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经济文化”不是一般所说的“经济和文化”，它至少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经济意义上的文化”，或者说是“经济性质的文化”，也就是“经济的文化意义与文化性质”；二是“经济生活中的文化问题”，或者说“与经济相关的文化”；三是社会转型与发展中的“经济和文化的互动关系与互动作用”。本书在结合第二层和第三层含义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的是经济文化的第一层含义。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研究主要侧重于经济文化的某种类型或者某些方面，比如商业文化、企业文化、管理文化等，但尚未发现较为全面的关于经济文化的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研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虽然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所出版的学术专著不是很多，研究内容也侧重于对经济文化的基本问题的探讨，但也取得了在国际上比较领先的研究成果。
本书导论部分的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已有研究成果述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与逻辑结构、创新之处、研究方法。
一 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中国学术界在经济文化研究上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什么是经济文化与经济文化学、经济文化的概念界定、经济文化的主要内容与特点、经济文化的产生和研究得以兴起的原因、经济文化的功能与作用等方面，本节将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展开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探讨。
1.什么是经济文化与经济文化学
经济文化是一个新名词、新概念，也是学术上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一些学者的视野并引起关注以来，尽管出现了各种理解和定义，也击中了经济文化的要义，但确切的定义直到现在尚未达成共识。
学者们从一开始就对经济文化产生了相互联系却不尽相同的理解。李洙泗认为，经济文化探讨的不是一般文化问题或纯经济问题，而是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或文化因素，或者说研究经济发展中“文化力”的作用；从更大的范围来说，还要研究经济发展同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高路认为，所谓“经济文化”，应该是从文化层面上对人类经济行为、经济活动过程、社会经济管理体制、经济观念的观察，就是把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成果作为一种文化，换句话说，从文化的视角去观察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成果。[1]杨帆指出：“经济文化是指人们在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稳态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规范。”[2]王乐忠认为，经济文化是企业文化、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统称，分别体现在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之中。[3]张永庆、乔冠华认为：“经济文化是指在社会经济实践中发生的，以经济价值取向为核心，以蕴含于主体意识中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为基础，包括相应的经济组织、结构、体制、制度及经济产品在内的文化系统。”[4]
李洙泗和高路的定义都主张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上把握经济文化。李洙泗触及了问题的多个方面，侧重于从经济看文化，其定义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较为宽泛。高路的定义侧重于从文化看经济，带有站在文化的角度上审视和评价经济的意味。相比而言，高路的定义更为全面、视野更为宽阔。杨帆所给出的定义主要强调的是经济活动过程中各个基本环节对文化的最高层次的价值约束和一般层次的行为规范，而不包括经济活动过程本身的科学性、技术性等特点。
王乐忠对经济文化概念的界定与划分十分简洁、明了，但也有局限性。首先，生产、流通和消费三大领域的划分是针对经济生活而言的，但经济文化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生活的三大领域之中，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也大量涉及经济文化问题，如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与经济文化有联系，政治领导人所制定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战略、政策等也与经济文化相牵连。其次，认为企业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与生产、流通、消费三大领域一一对应的说法也是片面的。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不仅生产领域是依托企业进行的，流通领域也是依托企业进行的，而在消费领域以推动和促进消费为目的的企业也在不断增加。也就是说，它们不是简单的继承关系，而是共生关系。一个企业管理人员不仅要考虑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问题，还要考虑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最后，随着现代服务业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日益增强，企业文化、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边界是非常模糊的。
相比而言，张永庆、乔冠华的定义更为全面和准确，具体包括三个层次。首先，经济文化的物质基础是经济实践活动，也就是说经济文化是对经济活动的反映，建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经济生活的组织、管理、运行等社会秩序之上。其次，经济文化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包括人们关于经济活动的思想、观念、知识、心理等，核心层次是价值观念。最后，经济文化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除了思想、观念、心理以外，还包括经济生活的统筹、组织、管理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制度、体制、法律、理论乃至科学与技术等。
那么，什么是经济文化学？
王忠勇、庞耀辉认为：“经济文化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和实用性学科，融现代美学、心理学、管理学、商品学、市场营销学以及商品制造加工技术等多种学科于一炉，着重分析研究现代商品生产、流通、消费领域中的诸多社会文化现象和问题。”[5]李大农、李福钟认为：“经济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纯粹的经济学，也没有纯粹的文化学；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沟通，此增彼长，交相辉映，便形成了经济文化学。”[6]
