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庄子者，蒙人也

“庄子者，蒙人也。”司马迁的这句话写得一清二楚，没有任何歧义，但它有一个缺陷，就是不曾写出“蒙”的国属。这种表述，相当于我们现在说某某人是法兰克福人、纽约人、横滨人、上海人，不必特地指明他所属的国家，但是人人都可以意会。想来司马迁也是觉得“蒙”在哪里、属于哪个国家，是不言而喻的。汉代毕竟距先秦不远，故而，要知道庄子到底是哪一国的人，我们也得求助于能够“意会”的汉代学者。能够提供这种帮助的学者有两个。刘向在《别录》中注明庄子为“宋之蒙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也注上“名周，宋人”。于是，庄子的国籍就此确定了，他是宋国人。

宋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强国，“春秋五霸”中就有宋襄王。宋都睢阳，即今河南省商丘县。因此，古蒙城当在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县附近。但是，现在的安徽省蒙城县，也被认为是庄子的故乡。蒙城酿造的酒，取名为“庄子酒”。蒙城北郊还有一个“庄子祠堂”，如今乃是旅游胜地，其得名之由来，主要是宋代苏轼的一篇《庄子祠堂记》。苏轼把安徽的蒙城当成《史记》中的“蒙”了。有学者指出：“现今之安徽蒙城，汉时称山桑，唐天宝元年始改称蒙城。宋代学者如苏轼、王安石未遑细察，竟将此蒙城认定为庄子故里，亦属疏误。”^[2]这种辨析应当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宋国只是庄子的出生地，庄子其人的气质与神采，《庄子》一书的文化气息，却不为地域所限，不被宋国所囿。这正如王维是北方人，祖籍山西，而他的诗歌和绘画作品却一派南方气象。宋文化是什么样的呢？要了解一件事物，最好追溯它的由来。西周初期，商纣王的哥哥（“庶兄”）微子启被周公封于商丘，国号为宋，是为宋国的开国之祖。宋是商之后，自然延续了商文化的某些品格。汉代学者有“商尚鬼，周尚文”的说法。“商人信仰鬼神与上帝，带有浓重的宗教气。……和此相关的，是商人好玄理，他们往往重理想胜过于人生之实际。”^[3]

在《庄子》一书中，宗教气息已颇为淡薄。闻一多写过一篇《道教的精神》，认定老庄思想的前身是“古道教”，此“古道教”是相对于东汉以来的“新道教”而言的。闻一多指出：“后世的新道教虽奉老子为祖师，但真正接近道教的宗教精神的还是庄子。《庄子》书里实在充满了神秘的思想，这种思想很明显的是一种古宗教的反影。”“我们现在也可就宗教思想的立场，说庄子的神秘色彩最重，与宗教最接近，老子次之，杨朱最切近现实，离宗教也最远。”^[4]此说别出心裁，不过有些牵强。牵强者有四。①较之道家，注重祭祀和礼仪的儒家，与“古宗教”的连续性更为明显。李泽厚说：“‘礼’是颇为繁多的，其起源和其核心则是尊敬和祭祀祖先。”“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5]自李泽厚以来，儒家之礼来自宗教性的原始巫术礼仪的观点，几乎已是共识。即如闻一多，也承认儒家“也是从宗教衍化或解脱而来”，但他同时说，作为儒家源头的宗教“和各古道教截然是两回事”，何以不同？“对于灵魂的承认与否，便是产生儒道两家思想的两个宗教的分水岭”。^[6]这种说法是难以服人的，因为很难想象一个不承认灵魂的原始宗教。②所谓“古道教”既然以“道”为名，则说明“道”的地位已极为崇高，而在道家思想产生之前，这是不可能的。③《庄子》一书固然如闻一多所说，颇有神秘色彩，但在我们看来，“神秘”不过是难以言说或不可言说罢了，就此而言，神秘未必通向宗教。艺术经验是神秘的，爱情也是神秘的，日常生活经验都有几分神秘性。我们将会看到，《庄子》之所以有几分神秘气息，那是由于庄子的哲学之思触及“前语言”的领域，而这种“前语言”的经验，与其说是宗教经验，不如说是艺术经验。④我们知道，宗教赖于信仰，哲学崇尚怀疑，而庄子正是中国哲学史上怀疑主义的宗师。庄子几乎怀疑一切。他怀疑以往的“圣人之言”“先王之道”，怀疑流俗的价值观，怀疑道德（仁义），怀疑知识，怀疑理性，怀疑语言，甚至怀疑“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与商文化相比，庄子抑信仰而扬怀疑，轻宗教而重哲学。庄子虽也“好玄理，重理想”，可算是“理想主义者”，但庄子绝非凌虚蹈空的玄想者。刘熙载早已察觉，《庄子》一书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艺概·文概》）。庄子的哲学，是立足于现实的哲学；庄子哲学的理想主义，是洞烛了现实之后形成的理想主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庄子哲学精神的双翼。但宋毕竟并不是商，而只是始于商。宋国的文化还有另一副面孔，显得过于板滞，不灵活，乃至有点呆气，这在宋人“拔苗助长”（《孟子·公孙丑上》）、“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等著名故事中可见一斑，我们很难将它们与“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种天马行空的庄子形象联系起来。

