心理学者所建构出的理论和研究典范具有一定程度的普世性，可以应用到不同的文化之中，不必作任何的调整与修改”（黄光国，2008：397）。
为了更好地推进本土化社区感研究，切实提升其本土契合性，本文意欲先围绕社区感的界定、分类、结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对国内外既有研究做一梳理，而后围绕“西方主流研究范式有何缺陷，对此应如何联系相关理论、本土社会实际，以及已知中西方人在相关心理机制上的差异进行修正，以利于本土化研究的开展”这一问题，从研究预设与概念界定、研究取向与分析框架以及研究视角等方面对这些研究进行反思，最后结合本土实际，对本土化社区感研究的发展做出几点展望。
二 社区感研究梳理与反思
（一）研究梳理
1.社区感的界定与分类
“社区感”是一个以个体对其社区（群体）成员身份的感知为内核的概念。然而，社区心理学家在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上存有分歧：他们或从社区水平来认识和把握这一概念，将之视为一种能够反映社区整合水平的整体品质或集体表征，例如，萨拉森（Sarason，1974）将“社区感”界定为“感觉到与他人的相似性，认同与他人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希冀藉由给予他人或为他人做他们所期待的事情来维系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的意愿，将自己视为某一更大、可信赖且稳定的组织的一部分的情感”；麦克米兰和查维斯（McMillan ＆ Chavis，1986）将“社区感”界定为“成员所拥有的一种自己有所归属的感觉，一种成员彼此对对方乃至（整个）群体都至关重要的感觉，一种相信成员的需要能够通过彼此之间的相守互助得到满足的共享信念”；或从个体水平来认识和把握这一概念，将之视为个体对其与整个社区的联结及其强度的体验，例如，林瑞钦（1994）将“社区感”界定为“个人对于所处的社区，经由感觉和知觉而建构的一套涵摄情意因数的认知系统”。为了方便表述，以下将前一界定取向称为“群体取向”，将后一界定取向称为“个体取向”。
当然，社区心理学家对“社区感”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最初，他们在基于群体取向对“社区感”进行界定时，格外强调社区内部的共同性。后来，他们逐渐开始关注社区内的群体多样性——在一个相对较大的社区内，往往有若干子社区同时存在，社区成员往往因加入这些子社区而获得多重身份——及其社会心理意涵，进而基于此对“社区感”作出相应区分。例如，威森菲尔德（Wiesenfeld，1996）将超越各种具体差异而将多个子社区及其成员涵括在内的社区感称为“宏观归属感”（macro-belonging），将关注和强调子社区成员资格的差异性的社区感称为“微观归属感”（micro-belonging）。通俗地讲，“宏观归属感”所表征的是社区成员对其所属的“大‘我们’”或“大‘群’”的认同感，而“微观归属感”所表征的则是社区成员对其所属“小‘我们’”或“小‘群’”的认同感。
除了将“社区感”划分为“宏观归属感”与“微观归属感”的分类方法之外，研究者还提出了另外两种分类方法。这两种分类方法也同样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第一种分类方法是根据其关联概念——“社区”——的界定取向的不同——“社区”或作为有着清晰的物理/地理边界的居住地，或作为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关系型群体（Gusfield，1975），将“社区感”分为“地域型社区感”（sense of locality-based community）与“关系型社区感”（sense of relational community），前者与“社区作为居住地”的界定取向相关联，聚焦于“社区成员对某一特定地域（邻里、小区、学校、城镇、城市等）的依恋与认同”；后者与“社区作为关系型群体”的界定取向相关联，聚焦于社区成员与某一个基于“共同兴趣、信仰或利益”而结成的特定组织（工作小组、业余俱乐部、宗教团体、网络社区等）建立的心理联系（陈永胜，牟丽霞，2007）。学界通常所说的“虚拟社区感”就是一种关系型社区感。从哈伊（Hay，1998）以及凯尔等人（Kyle，Graefe ＆ Manning，2005）的研究来看，“地域型社区感”不能独立于“关系型社区感”而存在，更深一步讲，前者隐含着后者，并深受后者的影响。但是，应当看到，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关系型社区感”独立于“地域型社区感”而存在的趋势将更加明显。一言以蔽之，“地域型社区感”与“关系型社区感”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个连续统（Kloos，Hill，Thomas，Wandersman，Elias，＆ Dalton，2011）。
第二种分类方法是根据其自身性质的不同，将“社区感”分为“积极的社区感”“中性的社区感”“消极的社区感”（Brodsky，1996）。顾名思义，“积极的社区感”是指隐含着对社区的积极正向的认知体验的社区感；“中性的社区感”是指隐含着对社区的相对中性的认知体验的社区感；“消极的社区感”是指隐含着对社区的消极负向的认知体验的社区感。当然，在特定环境下，“消极的社区感”也同样具有适应性价值，或者说，具有积极作用。
2.社区感的结构
从社区感研究的发展来看，麦克米兰与查维斯的研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并因此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该研究中，他们在厘清“社区感”内涵的基础上，就其所具有的动态性结构建构出了以“对社区的认同”为重心的四要素模型：“社区感”由“成员资格”（membership）、“影响力”（influence）、“需要的整合与满足”（integration and fulfillment of needs）、“共同的情感联结”（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等四个要素构成[3]，而每一要素又有自己的子要素；各子要素共同促生出要素，各要素在动态交互作用中生成并维系“社区感”（McMillan ＆ Chavis，1986）。其贡献在于为后续大量社区感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框架，为“社区感量表”（Sense of Community Scale）、“社区感指数”（Sense of Community Index）等测量工具的编制提供了理论参考（李须，陈红等，2015）。