王忠勇、庞耀辉的定义存在的问题有三个：第一，经济文化学确实是一门交叉性学科，但不仅仅是实用性学科，而是兼具理论性与实用性的学科；第二，与经济文化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学科首先应该是经济学和文化学，而后才是管理学、心理学、工程技术学等学科；第三，经济文化学着重研究的，除了现代商品生产、流通、消费领域中的诸多社会文化现象和问题之外，还应该包括经济文化本身的含义与内容、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互动机制、经济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作用等。李大农、李福钟的定义则过于简单，甚至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意义。他们主要是把经济与文化的共存共生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视为经济文化学，没有能够以最简洁的文字形式把经济文化学的最紧要的内容较为全面地揭示出来。
笔者认为，经济文化学是一门以经济学与文化学为基础，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很多方面相联系，交叉性与综合性相渗透、理论性与应用性相结合的基础性学科，它不仅需要研究经济文化的形成、含义、类别、内容、作用，研究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与不同地域和空间条件下的经济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全面系统地研究经济文化在概念、范畴与逻辑体系上的存在形态与独立价值，还要研究经济与文化在社会生活的互动机制、经济文化在特定社会的文化总体结构中的地位以及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转型之间的关系等。
2.经济文化的含义
杨帆指出：“经济文化既不简单地是经济，也不单是文化，但它又是包容经济和文化为基本元素内涵的。经济文化绝不是经济范畴和文化范畴的机械组合体，它并未涵盖整个经济范畴或文化范畴，它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那部分的发展规律。经济文化同时含有经济因素与文化因子，兼具经济形态与文化形态的重要特性，是两者相互作用的中介环节，并通过这种中介作用中两者的融合，或者组合与整合，形成具有特定内涵和发展规律的形态。”他接着指出：“经济文化是经济与文化的有机的统一整体，具有客观统一性。从历史上看，经济活动的产生与文化的形成是同步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在其发展阶段上，劳动、音乐与诗歌是极其紧密地互相联系着的’。从内在逻辑上看，经济与文化是和谐一致的。一方面，经济活动水平提高了，要求文化必然会做出相应的适应性的调整，也就是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既有的文化传统也必然会促使人们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行为。”[7]
王建平认为，跟传统计划经济下的经济文化不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文化是一种新的经济文化：“它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行为规律，是指导人们经济行为的价值观念体系；它表现为经济主体的经济知识水平、经济本领和经济意识；它集中反映了人们在经济领域中活动的成果；它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与政治文化并列的一个子系统。”[8]陶一桃则认为：“经济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以习惯、习俗、理念、价值观甚至传统自然地支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情理之中地安排着人们的经济选择，悄然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变迁。所以，经济文化绝不是经济加文化，而是特定文化中的经济行为与经济行为下的文化特质。”[9]
由于经济文化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其含义既具有因聚焦于某一个微观细节方面而造成的碎片性、单一性（如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信用与资源利用率的研究等），又具有因统摄宏观而造成的综合性、复杂性。每一个人都可能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社会体验给出不同的理解，关注点、侧重点、兴趣点会有所不同。其中，部分理解还可能因为偏执一面、顾此失彼而具有道德、理论与意识形态上的局限性，这可能会给经济文化本身的正面价值形成冲击，给经济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造成戕害，并在社会传播中形成不良影响。
笔者认为，按照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对文化形成的影响力的不同，经济文化可以划分为传统经济文化与现代经济文化两种类型。在现代社会里，经济生活正在塑造、培育、酝酿新的价值观念与理想追求。按照经济本身的活动方式以及经济对社会文化生活与人类精神观念的实际影响，经济文化又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包括基础层次的过程性经济文化与内涵性经济文化、中间层次的制度性经济文化与法治性经济文化和高级层次的利益性经济文化与伦理性经济文化等。
3.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于光远认为：“经济和文化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两者协调发展的。从经济对文化的作用来说，第一，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动力。经济对文化的需要是促进文化发展的极大的动力。恩格斯就说过生产发展的需要对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胜过十个大学这样的话。第二，经济为文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第三，经济本身又是文化内容发展的源泉。经济现象是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经济工作的经验可以转化为文化。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也非常大，非常重要。第一，作为文化的内容之一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有更大的自觉性，使社会经济发展获得明确的方向和目标。第二，文化是经济工作、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经济的发展要由具有文化水平越来越高的劳动者、经营者来推动，而人的文化水平、文化素质的提高就要靠文化工作来实现。经济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先进的工具，这就要运用文化知识把它们研制出来。第三，广大社会成员能够过丰富多彩、内容充实的文化生活，是经济发展的目的。”[10]这段论述非常精辟、深刻，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制高点上精准地剖析了经济与文化相互区别、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内在关系，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光辉。从逻辑思维的辩证法来看，于光远先确认经济和文化的不同，而后才论证两者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两者协调发展的”关系。
