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庄子生活的年代，“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而且曾拒绝接受楚威王的聘请。清末以来，很多学者都曾以《史记》的这两个说法为线索，结合《庄子》文本和诸多史实，推测、判定庄子的生卒年代。学者们的说法各式各样，其考证过程又比较复杂，此处从略。大致而言，马叙伦的《庄子年表》从者较众。依此说，庄子生于前369年，卒于前286年。

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这意味着，他与孟子大致同时。《孟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孟子见梁惠王”。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大致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庄子和孟子，这两位都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居然“失之交臂”，从未互相提及。清代刘鸿典说：“所不可解者，庄子与孟子同时，孟子之书未尝言庄；而庄子之书亦不及孟。岂天各一方而两不相知与？抑千里神交而心相照与？”（《庄子约解·序》）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须知当时是所谓“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互相辩难，毫不稀奇。孟子和庄子都对当时的学术思想颇为关注，且积极参与辩论。孟子好辩，古今闻名；攻击异端，毫不容情。庄子诋訿孔子之徒，本该是孟子眼里的最大的异端才对。如此重要的对手，为什么孟子要轻易放过？庄子同样辩才无碍。他的《齐物论》，乃是中国哲学史上辩论文章中的一篇奇文。他的《天下》，纵论天下学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却没有只言片语涉及孟子。他要“剽剥儒、墨”，怎么就没有剽剥到孟子？“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为何孟子就得以解免了呢？

刘鸿典提出问题，还试图回答问题，他提供了两个假说：“岂天各一方而两不相知与？抑千里神交而心相照与？”这两个假说都有学术渊源。前一个假说很可能来自朱熹，后一个假说很可能来自苏轼。后者可以理解为将“庄子盖助孔子者”的命题往前推进了一步。苏轼说庄子和孔子是同道，刘鸿典又说庄子和孟子是知己。然而，“庄子盖助孔子者”的命题本来就成问题，至于“孟子庄子千里神交而心照”的说法，更是不靠谱。“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庄子是把“仁义”连在一起，一并批判的。例1：“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那些偷腰带环钩的人被斩杀，而窃夺了整个国家的反倒成了诸侯，这些诸侯的门面上还打着仁义的招牌。例2：“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囋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天运》）糠屑撒到眼睛里，就分不清东西南北；蚊虻叮咬皮肤，便通宵不能入睡。仁义搅扰毒害人心，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祸乱了。

再来看看朱熹的观点。的确，关于孟庄何以不曾对话这个问题，早在宋代，朱熹就提供了一种答案：

李梦先问：“庄子、孟子同时，何不一相遇，又不闻相道及，如何？”曰：“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然亦止是杨朱之学。但杨氏说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

或云：“庄子都不说着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

朱熹的说法影响很大，然而未必合情合理。首先，即便庄子“自是楚人”，孟、庄二人，天各一方，也未必就能“想见声闻不相接”。当时的庄子虽然较为寂寞，恐怕也并非毫无声望，如果当真如朱熹所言，庄子全然“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一点影响力也没有，那么，“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而过魏王”何以可能？而庄子与惠子的密切交往、数度辩论，又何以可能？的确，孟子显于官府，庄子隐于民间，或许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使得孟子确实不曾听说庄子及其学说，但如刘鸿典所猜测的“天各一方而两不相知”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孟子或许不知道庄子，但庄子必定知道孟子。且不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孟子奔走于诸侯之间，声势浩大，气派非凡，“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所至每与国君分庭抗礼”（《孟子·滕文公下》），如此显赫，庄子绝无不曾耳闻之理。朱熹之说的缺陷在于，单方面地以“孟子不知庄子”为理由，可以解释为何“孟子之书未尝言庄”，却不能解释为何“庄子之书亦不及孟”。

冯友兰对这个疑团的解答比较理论化、哲学化：

庄子之学为杨朱之学之更进步者，则自孟子之观点言之，庄子亦杨朱之徒者。庄子视孟子，亦一孔子之徒。孟子之“距杨、墨”，乃笼统“距”之。庄子之“剽剥儒墨”，亦笼统“剽剥”之。故孟子但举杨朱，庄子但举孔子。非孟子庄子二人，必各不相知也。^[15]

这一解释虽非尽善尽美，却也见解不俗。在我们看来，冯友兰之说的解释力当在朱熹之上。孟子确实说过：“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滕文公下》）在这段话里，孟子把时代思潮做了一个简洁扼要的归类：“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因此，假设孟子和庄子对对方的学说均已有所耳闻，那么，在孟子看来，庄子不过是个道家，属“杨朱之徒”，恰如在庄子看来，孟子也不过是个儒家，属“孔子之徒”。归类是为了满足思想化繁为简的需求，也是为了批判的方便。批判一个学派，自然要瞄准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在孟子看来，与杨朱相比，庄子不够典型；在庄子看来，与孔子相比，孟子不够典型。其实朱熹说“亦止是杨朱之学。但杨氏说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也隐约有这个意思。孟、庄两位思想大师都深通“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之理，这就是他们的箭矢都不曾瞄准对方的奥妙所在。

归类是求同，而不是等同。庄子思想和杨朱思想可以归于一类，这是说庄子思想与杨朱思想有着大致相同的理路，却不等于说庄子思想和杨朱思想就是一回事。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把孟子（和冯友兰）的归类坐实，径直将杨朱和庄子视为一人。这就是“杨朱实即庄周”说，其代表人物有严复和蔡元培。严复说：“尝谓庄周与孟子世当相及，乃孟、庄二氏，从无一言互为评骘，何邪？颇疑‘庄’与‘杨’为叠韵，‘周’与‘朱’为双声，庄周即《孟子》七篇中所谓杨朱。”^[16]蔡元培说：“孟子之所谓杨朱，实即庄周。古音庄与杨、周与朱俱相近，有如荀卿之亦作孙卿也。”^[17]这种看法过于务实，其病似在混淆了逻辑与现实，不免有胶柱鼓瑟之嫌。学问要能实能虚，方为上乘。能务实而不能务虚，似乎是清末民初之“红学”的通病。例如，王国维所持的“解脱说”，以贾宝玉之“玉”为“欲”，蔡元培所持的“反清复明说”，将《红楼梦》的别名《情僧录》读为“清憎录”，均是如此。屈原在诗歌中爱以美人自喻，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把屈原视为同性恋者，同样的道理，杨朱思想与庄子思想属于一个类型，但我们不能将杨朱与庄子当成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