总的来看，国外学界对四要素模型的评价毁誉参半，只有一部分实证研究支持这一模型。当然，也有研究者试图另起炉灶，建构新的结构模型，例如，詹森等人（Jason，Stevens ＆ Ram，2015）基于具有嵌套性的生态学分析框架，建构出了涵括三个分析水平——宏观（即“实体”，聚焦共同目标等群体特征）、中观（即“成员资格”，聚焦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微观（即“自我”，聚焦成员所体验到的意义感、归属感及情感联结）——的结构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该模型。通过对这些以不同社区的居民为被试的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不同环境中的社区感通常有着某些共同的维度，例如“成员资格”等，除此之外，它们还往往具有一个或多个维度，这些维度对环境具有一定的依存性（Hill，1996）。由此可见，“社区感”具有共通性与特异性。
由于意识到已有社区感结构模型均根植于西方（特别是美国）历史、社会及文化脉络，未必具有全球普适性，国内研究者已开始着手进行本土（化）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牟丽霞（2007）以其对来自宁波地区的5个不同社区的105名城市居民的访谈为基础，编制出了城市居民社区感量表，并使用这一量表对来自浙江省部分地区的近千名城市居民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城市居民的社区感主要由“集体认同”“相互依恋”“传承倾向”三个维度构成。从内涵上看，前两个维度分别相当于上述四要素模型中的“成员资格”“共同的情感联结”。至于“传承倾向”这一独特维度的存在，则可能与关系流动性相对较弱的本土城市社区环境，以及下文将提及的中国人一贯所倚重的“我们”概念建构机制有关。
3.社区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
长期以来，国内外研究者一直孜孜于探求“社区感”与年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经济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人格特质及社会认同等个人因素，居住时间、居住地区、居住面积、社区规模、社区环境、公共场所质量等居住因素，以及邻里品质（或邻里关系）、邻里互动频率（或邻里偶遇机会）、社会支持、社区参与等互动因素之间的关系。例如，普雷扎等人（Prezza，Amici，Roberti et al.，2001）在一项以生活在意大利中部地区的居民为被试的实证研究中，探究了“社区感”与宏大居住空间（例如城镇、城市或大都会）所涉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由此发现居住年限、婚姻状况、群体参与及居住面积等因素都会影响“社区感”，但它们在对“社区感”的预测力上均明显弱于邻里关系；又如，劳恩斯伯里、洛夫兰及吉普森（Lounsbury，Loveland，＆ Gibson，2003）在一项以高中生与大学生为被试的实证研究中，探究了“社区感”与大五人格之间的关系，由此发现“社区感”与“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神经质”在两个样本中均呈显著相关；与“开放性”仅在高中生样本中呈显著相关；大五人格变量能够解释高中生样本的“社区感”25%的变异、大学生样本的“社区感”21%的变异；再如，奥布斯特与怀特（Obst ＆ White，2005）在一项以大学生为被试的实证研究中，探究了“社区感”“社会认同”——由“中心性”（centrality，即指群体成员身份的认知显著性）、“内群体情感”（ingroup affect，即指对群体成员身份的情感评价）及“内群体联结”（ingroup ties，即指对自己与其他群体成员的相似性与联结的感知）等维度构成——与“凸显度（salience，即指自己在群体中的成员身份的认知可及性）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发现“内群体联结”对“社区感”有着不以群体或社区背景为转移的极强的预测力；“内群体情感”与“中心性”对“社区感”的预测力随群体或社区背景而发生变化，相较而言，“内群体情感”对地域型社区感有着更强的预测力，“中心性”对关系型社区感有着更强的预测力。
当然，除了“社区感”与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还格外关注“社区感”的作用，他们通过研究揭示出，“社区感”（更多的是指“积极的社区感”）对社会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具有指示与促进作用，对公共参与具有启动作用。例如，亚尔巴内西等人（Albanesi，Cicognani，＆ Zani，2007）在一项以意大利青少年为被试的实证研究中，探究了“社区感”、“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与“社会幸福感”（social well-being）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社区感”能够预测“社会幸福感”，而且可以解释“公民参与”与“社会幸福感”之间的部分联系；加蒂诺等人（Gattino，de Piccoli，Fassio，＆ Rollero，2013）在一项以生活在意大利皮埃蒙特的成人居民为被试的实证研究中，探究了“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与“社区感”对“健康”及“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由“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环境”等四个维度构成）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地方依恋”对“生活质量”无预测作用，“社区感”对“生活质量”有预测作用，其中，“社区感”对“心理健康”这一维度的预测力相当突出（回归系数高达0.67）；希高纳尼等人（Cicognani，Pirini，Keyes，Joshanloo，Rostami，＆ Nosratabadi，2008）开展了一项跨文化研究，该研究以美国、意大利及伊朗三国大学生为被试，探究了“社会参与”（social participation）与“社区感”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变量对“社会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社区感”与“社会参与”在三个样本中均呈显著正相关；普雷扎等人（Prezza，Pacilli，Barbaranelli，＆ Zampatti，2009）以生活在小城镇、城市及大都会社区的成人居民为被试，使用其所自编的多维度地域社区感问卷（Multidimensional Territorial Sense of Community Scale）考察了“社区感”之于“群体/社团参与”（participation in groups/associations）、“社区认同”（community identification）等变量的影响，结果发现“社区感”对“群体/社团参与”、“社区认同”等变量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等等。