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也有重要的补充与辅助作用。陶一桃认为，“文化是浪漫的经济，经济是实在的文化。推动、影响人类经济活动和行为的不仅仅是经济规律和准则，还有经济以外的因素，而且这种因素对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往往大于经济规律本身”。[11]刘永佶则从社会生活以及人和社会的统一性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经济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经济与文化是社会系统中的两大子系统，它们的相互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对这种关系的研究，是从人和社会的统一性出发的，也就是说，将经济看成人的、社会的经济，将文化看成人的、社会的文化。经济是社会生活也是文化的基础，文化又是社会生活也是经济的主导。经济是文化观念的重要内容，又是文化观念的表现。经济的文化和文化的经济是统一的。经济学必然具有文化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经济学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二，经济学必须研究经济生活中的文化因素，探讨和规定文化对经济的引导作用。[12]
徐彦、丛红奇一方面简略指出了创造物质财富与创造精神财富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分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和带动了新兴产业与文化观念的发展。他们认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是很难和创造精神财富的活动截然分开的，因为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过程，都是需要人类智慧参与的活动，而凡是有人类智慧参与的活动就自然会留下文化的痕迹。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经济的产物，文化过程贯穿经济过程的始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命运的主宰。价值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控制着市场走向。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让人们懂得了生产和销售、成本和利润、竞争和垄断、经营和管理、服务和利益等一系列市场竞争观念和市场文化。市场交换的扩大必然要求货币流通量的扩大，相应产生专门经营货币的机构，在促进经济发展、丰富经济内涵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文化内涵，如金融理念、货币政策、资本运作等，日益体现着现代人的价值观，凝集着不同文化碰撞的结晶。进入信息时代以后，网络在提供新的交换手段和方式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生活方式，培育了新一代的文化群体，形成网络文化，这种网络文化也必将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方向。[13]
4.经济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经济文化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和复杂。正如人们尚未在经济文化的定义上达成共识一样，人们对经济文化主要内容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经济文化研究既涉及经济理论、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又涉及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组织，甚至还包括经济秩序、经济管理等。经济文化研究受时代条件的影响比较明显。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文化研究刚刚兴起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那时的经济文化研究主张为经济发展服务。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文化研究跟反思与总结经济建设的成就与经验结合在一起。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经济文化研究中发挥指导性、统领性作用，曾有学者提出要重构经济文化，主张经济文化研究更应该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和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是因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经济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其中的经济思想对经济文化研究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使经济文化研究的面貌焕然一新。随着经济文化研究更多地与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党和国家关于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联系在一起，经济文化研究的内容更切合我国社会现实和经济发展的实际。
李洙泗认为，经济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国经济文化的特点和规律，促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经济文化研究必须是多层次、多侧面的，从企业文化、区域经济文化到整个国家、民族的经济文化问题都应该被研究。高路认为，经济文化是一个大系统，经济文化研究就应该是一个大学科，它至少应包括经济思想观念与学说的文化、经济制度文化、经营管理文化、经济伦理文化和经济发展战略文化等层面。他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学说是一种文化体系，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学说则是另一种文化体系；经济组织制度是文化方面的问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文化，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另一种文化；经济发展战略文化包括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的比较与选择、经济结构的选择与整建、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企业发展战略等。[14]
王烨发、包礼祥、王晓春认为，经济文化可以分为宏观经济文化和微观经济文化两种类型。宏观经济文化包括经济发展的理论、战略、政策与模式，比如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度的选择与安排、产权理论等。微观经济文化包括企业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产权文化等。[15]张永庆、乔冠华以文化的传统三分法为根据，把经济文化的内涵分为经济的物质文化、经济的制度文化（即经济的组织文化）和经济的精神文化。[16]陶一桃的《经济文化论》主要是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础理论对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影响及作用的角度研究经济文化。