一般认为，在文化气息、文字与思想的风格上，《庄子》一书明显带有楚文化色彩。在宋代，便有学者主张庄子是楚国人。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小蒙故城在县南十五里，六国时，楚有蒙县，俗为小蒙城，即庄子本邑。”朱熹说得更是直截了当：“庄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现代学者中附议此论者，不乏其人。不过他们说的“楚人”，所指并非历史中的庄子，而是作品中的庄子。如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庄子名周，宋国人，他的思想却接近楚人。”^[7]现代学者还提供了种种论证，其要点有二。第一，《庄子》中的那些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和充满想象的描写，似与楚国文化有甚深渊源。第二，《庄子》多用楚语。例1：《逍遥游》“蟪蛄不知春秋”，“蟪蛄”是楚语中蝉的名称。例2：《人间世》“迷阳迷阳，无伤吾行”，“迷阳”是楚方言中的一种有刺的野草。

于是，庄子似乎拥有两个国籍。在现实中，他是宋人；在文字里，他是楚人。一些庄子研究者为了弥合其间的距离，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庄子是宋人，但他的祖先是楚人。例如崔大华说：“庄子是宋国人，但和楚国文化有很深的关系。……庄子可能是在楚国吴起变法期间，被迫迁移到楚国北陲，最后流落到宋国的楚国公族后裔。”^[8]杨义专门著有《庄子还原》一书，其主旨之一就是论证“庄子是流落到宋国的楚国公族的后裔”。这种观点的提出，至少有助于解释如下两个事实。

其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试问庄子若非“楚国公族的后裔”，楚威王凭什么“许以为相”？仅凭“庄周贤”恐怕是不太可能的。王维《漆园》诗云：“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枝树。”王维看得清楚，庄子“自阙经世务”，他的思想不切实际，不能用以经国济世；“偶寄一微官”自是不妨，主宰国事却难以胜任。能力不够，身份来凑。唯有庄子的“楚国公族后裔”的身份，才能赢得楚威王的延请。

其二，庄子为何对儒家学说持批判态度。这与儒道两家思想的文化背景有关。儒家学说继承和发扬的是周文化。儒家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乃“周之顺民”，“吾从周”是孔子的口头禅。“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甚至把不复梦见周公视为自己生命衰微的表征：“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庄子的文化理想与孔子大相径庭。无论他的文化源头是殷商文化还是楚文化，都可以较为顺理成章地说明庄子为何对孔子不以为然，为何要“诋訿孔子之徒”，“剽剥儒、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