（二）研究反思
1.研究预设与概念界定
人观——关于人自身存在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具有元理论功能，换言之，任一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展开都必定建基于研究者所预设的某一种人观。社区感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正如英国学者布尔（Burr，2002）基于其对各种“社会心理学”的剖析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心理学中的人观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将人视为具有自足性、先在性（相对于“社会”而言）、一贯性的个体性存在；其二是将人视为具有人际互依性、社会嵌入性、情景依存性的关系性存在。为了方便表述，以下分别称之为“自足性人观”与“互嵌性人观”。不难发现，这两种人观与前文所述的两种界定取向——“个体取向”与“群体取向”——有着内在的联系：“个体取向”隐含并建基于“自足性人观”；“群体取向”隐含并建基于“互嵌性人观”。
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外研究者在社区感研究实践中摇摆于两种界定之间：他们一边出于对权威的迷信，通过援引萨拉森、麦克米兰与查维斯所给出的根植互依性人观的界定来佐证自己对“社区感”的认识，一边却又习惯性地使研究立基于根植自足性人观的界定。这表明他们并没有跳出以个人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窠臼，而是毫无反思地以人的“个体性存在”而非“关系性存在”为逻辑起点来理解和把握“社区感”的内涵，其研究也因此而存在去脉络化之嫌。换言之，由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宰制使然，他们在社区感研究中往往迷失于个体“孤立头脑”（Deutsch，1999）之中的心理结构及过程，从而忽略了“社区感”所形成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脉络。这显然有违社区心理学学科的缔造者萨拉森的初心，即推动“心理学”这一以“个体有机体”（individual organism）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走出“概念褊狭”（conceptual narrowness），改变其“去社会性品格”（asocial character）（Sarason，1986）。
那么，社区感研究者为何应选择以人的“关系性存在”为逻辑起点呢？因为正如人类学家许烺光（Hsu，2002）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在讲求人际核心的东方社会，还是在推崇“彻底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文化精神的美国社会，完全独立于他人的人与完全依赖于他人的人都是不存在的，“人际连锁关系”（interpersonal nexus）是人类存在最为根本的要素。更为启人心智的是，许烺光以其心理社会均衡理论（theory of psycho-social homeostasis）深刻地阐释了这一点：人的存在可视为一个由“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构成的“社会文化场”（socio-culture field），它由内向外分为八层，即“无意识”（unconscious）、“前意识”（preconscious）、“限表意识”（unexpressed conscious）、“可表意识”（expressed conscious）、“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intimate society and culture）、“作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operative society and culture）、“远离的社会关系与文化”（wider society and culture），以及“外部世界”（outer world）（见图1）[4]，其中，“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因包含“亲密之人”“心爱之物”“执着之念”而受到每个人的强烈依恋，人与这一层的关系——更为具体地说，是与其中的人、物、文化规范及社会环境的关系——“大体处于一种动态的均衡之中”；“‘可表意识’层与‘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以及部分‘限表意识’层和部分‘作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共同构成“人间常相”（human constant）[5]（尚会鹏，2006）。
图1 人类的社会心理均衡
资料来源：参照许烺光（1983）手稿绘制。
联系萨拉森、麦克米兰和查维斯等人对“社区感”的界定，以及麦克米兰和查维斯针对“社区感”的结构所提出的四要素模型，基于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可以对“社区”及“社区感”的本质内涵做出如下审视与观照。
（1）“社区”实为其成员个体与其他成员相互依赖地嵌入其中，并与之发生双向互动的社会文化场，确切地说，主要是指“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这一层。当然，就中国本土社会而言，“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与“作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两层往往存有交叠。
（2）“社区感”表征着处于动态均衡之中的人与“社区”（亦即“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之间的关系：处身于“社区”这一社会文化场的所有成员，共同拥有一套“符号系统”（symbol system），以此维系着能够将“成员”与“非成员”，或者说，是“我群”与“他群”区隔开来的“群体边界”（group boundaries），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区认同感，同时还共享有特定历史及情感联结，该情感联结建基于其所共享的历史与社区认同感，以及在彼此积极互动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精神性纽带（McMillan ＆ Chavis，1986）。换言之，当每一个成员个体均与“社区”（亦即“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建立起一种依恋关系时，“社区感”就已形成。这表明具有依恋性质的群己关系的建构与社区感的形成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成员个体而言，“社区”既包括与其有一定交往史的成员，也包括与其相识，但罕有交往的成员，还包括与其互不相识的成员。
