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90年代之前亲西方外交与库尔德问题的关系

土耳其建国后出于安全和文明定位的考量，坚定地奉行亲西方外交^[5]，凯末尔主义实质上是选择了西化道路，民主化则是西化选择的继续，1952年加入北约是其中最具象征性意义的事件。土耳其与西方在冷战期间大体上能够维持较为和谐的局面，但土耳其国内的反美情绪^[6]从60年代以来一直较为强烈，土耳其与欧盟（欧共体）关系的裂缝也呈现扩大趋势。这一现象的本质是土耳其与西方建构起来的一致利益无法掩盖二者之间隐藏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双方历史上形成的互为“他者”的形象，也是由于双方实力悬殊造成外交中的非对等地位的体现。

冷战期间，土耳其出于安全的考量和西化的目标，迅速地与西方接近。西方则认定土耳其是抗击苏联的可靠盟友，而且坚信土耳其必然坚定地服务于西方战略，由此产生的一个推论是西方一定程度上可以罔顾土耳其的利益。在冷战背景下，西方认为土耳其是可靠的盟友，土耳其与西方的结合被认为是土耳其和西方两股对抗苏联力量的汇合。^[7]同时，西方也认为土耳其除了与西方结盟外，无路可选。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档案证明了这一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获得美国提供的帮助，得到美国共同防御苏联及其卫星国攻击的承诺”。以此为前提，土耳其必然与西方形成坚实的盟友关系。“土耳其与西方结盟提供了土耳其有效抵抗苏联压力的唯一希望，同时保障了土耳其与西方结盟的坚实基础。……即便由于美国在冷战期间力量有所收缩，而导致苏联占领叙利亚或伊朗或伊拉克，进而部分地将土耳其与西方分割开来，土耳其也不会改变结盟方向。”^[8]事实上，当时的共和人民党及其继任者民主党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西化意味着，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不惜代价地亲密合作”。^[9]因此，美国对土耳其盟友可信度的估价主要建立在土耳其舍此并无他路的判断基础上，即便偶尔牺牲土耳其利益，土耳其也必须接受，成为前述判断的自然推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罔顾土耳其核心的国家利益，土耳其与美国多次发生摩擦，因此损害了双边关系，并助长了土耳其国内的反美情绪。“古巴导弹危机”、“约翰逊书简”事件和1974 年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等，证明了美国在涉及土耳其核心利益上的武断。1962～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为与苏联就撤出部署于古巴的导弹装置达成协议，在未事先告知土耳其的情况下，同意拆除北约1959年建立在土耳其的北极星导弹基地。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土耳其国家利益的做法，在土耳其国内引发了强烈的反弹，激发出强烈的反美情绪，土耳其政治家也开始思考“一边倒”的亲美外交中潜藏的危险。之后的塞浦路斯问题对土耳其外交政策提出更大挑战，加重了土耳其对其西方盟友可信度的质疑。^[10]土耳其“一边倒”地发展与西方关系的目的在于至少获得心理上的安全保障，古巴导弹危机和塞浦路斯问题证明了这种保障的不可靠性，强化了土耳其人对美国的失望情绪，并刺激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情绪。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对美国冷战战略态度消极。时任土耳其总统伊诺努表示：“假以时日，如果外在条件发生了变化，事态的发展使得确立新的秩序成为必要，土耳其一定可以在新的全球秩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11]

1974年在土耳其武装入侵北塞浦路斯之后，美国冻结了对土耳其的经济援助并实行武器禁运，1978年方始解冻禁运。西方对土耳其的武器援助是双边关系中最具有实际意义的部分，因此这一禁运触动了双边关系中最为脆弱的神经，揭开了双边关系中所蕴含矛盾的最后一层遮羞布，土耳其为此也单方面终止了《土美防御和合作协定》。土耳其人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习得的教训是，在涉及土耳其和希腊争端时，西方总是与希腊站在一起，土耳其与西方之间终究有某种不可逾越的障碍。

冷战结束之前，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土-美关系，二者之间具有较高的重叠性。土美关系的顶点是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与以色列结为区域联盟，土以关系的根本性改善为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注入新的活力，但土耳其为此付出疏远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关系这样的代价。土耳其与欧盟（欧共体）关系的正式起点为1963年的《安卡拉协定》，标志着双方在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欧共体）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双边关系。90年代开始，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沿着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和土耳其与欧盟关系的路径发展，二者虽然有着各自的动力，但与此同时也具有极高的相关性。

1997年欧盟卢森堡峰会拒绝土耳其欧盟候选国资格标志着土耳其的欧洲特性公开受到质疑。进入21世纪后，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由于正义和发展党在2002年上台、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和土耳其欧盟之旅遭遇重挫而愈发趋冷，凸显了双方在价值观和利益方面的巨大分歧，导致土耳其—西方关系承受着巨大压力。民调显示，土耳其民众赞同入盟的比例从2004年的73%下降到2013年的44%。而且美国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无法给予支持，也加剧了土耳其的反美情绪。反欧盟情绪和反美国情绪的相互强化，最终表现为土耳其的反西方情绪。就土耳其而言，西方依然是一个无法接纳土耳其的整体。

库尔德问题的图景则更为复杂。土耳其建国初期镇压了国内库尔德人大反叛，国内的库尔德问题由此较长时间处于沉寂状态，更多情况是土耳其关注周边邻国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标志性的事件如1945～1946年，生活在伊朗北部的库尔德人得益于二战后的权力真空和苏联的支持，在伊朗北部短暂地成立了马哈巴德库尔德共和国。土耳其对于该库尔德人政权异常警觉，担心其对自身的库尔德人产生某种影响。事实上，在此之前土耳其已经对苏联在伊朗库尔德斯坦的活动忧心忡忡，担心会造成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人居住区的动荡。^[12]相较于伊朗库尔德问题，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更令土耳其劳心费神。伊拉克库尔德人一直享有着较多的权利，而且往往得到西方的支持。1966年，巴格达政府承认库尔德人在统一的伊拉克国家内拥有作为民族的权利并可参与政府的管理。伊拉克1968年宪法承认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在统一的伊拉克国家内享有平等的权利。1974年3月11日，巴格达中央政府承认在伊拉克共和国内的库尔德人居住区具有自治的地位。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领袖毛拉穆斯塔法的成功，刺激了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安卡拉政府为此如坐针毡。这一局势到1975年方有缓和，该年度伊朗和伊拉克签订了《阿尔及尔协定》后，伊朗和美国放弃了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支持，巴格达中央政府重塑了在伊拉克北部的政治和军事权威。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由于库尔德工人党的成立，土耳其开始直接遭遇库尔德问题。库尔德问题在此阶段也成为土耳其与西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往往是充当搅局者的角色。欧共体对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的态度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强调库尔德人是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少数族裔，从人权角度来对土耳其施压，另一方面在认定库尔德工人党为恐怖主义组织方面多有反复。而美国卷入库尔德问题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更是深度卷入库尔德问题，并且持有双重标准。美国认定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的库尔德人为“坏的库尔德人”，与此同时认为伊拉克库尔德人为“好的库尔德人”，因此一方面支持土耳其政府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另一面鼓励穆斯塔法·巴尔扎尼毛拉反抗巴格达中央政府。^[13]美国在库尔德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与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和国家利益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且使库尔德问题具有强烈的区域维度。埃杰维特1979年3月26日指出，库尔德问题是中东第二大不稳定因素，第一大因素为巴勒斯坦问题。^[14]土耳其亲西方外交与库尔德问题之间的矛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得以集中体现，重挫了土耳其与西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