刘永佶的《经济文化论》主要包括两大板块的内容，即一是社会大系统中人与经济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以及经济与文化在人生和社会发展中的统一，二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三大社会形态下的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王乐忠的《经济文化循环圈》主要分析了企业文化、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三种经济文化形态的内涵与相互之间的循环关系、循环圈视野下的经济文化建设。李大农、李福钟则认为，经济文化研究包括主经济文化和亚经济文化两大类别，主经济文化按照历史的经济形态来划分，包括原始经济形态文化、农业经济形态文化、工业经济形态文化、知识经济形态文化四项，亚经济文化是指单项经济文化，包括市场经济文化、社区经济文化、消费经济文化、家庭经济文化、企业文化和货币文化六项。[17]
5.经济文化的产生和研究得以兴起的原因
经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是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现象的反思、审问、评价。经济文化从一开始就与人类的经济活动过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对物质生产实践的感知、认识与鉴识正是经济文化的最初级和最原始的形式。但经济文化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活动的历史则是非常短暂的，它是在企业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这三者则是工业革命完成和现代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
王建平认为，经济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形成的。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文化有不同的特征，但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都是适应其经济基础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新经济文化（即本书所说的经济文化）的产生具有必然性，这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带来上层建筑的转变引起的。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文化，必然随着新经济关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产生和发展。当今社会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科技意识、法制意识、开拓意识、功利意识、自强意识、信息意识、时效意识等日渐浓厚，这些充满经济文化色彩的社会意识的发育和成长是不可避免的。[18]
徐彦、丛红奇认为，市场的历史发展孕育了三大文化，即竞争文化、规则文化和信用文化。竞争文化是人类在竞争中的精神创造。自然界的竞争是一种残酷竞争，而人类的竞争更注重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社会领域保护弱者。人类的竞争体现的是科技、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并且能够不断摆脱稀缺资源的束缚、开发新的资源，不仅顺应自然，还能够改造和控制自然。在人类竞争的过程中又衍生出规则文化和信用文化。规则文化是人类对竞争深入理解的产物，体现的是市场的法制化程度。新的规则又会导致新的交换方向和领域。规则的运作增强了人们的公平意识、法律意识、全球意识和开放意识。经验表明，凡是规则完善、法律健全的地方，经济就会有稳定健康的发展。反之，经济就会停滞和萧条。信用文化是人类从竞争中悟出的“人无信不立”的道德文化。规则文化注重的是公平和互利，依靠强制力引导法律的健全。信用文化强调人格的魅力，依靠良知和内心的准则，引导经济道德的行为。[19]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进程滋养了经济文化的肥沃土壤，造就了十分浓厚的经济文化氛围。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国家大力倡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搞好经济建设”“科学发展观”，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等经济理念产生深刻影响，这为经济建设成为社会生活的鲜明主题创造了舆论和价值导向。就社会整体的文化特征而言，经济领域正在从政治领域分离出来，经济生活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支配中国人数千年的“政治人”假设正在向“经济人”假设转变，权力本位正在向财富本位过渡。社会形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培育了人们新的思维方式、体验方式。社会运作体制从政治权力生态向经济生态的转变培育了新的世界观、价值观。敢不敢、会不会、能不能实现富裕是检测现代社会公民能力与素质的重要标准之一。另外，全球化时代的便利条件为现代经济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世界各个地区彼此相互影响，全球意识、国际责任等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开始深入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经济文化的主要观念（如责任观念、能力观念、效率效益观念、合作竞争观念、法治观念、民主观念、公正观念等）由此得以广泛传播。全球化带来经济一体化、科学技术趋同以及信息资源共享等，实现对不同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再造，既带来机遇，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
6.经济文化的功能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张永庆、乔冠华认为，经济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导向约束功能、组织协调功能和实践功能。[21]王建平认为，经济文化的功能主要包括六个方面：认识和导向功能、启迪和教育功能、凝聚和团结功能、调控和约束功能、激励和感召功能、融合和协调功能。[22]这些概括是正确的，但也有片面之处。经济文化除了有正面的功能外，还有负面的消极功能，比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所具有的对健康心理的腐蚀功能、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功能以及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对社会伦理秩序的破坏功能等。此外，经济文化还具有道德培育与人格养成的功能、知识教化与理论批判的功能、价值塑造与意义提升的功能以及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功能等。