（3）由于社区之于人的根基性意义使然，“社区感”作为一种以人依托于社区的关系性存在为指向的集体性依恋表征，必定是“人间常相”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联系“人间常相”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可以推定：“社区感”既有可表意识内容，又有限表意识内容。
基于以上审视与观照，不难理解，“社区感”是社区而非其居民所具有的特征（Sarason，1974），换言之，“社区感”是“一个超出个体的综合变量（aggregate variable）”（Hill，1996）。因此，在对社区感进行考察和测量时，切勿仅仅局限于“社会支持与网络社交行为”（behaviors of social support and networking），还应关注那些将互不相识的成员，以及彼此可能相识，但却少有接触的成员考虑在内的维度（Hill，1996）。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个体水平切入的社区感研究层出不穷，而从总体水平切入的社区感研究却少之又少，而且很少能够做到上述这一点。
2.研究取向与分析框架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分裂的社会科学学科。当代欧洲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Moscovici，1972）曾区分出了三种研究取向：（1）无视（作为主体的）个体的特征，仅关注（作为客体的）刺激的性质对个体判断、知觉或态度形成等过程的影响，且将“社会”（social）视为客体本身所具有的“分类性”（taxonomic）取向（见图2）；（2）无视（作为客体的）刺激的性质，力图从（作为主体的）个体的人格特征（例如认知风格、情感特征、动机、态度等）中寻找其行为的根源，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探析不同类型的个体如何面对同一事或他人的“区隔性”（differential）取向（见图3）；（3）聚焦源生于多个（互为主体的）个体互为依存地与（作为客体的）“共有的物理或社会环境”所发生的互动的整体现象，且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区分为“静态性”与“动态性”两种类型的“系统性”（systematic）取向（见图4）。显然，前两种取向建基于“自足性人观”，后一种取向建基于“互嵌性人观”。
图2 “分类性”取向
图3 “区隔性”取向
图4 “系统性”取向
资料来源：Moscovici（2001）。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外既有社区感研究大都或隐或显地采用了“分类性”或“区隔性”取向，但也有一小部分研究采用了“系统性”取向。粗略地讲，前者的问题在于其无以揭示“社区感”的“社会维度”（social dimensions），更勿提与之相关联的文化与历史维度。鉴于前文对此已有述及，在此不做赘述。至于后者的问题，则在于其缺少一个清晰而全面，且能够有效地触及“社区感”的根本实质——“群”与“己”的联结——的分析框架。尽管生态学分析框架（见图5）在社区感研究中广为流行，但其终因流于粗疏、浮于表面而无法胜任将社区感研究引向深入的要求。
图5 社区心理学中的生态学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道尔顿，伊莱亚斯，万德斯曼（2010）。
基于以上所述的“系统性”取向，结合许烺光为阐释“人的（关系性）存在”而提出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以及杨宜音（2008）以“人的关系性存在”为逻辑起点提出的“社会心理学元理论分析框架”（见图6），可以构建出如下以群己关系为中心的分析框架（见图7）。这一框架所隐含的逻辑是：人（个体）并不是一种先于“社会”而生的既定性、自足性存在，而是一种毫无选择地被抛入“社会”之中，进而在参与建构“社会”的过程中不断被建构的关系性存在，社会实际上是以生态学分析框架所刻画的类似于同心圆的结构存在着的“现成环境”（a ready-made environment）（Moscovici，2001），而“社区”对于人（个体）而言，只是其中最为切身的组成部分；“正是社会迫使其（人）成为一个个体，并要求其在行为中表现出应有的个体性”（Moscovici，2001），当然，还应当认识到，由于生物进化使然，人（个体）除了个体性，还具有集体性；人的二重性存在从根本上决定了“个体的行动同时具有个体的性质和群己、群体和群际关系的性质”，更深一步讲，群己关系本身即隐含着人际（己）关系，并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群际关系；群际关系因着于群己关系的存在而得以渗入人际（己）关系之中，甚至构成人际（己）关系本身的内容（杨宜音，2008）；群己关系反过来又会受到人（际）己关系与群际关系的影响，这无疑表明群己关系在人的关系性存在中居于枢纽地位。
图6 社会心理学元理论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转引自杨宜音（2008）。
图7 以群己关系为中心的分析框架
显然，在对“个体的行动”中形成的“社区感”进行研究时，国内外研究者都有必要明晰以上逻辑。但是，身为国内研究者，如欲开展本土社区感研究，还必须充分而深刻地认识到以下三点。
（1）“群”与“己”的联结，通常会受到其所嵌入的文化、社会与历史脉络的形塑，由此使然，中西方人在构建群己关系或“我们”概念方面形成了不同的路径依赖。具体而言，中国人习惯性地依赖于“关系化”路径——通过伸展自我的边界将其自认为与己有关系的“某个或某些人”“包容进自我的边界中”，从而“形成自己人或圈内人”，亦即区分出“自己人”与“外人”；西方人习惯性地依赖于“类别化”路径——“将自我与一个类别建立心理联系”，以此“形成对该类别的认同”，从而形成“内群体”与“外群体”，并倾向于认为前者相对于后者而言，具有“积极的特异性”（杨宜音，2008）。
（2）随着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不断展开，中国人出于适应社会结构变迁——由封闭、静滞走向开放、流动——的需要，越来越频繁地启用“类别化”路径，从而使其群己关系或“我们”概念的构建呈现出“双通道”或双重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这两种机制在现实生活情景中时常发生“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杨宜音，2008；杨宜音，张曙光，2012）。
