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孔孟与庄子的根本区别，正是“庙堂”与“江湖”的分野、“仕”与“隐”的分野。“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器”也就是“用”。庄子追求“无用”，他的学说不过为了“适己”，如陶渊明，“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庄子，“王公大人不能器之”，都可谓正中下怀。反之，孔孟则一门心思期待“见用”，期盼王公大人“器之”。因此，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汲汲奔走于诸侯之门，到处兜售自己的学说。孔子的态度颇具代表性：“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孔子求仕之心切，跑官之积极，跃然纸上。有趣的是，儒家一方面低首下心、低声下气，巴望王公大人的器重、起用、提拔，另一方面又自信满满、不可一世，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如孔子待价而沽：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
孔子自信得可爱：“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孟子则自信得近乎狂妄：“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儒家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一语，出自《论语·子张》，原为：“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现在有些学者把“优”读为“悠”即“余裕”，把“仕”解为“做事”，那么，子夏的意思就是：做事有余裕就要学习，学习有余裕就要做事。但这种解读是很勉强的，也是不到位的。历来“仕”与“隐”相对，“隐”就是“不仕”，如果“仕”就是“做事”，那么“隐”岂非不做事？陶渊明隐居时，“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这种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田园劳作，难道不是“做事”？即使“仕”可以解释为做事，这事也该有特定的政治内涵，也就是“经济”，意即经世济民，治理国家。在南朝梁代周兴嗣编的《千字文》中，“学而优则仕”表述为“学优登仕，摄职从政”，其意思非常清楚：学习优异或学问优秀才能登上仕途，获取职位，参与朝政。所谓“学而优则仕”，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显然，“出仕”，也就是“事君”。之所以把“学而优则仕”奉为天经地义的信条，这是由于儒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君臣观念。子路给出了出仕的理由：“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在子路看来，不出仕，不事君，那是“不义”的；放弃了“君臣之义”，那是“乱大伦”的。孟子距杨朱时也说过，“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在孟子看来，目中“无君”，罪大恶极。扬雄对庄子最大的不满，也是“罔君臣之义”。
如果说儒家一日无君便惶惶无主，甚而“累累若丧家之犬”，那么，庄子则把君臣关系视为对自由人性的最大的束缚。《齐物论》指责孔子：“君乎，牧乎，固哉！”整天喊着“君呀”，“臣呀”，浅陋极了。庄子借骷髅之口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至乐》）这是表达“无君于上”的快乐。王子搜的话，则更进一步表达“君”对生命的桎梏：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国无君，求王之搜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为君也。（《让王》）
王子搜就是庄子的代言人。王子搜仰天而呼“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表达了庄子发自内心的远离政治的希求。庄子自己对庙堂是何等态度，从司马迁“楚威王闻庄周贤”的故事亦可见一斑。庄子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这里的“有国者”，也就是王子搜口中的“君”。在庄子看来，君的存在，严重威胁生命的自由，因此，他宁愿“终身不仕，以快吾志”，宁可在烂泥中打滚，也比被供奉于庙堂之上来得自由自在。这正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拒绝楚威王的故事，在《庄子》中有两个版本。《列御寇》写得比较简略：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秋水》的叙述则更有深长意味：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宁其生而曳尾涂中乎？”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在《秋水》篇的这段文字中，庄子有意突出了一个两难处境：“宁其死为留骨而贵，宁其生而曳尾涂中乎？”或者庙堂，或者江湖，非此即彼，别无选择。司马迁对这个故事的重新书写，对庄子设计的两难处境有所淡化。后世儒家进而抹平了这个两难处境，如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如此，庙堂与江湖的区别，也就微乎其微、若有若无了。然而在庄子看来，这种两难处境是不可化解的。当此两难处境，好比杨朱面临歧路。庄子超过杨朱泣歧路之处在于，他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事君”也就是“死君”。选择了庙堂，意味着死；选择了江湖，意味着生。庄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生命、选择了自由，这也就意味着，选择了江湖，舍弃了庙堂。好一个“宁生而曳尾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