经济文化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文化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经济文化覆盖面广，涉猎技术、信息、管理、市场等资源，是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知识社会的重要时代特征。积极探讨经济文化的缘起、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以及它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必要的。经济理性已经逐步建立起来，但并不健全和成熟。主要原因体现为以下两点：一方面是物质利益最大化、以利润与效率为主的经济功利主义以及创业、创造、创新能力等社会心理的空前膨胀；另一方面是道德良知、社会责任感以及合作精神与宽容态度的丧失与淡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正确看待经济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通过发挥文化对经济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马仲良认为，我们正处在经济文化转型期，不能不重视经济文化领域众多的新现象、新趋势、新挑战。改革开放的中国，遇到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挑战，还有文化上的挑战。李洙泗认为，经济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国经济文化的特点和规律，促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文化本身就是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完全都是积极的，消极的文化只能产生消极的影响。如何排斥消极影响，利用文化的积极因素，把“经济文化”从自发的状态提高到自觉的水平，充分发挥“文化力”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这是现实提出的课题。[23]
贾旭东认为，中国已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并以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一支生力军。但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文化上还存在着许多与合理的经济发展相悖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而它们既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根源，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从学理上讲，经济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促进或阻碍作用，而经济文化又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改变和发展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文化。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为了保证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探讨中国的经济文化是十分必要的。[24]
7.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经济文化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仅是从事经济文化研究的指南针，而且本身就带有深厚的经济文化意蕴。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的发展是一切社会变革最基本的决定因素，物质经济利益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观点没有孤立地分析经济问题，而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把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讲得很透彻，综合性极强，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的思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在马克思看来，首先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了经济基础的变革，然后是诸如社会政治制度、宗教、哲学、艺术和思想体系等上层建筑都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且最终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马克思指出，为了维持生存，必须具备基本的生存能力，人类必须满足自身最基本的需要。在生产过程中，人类相互依赖，生活方式的生产成为社会实践，而不是个体的活动。人类的相互依赖实际上就构成了社会本身，个体的特性是通过个体与生产方式的相互关联而表现出来的：一个人如何维持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基本生活方式，也说明了他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如何，同时还决定了在社会生产分工中，哪些人的利益跟他一致，哪些人的利益与之冲突。生产方式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因此，人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25]这种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是经济文化研究的最高层次，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图景与意义世界，充满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革命精神，更能体现经济文化的本色与基本特征。他的资本批判理论把资本批判与社会批判、制度批判高度结合在一起，在准确剖析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的基础上号召无产阶级团结起来，通过暴力革命解放自己。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剥削和榨取剩余价值，“铜臭”的威力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是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两极分化理论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财富和贫困分别在两极增长，工人阶级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而自己得到的却只有贫穷和苦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资本本身的文明价值和文化意义都采取了批判分析的态度。他首先肯定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和文明的进步，然后沉痛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腐败特征与道德败坏的本质。他一方面指出，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历史上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大，另一方面又强调：“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6]他还引用托·约·邓宁在《工联和罢工》中的关于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描述并对此做了注释：“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27]
马克思还论证了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问题。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28]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是指在资本的驱动下，人化的自然越来越代替纯粹的自然，而人的“历史地形成的需要”越来越代替“自然的需要”。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体现在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之中，但这种文明化趋势都带有无法超越的内在限制。童世骏认为，这种内在限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的不断突破限制的概念规定并不等于资本在实际上完成了对这些界限的突破；二是资本的不断突破“限制”的概念规定不仅以“限制”的不断重新产生作为前提，而且内在地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29]