（3）当前中国人的群己关系或“我们”概念的建构，是以本土社会的急剧转型为背景的。在此转型进程中，国家逐步释放其所曾“掌控、吞噬和覆盖”的市场、社会与个人，由此使它们均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杨宜音，2008）；城镇化建设不断加快，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悄然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交往形式与社会关系正在发生重构。这些动向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的群己关系或“我们”概念的建构。
3.研究视角
总的来看，国内外既有社区感研究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更多地局限于认知视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所建基的人观，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研究取向使然。为了推动社区感研究走向深入，研究者需要在重建研究预设——将研究所建基的人观由“自足性人观”更替为“互嵌性人观”——的基础上，选择从其他合适的视角切入。
诚如萨拉森所言，“社区感”是与“自我界定”亦即“自我表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s）是指自我概念中所包含的以“自我”的某一特定面相为指向的认知表征（Sedikides ＆ Brewer，2001）。从理论上讲，人的关系性存在所涉及的自我的三个面相——“人”“己”区隔、“人”“己”亲合，以及“群”“己”联结（有“关系化”与“类别化”两种机制）——必定会在其自我表征中有所体现。由此可认为，“自我表征”是可供选择的，能够将社区感研究推向深入的研究视角之一。
基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以中国人为例来看，其自我概念含有四种基本自我表征，即“个体我”（individual self）、“关系我”（relational self）、“集体我”（collective self）及“关系化我”（guan-xi-lized self）。其中，第一种聚焦于“人”“己”区隔，其所关联的心理动机是保护或增强自我的福祉；第二种聚焦于“人”“己”亲合，其所关联的心理动机是保护或增强重要他人的福祉，并维系好彼此之间的关系；第三、四种均聚焦于“群”“己”联结，但不同的是，第三种以“类别化”为其形成机制，第四种以“关系化”为其形成机制，前者所关联的心理动机是保护或增强内群体的福祉，后者所关联的心理动机是保护或增强“自己人”的福祉（Sedikides ＆ Brewer，2001；张曙光，2016）。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不同即在于前者比后者多了一种基本自我表征，即“关系化我”。联系前文，不难理解这一点。
通常来说，任一个体都往往同时处身于一个或多个社区（既可以是地域型社区，也可以是关系型社区，这些社区之间可能存有交叠），并因此而要面对错综复杂、交相影响的社会关系——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就是单数的“我”与复数的“他”、“我们”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讲，个体必定会在其自我所具有的人际理解、认同建构、自我调节、信息过滤与加工等功能的促动与支持下，能动地透过所涉各自我表征之间的互动——其间可能存在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的现象——对自我进行定位，从而最终在心理意义上为自己在（具有核心意义的）“社区”这样一张社会关系网络，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中确定一个最为合宜，且有助于在人（自己）与人（包括“他”、“我们”与“他们”）、人（自己）与文化规范（包括鼓励与支持个体性表达的文化规范，以及强调和要求集体性表达的文化规范）、内心世界（涉及“我想成为怎样的人”等问题）与外部世界（涉及“周遭的人希望我成为怎样的人”等问题）之间达成心理社会均衡的位置，从而使自己与整个社区建立起一种依恋关系，由此形成社区感。前后联系起来看，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微观归属感”与“宏观归属感”、“微观归属感”与“微观归属感”彼此交织、互为影响的过程，毕竟自我表征、群己关系与群体归属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群己关系在人的关系性存在中居于枢纽地位。
三 社区感研究展望
以上所作梳理与反思深刻表明，社区感具有脉络依存性，或者更为通俗地说，社区感总是因其所嵌入的历史、社会及文化脉络的不同而不同。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一个好的社区感研究理应是一个根植于相应历史、社会及文化脉络的本土（化）研究，否则它将难以如实地揭示任一具体环境下的社区感及其形成机制与作用。事实上，源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社区心理学，对其所处的文化而言，本身也是本土心理学（康晶，王伟，查显峰，2016）。有鉴于此，下面就结合本土社会实际，基于以上反思对本土化社区感研究做出以下几点展望。
（一）虚拟社区感研究
正如著名的信息社会学家卡斯特尔（Castells，2001）在其著作《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中所预见的那样，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社会”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在全球范围已然崛起，其崛起以“庞大多样的虚拟社群”的构建为重要表征。“网络社会”的崛起所带来的一个显著后果是：空间的流动化与时间的压缩化，在使人“变得更为独立自由”，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解放感”的同时，也悄然消解了人的历史感和地域认同感（胡泳，2008），从而为其在线认同的建构乃至虚拟社区感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当今的中国，天涯社区、猫扑社区、华声论坛等网络论坛，QQ空间、豆瓣等社交网站，微信、微博、陌陌、知乎等社交平台，快手、抖音、全民K歌、斗鱼等网络直播或短视频平台，以及“王者荣耀”、“绝地求生”等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并存共生，由此发展或衍生出纷繁多样的虚拟社区，例如天涯社区中的论坛与部落、微博与斗鱼中的群组、知乎中的话题讨论群、王者荣耀的战区聊天室、QQ兴趣群、同学QQ群、单位微信群、小区业主微信群，等等。人们往往会基于生活、学习、工作或娱乐的实际需要，以及自身的社会性需要，有选择地加入或创建一个或多个虚拟社区，进而有意或无意地在虚拟现实中进行“自我塑造（self-fashion）与自我创造（self-create）”（Turkle，1995），并可能使自我（亦即“己”）与某一想象的共同体（亦即“群”）建立起具有依恋性质的群己关系，由此形成特定虚拟社区感。
