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甲骨学研究与殷商史重建
黄益飞[1]
摘要：甲骨文直出殷人手笔，是研究、重建殷商史的第一手史料。甲骨文的整理工作是研究的基础，早年的甲骨文整理工作就有着明确的史学旨趣，以罗、王为代表的封建史学家用甲骨文来证经补史，而以郭沫若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利用甲骨文来重建殷商史。郭老的《卜辞通纂》将所纂辑的卜辞分为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等八类，明确指出食货为人类社会的基础，可见郭老已经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甲骨文的整理工作。《殷契粹编》可以看作郭老用殷卜辞重建殷商史的尝试，在这部著作中郭老不仅利用殷卜辞重写了《殷本纪》，而且试图利用甲骨文史料建构出一部完整的殷商史。
关键词：甲骨文 郭沫若 唯物史观 殷商史重建
甲骨文在十九世纪末被发现后，[2]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等学者很敏锐地认识到甲骨文是比西周金文更早的文字。[3]罗振玉访得安阳小屯是甲骨的真实发现地之后更明确地指出，甲骨文乃殷王室之遗物。[4]早年甲骨学史是一部整理、研究并行或者说是为研究而整理的学术史，有了刘鹗的《铁云藏龟》[5]所刊布的甲骨文材料，孙诒让便写出了第一部甲骨文研究之作《契文举例》[6]；有了刊布资料的《殷虚书契》[7]，便有了研究专著《殷虚书契考释》[8]。王国维编次《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即为之考释，王氏将其中一片与《殷虚书契后编》一片缀合以正《史记·殷本纪》报乙、报丙、报丁之次序。[9]王国维不专作甲骨缀合，这一缀合即为其传世名作《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10]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11]既是资料汇编，也是传世名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年的甲骨文整理都有着明确的史学旨趣。正因如此，甲骨文从被学者释读之日起，便被作为研究殷商史的重要史料。所不同的是，封建史学家用甲骨文来证经补史，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利用甲骨文来重建殷商史。这在著述体例上就有很明确的反映。
一 证经补史的研究
1903年，罗振玉在为《铁云藏龟》所作的序中指出，研究甲骨文字“不仅其文字有裨六书，且可考证经史”。这应该是当时绝大部分学者的共识，并在他们的甲骨文著作中有清晰反映。1910年，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印行，该书专门讨论了商代的考史、正名、卜法，其目的是“正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
1915年，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出版，罗氏在序中更言道：“乃先考文字以为之阶，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可稽之文遂几五百，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途径渐启，扃
为开。”
王襄在《簠室殷契征文》序言道：“昔孔子慨殷之文献不足征，未言其礼。三千年来，讲殷礼者已成绝学，欲力求之，仅《商书》《商颂》《礼记》《史记》四书所载者见其大凡而已。自殷契出，考释其文知所存殷礼为多，于祀典犹详。……凡兹大端，颇为周礼所因足补载纪阙略。三千年后，藉之以求殷礼，以证《诗》《书》《礼记》《史记》，契文固不足多欤？”[12]因此，王襄的指导思想仍未脱金石学之畛域，以甲骨为证经补史之管键。
可见，以证经补史为甲骨文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当时大部分学者的共同认识，也是金石学留给现代史学研究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二 郭沫若与殷商史重建
（一）《卜辞通纂》与唯物史观
《卜辞通纂》《殷契粹编》是整理、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卜辞通纂》的分类体系尤其与众不同。
《卜辞通纂》中，郭老将所纂集甲骨文分作八类——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郭老在《述例》中对其分类作了简要的说明：“干支……本非卜辞，然卜辞每卜几均有日辰，诸表适为判读之键，故首出之。继卜之数亦几于每卜必有，……同为判读卜辞之基础知识，故以数字次于干支。世系在定夺卜辞之年代与历史性，……（卜辞所见）帝王之名迄于文丁，世系之排比即由文丁以至夒，倒溯而上以入于神諙之域。夒即帝俊，亦即帝喾，乃天帝非人王，故以天象次于世系。天时之风雨晦冥与牧畜种植有关，故以食货次之。……殷时已驱使奴隶从事生产事业，奴隶得自俘虏，故以征伐次之。征伐与畋游相因，卜辞中尤多不别，故以畋游次之。”
