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和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个论断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开辟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的同时，自身也实现了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从1516年英国伦敦代理行政长官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算起，社会主义已阅五百年春秋，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制度、从一国到多国、从单一模式到多样性的发展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实践达到了一种崭新的境界。中国共产党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这个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这些论断不仅为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崭新的内容，也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

社会主义道路的奋力拓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初，由于思想准备不足和经验缺乏，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这个模式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毕竟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对中国而言也属“舶来品”，由于存在不尊重经济规律、缺乏活力、不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不仅在中国也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当然，各国共产党人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并开始了改革的实践，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困境，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想进行一些调整，但在西方国家各种势力的强大攻击下，这种调整偏离了正确方向，终于导致1989年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这说明，苏联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虽然受过“苏联模式”弊端的困扰，但是并没有因此中断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转换，为社会主义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标志着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党的十九大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同时也根据新时代的实践要求调整和完善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奋斗目标中，增添了“美丽”的内容，把“现代化国家”提升到“现代化强国”的水平，使我国的现代化目标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总布局实现了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制度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可持续性”，这也充分显示出它的生机与活力。印度学者阿什瓦尼·塞斯对中国、印度两国的制度进行过比较研究，他引用了这样几个说法。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3年的印度之行后说：“这两个国家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竞赛，来验证自由方式和警察国家方式到底哪一个能实现更好的社会进程。这个竞赛直接影响着这两个国家的八亿人口。长远来说，竞赛的结果将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包括我们自己。”在杜勒斯看来，印度是自由社会，中国则是警察国家，显然这种观念带有强烈的反共色彩。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表达则更为客观，用词也更为准确。他在1954年同样直率地写道：“现在我们最感兴趣的国家是印度和中国。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显然不同，但是我们实际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将会证明，哪个国家、哪种治理模式将在各方面取得更大成功。”半个世纪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独立日讲话中，回答了尼赫鲁关于未来的提问：“从独立到现在已经大约60年了。60年只是古老的文明史的一个短暂的瞬间，但对于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却是漫长的。在这60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的帝国消失了。新的力量在亚洲出现。”“看看中国的今昔……我在怀疑我们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所有潜能。”^[2]中国共产党人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主张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长期共存，不搞革命和模式输出，但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化的加速发展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发挥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