通过对虚拟社区感的研究，我们能够揭示出现有的虚拟社区感大致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虚拟社区感在结构上究竟有何不同，它们赖以形成的社会心理逻辑与动力机制分别是什么；不同类型的虚拟社区感对其成员的身心有何影响。从中可以管窥技术、社会与心理三者交融共生的相互建构关系。同时，基于此，可以正确有效地引导人们健康使用虚拟社区。
做好虚拟社区感研究的关键，在于厘清所涉虚拟社区的成员构成及运行机制。为了便于分析与比较，可以根据其他成员与成员个体相识与否，构建出以“陌生人社区”与“熟人社区”为两极的连续统。以上所提及的诸种虚拟社区在这一连续统上所处的位置，取决于其成员构成中的陌生人与熟人的数量对比：陌生人所占比例越大，虚拟社区所处位置越偏向于“生人社区”一极；熟人所占比例越大，虚拟社区所处位置越偏向于“熟人社区”一极；陌生人与熟人所占比例越接近，虚拟社区越趋近于中间位置。基于此，可以分以下三种情况对虚拟社区及虚拟社区感进行讨论。
（1）在虚拟社区（例如天涯社区中的论坛与部落、微博与斗鱼中的群组、知乎中的话题讨论群、QQ兴趣群等）偏向于“陌生人社区”一极的情况下，虚拟社区通常具有独立性。社区成员个体与其他成员的交往更多的是线上交往为主（当然，不排除他们组织线下活动的可能），他（她）往往会基于兴趣爱好与虚拟社区建立起具有依恋性质的群己关系，从而形成虚拟社区感。
（2）在虚拟社区（例如同学QQ群、单位微信群等）偏向于“熟人社区”一极的情况下，虚拟社区作为线上群体，其实只是线下群体（既可以是正式群体，也可以是非正式群体）的延伸，它并不具有独立性。社区成员个体与其他成员往往既有线上交往，又有线下交往，两者相互交织、互为渗透，但总体上以后者为主导。其线上交往在客观上更多地服务于现实社区感的形成与维系。
（3）在虚拟社区（例如小区业主微信群、学会会员微信群、知识与信息共享微信群、公益组织QQ群等）趋近于中间位置的情况下，虚拟社区或具有独立性，以上述第一种形式存在着；或不具有独立性，以上述第二种形式存在着。在前一种情形下，社区成员个体可以通过与虚拟社区建立具有依恋性质的群己关系而形成虚拟社区感；在后一种情形下，社区成员个体通过与虚拟社区建立心理联系形成虚拟社区感的可能性不大，但其可以在虚拟社区运营的支持下，通过与现实社区建立具有依恋性质的群己关系而形成现实社区感。
（二）城市商品房社区感研究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以“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为核心面相的社会转型，其最为显著的表征是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商品房社区”正日渐接替“传统街坊社区”与“单位大院社区”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要居住模式。这一嬗变使“社区”作为社会治理之基本单元的地位愈发凸显，党的十九大报告已明确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扎根本土特有的历史、社会及文化脉络，回归“社区”的本质，以人的关系性存在为逻辑起点，从自我表征的角度开展城市商品房社区感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具体而言，其理论意义在于有助于管窥中国人的群己关系在当前社会转型进程中得以构建的社会心理逻辑与机制，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冲突与交融；其现实意义在于为城市商品房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做好城市商品房社区感研究的关键，在于厘清宏观归属感与微观归属感的建构机制。正如前文所述，宏观归属感与“大‘我们’”概念、“‘大群己’”关系相对应，微观归属感与“小‘我们’”概念、“‘小群己’”关系相对应。结合中国本土社会实际，从理论上讲，宏观归属感的建构机制可能主要有二：其一是社区居民在政府（以街道办事处为派出机构）的宣教或动员下启动的关系化机制，与此相关联的共享表征是“社区是一个大家庭”，其二是社区居民在居民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的引领下启动的类别化机制，与此相关联的共享表征是“社区是一个群体”；微观归属感的建构机制也可能主要有二：其一是社区居民自发启动的关系化机制，其二是社区居民自发启动的类别化机制。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揭示出城市商品房社区感在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中何以形成。
（三）传统社区感研究
除了上述两大类型的社区之外，诸如历史古城社区（例如山西平遥古城社区、湖南凤凰古城社区等）、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重点企业社区（例如山西榆次经纬厂社区等）、“三线”建设时期创建的国防厂矿社区（例如山西太谷利民机械厂社区、云南国营七矿社区等）等一批散落在全国各地，且拥有悠久而特殊的历史的传统社区也颇为值得关注。无论这些传统社区正在走向兴盛抑或衰败，其社区感都颇为值得研究。
通过对传统社区感进行研究，能够揭示出“共享历史”——与之相对应的术语是“历史表征”（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意指“人们对于历史的看法和认识”（陈维扬，谢天，2017）——何以影响社区感的形成；不同世代在社区感及其形成机制上有何不同。从中可以管窥中国人的群己关系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所发生的嬗变。同时，基于此，可以为传统社区治理提供必要的指导。
在开展传统社区感研究时，有必要以生命历程理论为知识支撑，对不同世代在宏观归属感与微观归属感的建构、社区感在两者的交互作用中得以形成的机制上的差异，以及其间所透射出的历史以“历史表征”为中介对群己关系建构的作用进行深入探讨。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其在各个领域（包括社区治理领域）的不断应用，“人网合一的嵌合结构”越来越使“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相互合作必须要借助互联网这一巨型工具才能实现”（何明升，2014），这意味着城市商品房社区与虚拟社区，以及传统社区与虚拟社区之间均可能存有更多的交叠，城市商品房社区感、传统社区感及特定类型的虚拟社区感结构及其形成机制也可能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在对城市商品房社区感进行研究时，要充分考虑该城市商品房社区与相关虚拟社区的交叠所产生的影响；在对传统社区感进行研究时，要充分考虑该传统社区与相关虚拟社区的交叠所产生的影响；在对某一群体的特定类型虚拟社区感进行研究时，要充分考虑该虚拟社区与其所同时处于城市商品房社区、传统社区或其他社区（例如农村社区、大学校园社区等）的交叠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以心理社会均衡理论等相关理论为知识支撑，深入探究一部分人为何会沉迷于虚拟社区，并因此而与现实生活世界相疏离，以及如何通过加强现实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来减少其对虚拟社区的沉迷；在加强城市商品社区或传统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如何有效地借助虚拟社区的积极作用。
