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弘扬少数人文化，抵御大众文明

利维斯继承了阿诺德等人的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对立的文化主义学术传统，强调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及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的对立。利维斯登上学术舞台的20世纪30年代，距离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约六十年，英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工业文明的技术化、商品化程度比阿诺德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现代化由盛而衰，机器文明造成英国社会和传统文化全面解体，报刊、广告、流行小说、电影、广播等现代媒介文化更为兴盛。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1930）一书中，利维斯强调了大众文明（大众文化）与少数人文化（精英文化）的对立。该书开篇即引述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也正是阿著的开篇：

文化为人类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在现代世界，这种职责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4]

利维斯敏锐地意识到，机器正在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改变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技术功利主义造成人的智性、精神及文化生活的缺失，导致英国社会的解体和英国传统文化的解体。由英国工业革命前的那种有机的共同文化一分为二：一种是少数人掌握的精英文化；另一种是与之对立的大众文明。利维斯认为，少数人的文化体现为“思想和谈吐的精华”（the best t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凝聚在伟大的文学传统之中。与之相对的是多数受教育层次较低的社会大众所消费的通俗文化，如报刊、广告、流行小说、广播、电影等。利维斯将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对立转换为“少数人文化”与“大众文明”的对立。尽管利维斯在本书中使用的“大众”一词比柯勒律治的“暴民”与阿诺德的“群氓”要更为客观、温和，但其思维方式仍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利维斯试图以文学经典拯救大众文明。

在利维斯看来，“文明”与“文化”日渐成为意义相反的词。机械文明主导下的大众文化体现的是技术功利主义价值，与传统文化相脱离、相抵牾。文化是精微的，幸存的“少数人文化”是对“大众文明”的疗救。利维斯在该书中对少数人“文化”做了如下界定和表述：

在任何时代，具有洞察力的艺术欣赏和文学欣赏都依赖于极少数人：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不经提示地作出第一手判断（作品通俗易懂的情况除外）。能够带着真正的切身体会认同这第一手判断的人数量较之前者要多一点，但是仍为少数。普遍公认的价值判断是某种纸币，其基础是比例很小的黄金。在任何时候，美好生活的可能性都与这种货币的状态密切相关。……少数人不仅有能力欣赏但丁、莎士比亚、多恩、波德莱尔和哈代（这里只列举几位大人物），而且有能力认出他们最近的继承人，这些人在特定的时代建立起了民族意识。因为这种能力并不仅仅属于一个孤立的美学领域，而且也包含了对理论、艺术、科学和哲学的敏感度，而这些可能影响对人类境遇和生命天性的感觉。少数人保存了传统中最精致、最容易毁灭的部分，正是仰赖他们，我们才有能力从对过去的最美好的人类经验中获益，安排一个时代的美好生活的固定标准才得以确立，才有了这个比那个更有价值，这个方向而不是那个方向更为可行，中心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的感觉。使用一个引人深思的隐喻（同时也是转喻）：他们保存了美的生活赖以存在的语言、变化的习语，没有这些，精神就会失去特性、支离破碎。我用“文化”来表示这种语言的使用。……文化正处于危机之中。^[5]

显然，在利维斯看来，文化的精华保存在少数人创造的优秀艺术尤其是文学艺术之中。这些少数人的艺术创造不仅属于一个孤立的美学领域，而且包含了各门人文学科的人文思想，保存了各个特定时代的人们生活经验和语言的精华。正是这些少数文学精英的创作建立起了特定时代的民族意识和价值标准。然而，民族文化传统中这些最精微也最易消亡的部分正在遭受大众文明的挤压而陷入支离破碎，精神文化因而陷入危机之中。利维斯认为，优秀文化传统历来由少数精英人物加以保存和传播，使得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生活保持人类生命天性并具有价值标准。反之，机械文明带来大众文化生产的批量化、标准化和平庸化，带来了技术功利主义思潮与大众文化的盛行，造成对阅读和写作的威胁以及大众读物的泛滥，导致传统价值标准被颠覆及文化标准之下降，进而导致当代文化的堕落和衰微。大众文明是一种机械文明、技术文化和现代媒介文化。相对于强大的大众文化，少数精英文学反而成了弱势文化。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的对立其实就是现代大众媒介文化与传统语言文化的对立。利维斯尖锐地指出，英国文化正处于危机之中：标准化的文明正迅速包围整个世界，文化的前景极其暗淡。^[6]利维斯对电影的批评尤为苛刻，批评“它们在当今文明化的世界中成为向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提供娱乐的主要形式；并且在感受力处于催眠状态时，由于同栩栩如生的实际生活的幻象联系在一起，它们迎合了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投合了较为阴暗的部分。……如此刻意地发掘低级反应成为我们文明的特征，想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对应用心理学的史无前例的运用已成为一个新的历史要素”^[7]。