总之，虽然经济文化的某些方面已经成为一种显性的专业知识，在大学校园里和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共鸣，但经济文化研究至今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具有探索性、尝试性、争议性特征，在经济学研究、文化研究中的地位都尚待进一步提升。如何借鉴经济学、文化学两大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文化学的建设成就，融合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特长，有力整合企业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等在其他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使经济文化研究的学理逻辑更为透彻、内容体系更为科学合理，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仍旧是经济文化研究的紧迫任务。但可以期待的是，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文化学术争鸣的进一步深入，经济文化研究必将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
二 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指的是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对重大基本问题的关注程度，它对整个课题研究的结构布局的谋划和核心观点的凝练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本书的问题意识包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还需要研究的新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指别人已经有过一定程度的研究，但还有待继续丰富、挖掘和深入研究的问题。这类问题主要有：第一，经济文化的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如何界定？第二，经济文化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它包含的具体内容有哪些？抽象的概念如何具体化？第三，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文化的特征、地位、影响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如何？第四，如何为经济文化研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第五，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社会转型与经济文化的关系如何？另外，还需要研究的新问题主要有：第一，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经济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如何？第二，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三，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文化与文化总体结构的关系？第四，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的关系？第五，当代中国应该如何加强经济文化建设？
除此之外，本书关注的其他问题包括：文化的传统三分法（即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何在？能否把文化划分为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科技文化、道德文化、艺术文化、观念文化，从而形成“六分法”？把经济文化区分为传统经济文化、现代经济文化，从而形成“两分法”是否合理？本课题提出的经济文化的“六层含义”（即过程性与内涵性经济文化、制度性与法治性经济文化、利益性与伦理性经济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
把经济文化放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是本书的特色所在。本书将涉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社会转型与经济文化的关系以及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的关系等。
社会转型不仅是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转型。近现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社会转型的共同特征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经济形态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的转型；二是社会秩序从传统礼法文明（或者宗教文明）向现代制度文明、法治文明的转型；三是治国方式从专制向民主（即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型；四是生活空间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型；五是价值理念从官本位向钱本位的转型；六是思想观念从封闭保守向开放多元的转型等。罗豪才认为，我国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所有制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转变、治国方略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社会环境由封闭型逐步向开放型发展以及国家社会由高度统一的一元结构向二元结构过渡。[30]袁曙宏、韩春晖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价值更替、秩序重构和文明再生的过程。[31]除了上述经济、政治的转型外，文化也从政治文化、道德文化向经济文化、科技文化转型。也就是说，文化转型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文化是文化转型的集中体现。
正是强调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以及文化转型与经济文化的关系，本书把经济文化区分为传统经济文化与现代经济文化两种类型，并着重分析传统经济文化与现代经济文化的联系与区别。