《卜辞通纂》所分八类，或与孙诒让、罗振玉、王襄等的分类名目有相同者，但在郭老的分类体系中，战争与殷代社会生产密切相关。殷代进行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奴隶，而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争，故而以征伐次之，畋游与征伐相因，故又次之。而食货则为郭老独创。郭老指出：“食货为人类社会之基础，殷代社会之真相具在此中。”
（二）《殷契粹编》与殷商史重建
《殷契粹编》与《卜辞通纂》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研究方法上两者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在体例安排上，郭老在《殷契粹编·述例》中说：“（《殷契粹编》）分类大抵与《卜辞通纂》相同，唯此乃一家藏品，各类有多寡、有无之异，故浑而出之，不复严加限制，次序以类相从，仅自1535片以下乃出于追补，故类失其次。”事实上，不管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栽柳，《殷契粹编》从体例到内容都体现了郭老对利用甲骨文进行殷商史重建的思考。
我们将《殷契粹编》第1535片之前的内容梳理如下：
第1～415片，商王世系。第416～544片，祭法、祭名。第545～596片，用牲之种类、数量。第597～848片，天象记录。第849～921片，食货。第922～1070片，畋游。第1071～1215片，征伐。第1216～1226片，农业生产。第1227～1464片，吉凶、祈禳之事。第1465～1479片，干支。第1480～1534片，记事刻辞。
《殷契粹编》之世系与《卜辞通纂》之世系不同，《卜辞通纂》世系之编排似无义例，而《殷契粹编》则秩序井然，其辑世系始自夒（帝喾）、王亥、王恒等先祖，下及上甲至时王诸父等先公、先王，用卜辞重建了商代的世系。其次再以卜辞重建商代的先妣系统。又论及祭法、祭名，天象，食货，农业，征伐，吉凶、祈禳，干支等问题。郭老不仅利用甲骨文重写了《殷本纪》，而且试图利用甲骨文史料来勾画出一部完整的殷商史。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郭老关于殷先公报乙、报丙、报丁世系的补正。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根据缀合甲骨首揭上甲以下殷先公的次序为报乙、报丙、报丁，而非《史记·殷本纪》所载之“报丁、报丙、报乙”。这是甲骨文殷商史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然而王国维所据乃孤证，甲骨误刻之事并不鲜见，仅凭一例孤证不足以破除信古者的先入之见。郭老于《殷契粹编》中又得第113、第114两片以助证王说，加上先前王国维缀合、彦堂董作宾补缀者，共得三证，此与卜辞文献中可云鼎足而三。
另外，《殷契粹编》也体现了郭老对甲骨文断代的思考和实践。《殷契粹编》第1333～1464片纂集数百例贞旬卜辞，这些卜辞大致以不同时代的贞人为序，在此基础上总结不同时期卜辞的字体、文例等特点，并以此指导甲骨文的断代。比如，通过辞例、字体对第19片进行断代，郭老指出：“此盖武乙时所卜，父丁者康丁也。知非祖庚祖甲称武丁，武乙称文丁者，以其辞例、字体均不类。祖庚祖甲时卜辞皆列卜人名，例为‘某日卜某贞’，帝乙时卜辞多省去卜人名，但无省去卜字者，且字体秀丽，无此茁壮之作。”其说极是。通览全书，郭老对甲骨文材料的处理非常严谨，先根据内容分类，然后大致依据字体、文例按照年代排列。
这些都是郭老对殷商史重建所作的贡献。
古史重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学者提出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掀起的疑古思潮基本否定了东周以前的历史。而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学者把重建古史的希望放在考古学上，史语所考古组在成立之初所进行的安阳殷墟等遗址的发掘都是以古史重建为主要目的。郭老走的是另外一条重建古史之路，即利用第一手的文字史料来重建当时历史，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利用甲骨文来重建殷商史。
[1] 黄益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 目前关于甲骨文的发现年代，学术界有1898年和1899年两说。
[3]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
[4] 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玉简斋石印本，1910。
[5] 刘鹗：《铁云藏龟》，抱残守缺斋石印本，光绪二十九年。
[6] 孙诒让：《契文举例》，光绪三十年（1904年）写成，1917年收入《吉石盦丛书》。
[7] 罗振玉：《殷虚书契五种》，中华书局，2015。
[8] 业师冯时教授说。
[9] 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艺术丛编》第三集石印出版，1917。
[10]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
[11] 郭沫若：《殷契粹编》，文求堂书店，1933；《殷契粹编》，文求堂书店，1937。两书皆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
[12] 王襄：《簠室殷契征文》，天津博物院石印本，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