利维斯认为，大众文化中语言的滥用与堕落是文化衰退的重要征兆。大众文明时代广告对语言的滥用成为一时风尚，给传统语言和文化造成极大伤害，导致了语言的标准化，造成符号的膨胀与有价值信息的减少。大众媒介文化的泛滥消解和中断了传统文化所珍视的感觉方式、思想方式与表达方式。利维斯尖锐地指出：现代人比华兹华斯生活时代的文化环境更加糟糕，因为现代社会的符号泛滥淹没了优秀文学文本，使得读者难以分辨和思考。在华兹华斯生活的年代，“一位读着华兹华斯长大的读者游走于一套有限的所谓符号之间：变体并非铺天盖地。因此当他一路读下来就能够获得辨别力。但是现代人遭遇了一大堆的符号，变体之多、数量之巨，令人困惑，除非极具才华和天赋，否则几乎无法着手甄别的工作。此时，我们已在经历总体性的文化困境。界标在不断变动、不断增进、彼此挤压，差别和分别已然模糊……人们要确定他是否了解自己正在谈论的东西正变得越来越困难”。^[8]因此，为了提高社会大众的文学鉴别力，使之能够在各种读物泛滥的作品海洋中分辨良莠，利维斯开始了其文学批评和文教育的学术工作，努力实现其以传统精英文化教化民众、抵御大众文明或大众媒介文化的文化使命。

利维斯认为，传统文化式微与大众文明泛滥的根源在于现代工业时代对技术的崇拜与对功利的追求，因而他激烈地抨击了以边沁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功利主义。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一书中，利维斯对批量生产并大量进入英国的美国文化提出了批评，认为美国是技术功利主义社会的典型例子，美国文化是技术文化的化身。利维斯指出：“如今，当我们考虑出版形式中大众产品的标准化的过程，显而易见存在灾难的后果，即伴随而来的是低水平同化（levelling down）的过程。”^[9]电影、广告、报刊、流行小说、广播等大众文化泛滥，挤压了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带来了文化生产的标准化、平庸化、水准下降与文化权威的消失，割断了当代与传统的联系，导致传统文化的消解。在利维斯看来，“这显然带有凶险的意义”。大众文化的泛滥会使精神领域也受制于“格雷欣法则，造成高雅文化不断被劣质文化所驱逐”^[10]。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利维斯对诗的感官细节的关注，除了其他原因，也反映了他对工业秩序的敌视，因为他感到，这是被抽象和实用所主宰的秩序”。^[11]

面对大众文明的泛滥与传统文化的解体，利维斯一方面尖锐指出大众文明的严重危害；一方面将文化拯救的希望寄托在与之对立的“少数人文化”身上，因为少数人作为最优秀的文化精英，他们传承和保存了最优秀的文化——最精微的经验、思想和语言——它们构成伟大的文学经典和文学传统。利维斯高度重视和强调了语言对于文化的重要性，不遗余力地试图以此拯救大众文明。在利维斯看来，传统价值的连续性有赖于少数人文化加以维系，少数人文化是对大众文明的疗救。传统文化的精华、先辈们精微的生活经验、语言及价值标准，最鲜活地保存在历代优秀语言艺术即文学作品之中。文学既能够与鲜活的现实生活经验相联系而使语言保持活力，又能够延续传统文化精华而恢复人们对过往经验的再体验。反之，粗俗泛滥的大众文化则误用语言、滥用语言。利维斯对当时英国的大众媒体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BBC电台第三套节目、《星期日报》等表示了极大的轻蔑。利维斯主张，尤其要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文学教育，培养、端正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标准和审美趣味。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利维斯非常公开地支持文化标志，将文化视为生活的艺术或生存的艺术，视为谴责技术化边沁主义文明的武器。在利维斯看来，“文化曾属于道德范畴，在面对堕落的文明时，唯一的拯救方法与确认依据可以从那些有某种非凡创造精神的人里找到，那些人大部分都是作家，如莎士比亚、布莱克、狄更斯、劳伦斯等，他们作品中散发出的活力和洞察力能够浇灌已被实利主义烤干的灵魂，并能在黑暗时代促成这些灵魂的复苏”^[12]。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以高雅文学对抗大众文化，开大众文化批评之先声，与法兰克福学派异曲同工，甚或直接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当然，利维斯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媒介文化文本的批评也从反面激发了伯明翰文化研究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