透过以上梳理、反思与展望，不难领悟到社区感研究的魅力所在：它深刻地触及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群己关系的建构，并因此而足以成为一扇可资以管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视窗”；同时也应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平稳健康转型呼唤更多的立足本国实际，借鉴国外成果，力推多学科交叉融合，且能够及时有效地回应现实需求的本土社区感研究。
参考文献
陈维扬，谢天.（2017）.常人眼中的社会变迁：普通人如何感知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心理科学进展， 25（2），370-380.
陈永胜，牟丽霞.（2007）.西方社区感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心理科学进展，15（1），169-173.
何明升.（2014）.虚拟社会治理的概念定位与核心议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43（6），5-12.
胡泳.（2008）.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光国.（2008）.华人的道德观与正义观.见：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华人本土心理学（上册）（pp.395-428）.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卡斯特，M.（2001）.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康晶，王伟，查显峰.（2016）.全球化背景中社区心理学的本土化发展趋势.社区心理学研究，2，189-200.
李须，陈红，李冰冰，廖俊，杨挺，刘舒阳.（2015）.社区感：概念、意义、理论与新热点.心理科学进展，23（7），1280-1288.
林瑞钦.（1994）.社区意识的概念、测量与提振策略.社会发展研究学刊，1，1-21.
牟丽霞.（2007）.城市居民的社区感：概念、结构与测量.硕士学位论文，金华：浙江师范大学.
尚会鹏.（2006）.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及其中国文化背景.国际政治研究，（4），130-143.
杨宜音.（2008）.关系化还是类别化：中国人“我们”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探讨.中国社会科学，（4），148-159.
杨宜音，张曙光.（2012）.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社会，32（6），158-181.
道尔顿，J.H.伊莱亚斯，M.J.＆ 万德斯曼，A.（2010）.社区心理学：联结个体和社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许烺光.（2002）.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心理人类学论文集（许木柱译）.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张曙光.（2016）.社会转型期下中国人公私表征以及公私实践的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基于群己关系的视角.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Albanesi，C.，Cicognani，E.，＆ Zani，B.（2007）.Sense of community，civic engagement and social well-being in Italian adolescents.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17（5），387-406.
Brodsky，A.E.（1996）.Resilient single mothers in risky neighborhoods：Negative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24（4），347-363.
Burr，V.（2002）.The Person in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Taylor ＆ Francis.
Cicognani，E.，Pirini，C.，Keyes，C.，Joshanloo，M.，Rostami，R.，＆ Nosratabadi，M.（2008）.Social participation，sense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well being：A study on American，Italian and Iranian university student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89（1），97-112.
Deutsch，M.（1999）.A personal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Reflections on，100，1-34.
Gattino，S.，Piccoli，N.D.，Fassio，O.，＆ Rollero，C.（2013）.Quality of life and sense of community.A study on health and place of residence.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41（7），811-826.
Gusfield，J.R.（1975）.Community：A critical response.Contemporary Sociology，5（6），826-828.
