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并将其上升到战略高度，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在新的历史高点上党中央着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的战略安排。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与农耕文化底蕴相随，乡村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作为国家财政汲取和徭役摊派的直接对象，是支撑政权和统治的基础，可以说，乡村的富庶是中国盛世历史的一大标志。

近代以来，国门渐开，在被动融入世界化大生产体系的半殖民化进程中，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步解体，国家公权力下延破坏了农耕社会持久延续的自治基因，加之动乱的社会环境，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在沿海沿江地带迅速发展起来，乡村社会则走向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乡二元体制的牢固建立极大束缚了乡村社会的发展活力。直至人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为乡村发展重新注入了强劲动力。但与迅速走向开放的城市不同，在大包大揽的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广大农民仍然承担着较重的税费负担，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缺口越来越大。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和市场经济的迅速起步，作为生产要素的廉价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打工潮和农民工经济兴起。与之相应，农民离村导致的空心化问题广受关注。在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后，农业生产者外出务工势头愈发强劲，原有的集体产权制度效能直线递减，甚至成为阻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绊脚石。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中央适时废除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从对农村的汲取转为反哺。继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后，2007年党的十七大强调要统筹城乡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城乡一体化，随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美丽乡村建设，直至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从战略高度提出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统揽了之前的“三农”政策，涵盖了广大农村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领域各环节，对于加快农业农村发展、促进农村社会进步、传承和弘扬中华农耕文明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但作为一项全新、全域的战略安排，在地方实际千差万别、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广大基层如何落地，同样是一场重大考验。湖北省京山市从产权制度切入，进行系统性改革突破，走出了乡村振兴的京山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