Hay，R.（1998）.Sense of place in developmental context.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18（1），5-29.
Hill，J.L.（1996）.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24（4），431-438.
Jason，L.A.，Stevens，E.，＆ Ram，D.（2015）.Development of a three-factor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scale.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43（8），973-985.
Kloos，B.，Hill，J.，Thomas，E.，Wandersman，A.，Elias，M.J.，＆ Dalton，J.H.（2011）.Community Psychology：Linking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3rd ed.）.Belmont，CA：Wadsworth.
Kyle，G.，Graefe，A.，＆ Manning，R.（2005）.Testing the dimensionality of place attachment in recreational settings.Environment ＆ Behavior，37（2），153-177.
Lounsbury，J.W.，Loveland，J.M.，Sundstrom，E.D.，Gibson，L.W.，Drost，A.W.，＆ Hamrick，F.L.（2003）.An investigation of personality traits in relation to career satisfaction.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11（3），287-307.
Mcmillan，D.W.，＆ Chavis，D.M.（1986）.Sense of community：A definition and theory.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14（1），6-23.
Moscovici，S.（2001）.Society and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In Duveen，G.（ed.），Social Representations：Explor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pp.78-119.
Obst，P.L.，＆ White，K.M.（2005）.An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salience.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15（2），127-135.
Prezza，M.，Amici，M.，Roberti，T.，＆ Tedeschi，G.（2001）.Sense of community referred to the whole town：It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loneliness，life satisfaction，and area of residence.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29（1），29-52.
Prezza，M.，Pacilli，M.G.，Barbaranelli，C.，＆ Zampatti，E.（2009）.The MTSOCS：A multidimensional sense of community scale for local communities.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37（3），305-326.
Sarason，S.B.（1974）.The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Prospects for a community psychology.Oxford，England：Jossey-Bass.
Sarason，S.B.（1986）.Commentary：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ual center.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14（4），405-407.
Sedikides，C.，＆ Brewer，M.B.（2001）.Individual Self，Relational Self，Collective Self.Psychology Press.
Turkle，S.（1995）.Life on the Screen：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NY：Simon and Schuster.
Wiesenfeld，E.（1996）.The concept of“we”：A community social psychology myth？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24（4），337-346.
Linking“Me”and“US”
—The Review，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f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Zhang Shuguang，Zhao Lijiao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Shanxi University，Taiyuan，030006，China）
Abstract：The community is actually a societal community，while human being is a kind of relational being backed by the community.In order to answer the question—how the community is possible，The community psychologists hav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PSOC），which is a kind of important strength that can bring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into “us” in the psychological sense，and thus carried out a lot of related research.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indigenized research of PSOC，and enhance its indigenous compatibility tangibly，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esearch at first，focusing on the definition，classification，structure，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ts effect of PSOC，and then reflected on these research in terms of research presupposition and definition of concept，research approach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perspective of research in a spirit of criticizing the defects of western mainstream research paradigm and exploring the strategy of amendment which is benefit of the indigenized research.Finally，based on this reflection，pointed out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the indigenized research of PSOC.
Keywords：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Community Psychology； Group-self Relation； Self-representation
[1]本研究得到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群己关系视角下城市商品房社区居民的社区感研究”（项目编号：18YJC840054）的资助。
[2]通讯作者：张曙光，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E-mail：zhangshuguang@sxu.edu.cn。
[3]“成员资格”是指归属感与认同感，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个体自觉其是可以从中获得情感安全感的群体中的一部分；“影响力”是指群体与个体互有影响，群体促动个体去保持和增强凝聚力，个体自觉被赋予一定权利来影响群体的运作；“需要的整合与满足”是指群体成员有着共同的需要、目标、信念与价值观，任一成员都能以其借由群体成员资格获取到的资源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他（她）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了其他成员的需要；“共同的情感联结”是指建基于共享历史（未必参与其间，但必定认同于这一历史）与社区认同感，以及在社区成员彼此积极互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精神性纽带之上的情感联结（McMillan ＆ Chavis，1986）。
[4]“限表意识”由自己能够意识到，但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害怕触碰这层意识”“怕其他人可能无法理解或不予理会”“有困难将之表达出来”“认为泄露这层意识很丢脸”等）而不敢或不会向他人表达的内容构成；“可表意识”作为“个人的内在世界”，由自己较易通过沟通使他人了解并作出回应的意识内容构成；“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作为“个人的外在世界”，由那些以特定情感纽带与自己相连的人、事、物、神及信念等构成；“作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由那些与自己的角色扮演相关的人构成，彼此之间没有依恋感；“远离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由存在于文化之中，但与自己无关，或对自己不具有太多意义的人、神、信念及其他部分构成；“外部世界”由存在于另一文化中，且与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人、神、信念及其事物构成（许烺光，2002）。
[5]对于“human constant”这一术语，此处所引文献的作者将之译为“基本人际状态”，而其他学者则将之译为“人间常相”、“人的常数”或“不变的人性常数”。鉴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有人际性与群体性之分；“constant”在该理论语境下更多的是指一种恒常存在的本相，笔者赞同将之译为“人间常相”，而不赞同将之译为“基本人际状态”、“人的常数”或“不变的人性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