传统经济文化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文化，是指生计观念、勤劳俭朴、勤俭持家、艰苦朴素、反对奢侈、和气生财、重义轻利等，强调道德高于一切，伦理道德是经济文化的第一要义，提倡勤俭节约，主张克制欲望等。商帮文化是从传统经济文化向现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理性的内涵由此发生了嬗变与演化，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成为社会长期变迁与转型过程中的显著特征。当代社会转型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种世俗化的因素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在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社会里，商业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缓慢提高的，但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社会转型乃至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现代经济文化是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文化，是工业化、科技化、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的产物，提倡理性、竞争、效率、公平、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等观念。传统经济文化的产业基础是农业，主要观念是克制、勤劳、节俭，强调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现代经济文化的产业基础是工业和服务业，主要观念是利益、理性、市场、竞争、欲望等。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文化类型与文化结构问题，学术界和辞典习惯把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但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接触最多、感触最深的却是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科技文化等。
实际上，辞典的传统三分法具有历史与理论的局限性，不能完整地涵盖现代社会中文化的基本类型。器物文化不能涵盖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科技文化、消费文化等，制度文化不能涵盖政治文化、行政文化等，观念文化也不能涵盖道德文化、宗教文化、艺术文化等，并且这种划分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认识也存在不协调之处。这样一来，与其把文化划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不如把文化划分为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科技文化、观念文化等。既然文化是对经济、政治、科技等社会生活的反映，那么文化与思维、知识、理论等是密切联系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也是一致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及其特征决定文化结构的基本形态与特征。关于文化的定义，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的说法影响深远：“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32]简而言之，广义的文化包括科学技术、道德法律、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文化的这种定义当然包括建立在经济生活基础之上的经济文化。
三 研究思路与逻辑结构
本书的结构布局是围绕转型社会中的经济文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办”展开的。这样安排总体框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寻求各个部分之间的逻辑关联性，二是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和把握经济文化自身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重要概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指的是经济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这部分内容集中在导论和第一章。从思辨的角度看，经济文化自古有之，是人类为解决生存、生活问题而不得不应对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现实关切，解决的是“怎样活下来”和“怎么能活得好一点”的问题。经济生活本身就带有文化的意义，人类就是在谋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建立起价值观念和意义世界的。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经济文化是一种与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相并列的文化形式。更确切地说，经济活动不仅与利益、道德、科技、艺术相联系，而且与政治、制度、法律、管理相联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本书把经济文化区分为过程性经济文化与内涵性经济文化、制度性经济文化与法治性经济文化、利益性经济文化与伦理性经济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经济文化离不开政治文化与道德文化的约束，三者很难或者说不可能截然分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因为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或多或少地与政治或道德生活相关。
“为什么”，主要是指对不同民族、地区与国家经济文化的形成过程的考察，也就是经济文化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就共性而言，主要包括求富图强、过好日子的心理本能；近代以来的世俗化、现代化、科技化的推动作用；社会转型中从政治权力本位到市场契约本位、从计划到市场带来的观念变革；从皇权专制到民主自由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主义的复苏与崛起；大众传媒和商业化潮流带来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重新界定等。就个性而言，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社会发展特征对经济文化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英国是工业革命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发源地，对现代经济文化的形成具有“发酵剂”的作用；法国是现代人权理论的发源地，对现代经济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德国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发源地；美国是文化工业的大本营等。中国传统经济文化与德性主义倾向水乳交融，中国当代经济文化的迅速崛起则是对长期官本位文化与封建主义政治传统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逆向回应。
“怎么样”，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经济文化与其他社会科学重要概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这包括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经济文化与文化结构的关系、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的关系等。二是指经济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积极作用主要包括：有助于树立勤俭、自立、开拓和创造观念，增强普通百姓的生存与发展能力，特别是就业能力与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有助于创新经济体制，为经济制度与政策的运行与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助于活跃人们的经济观念和创造意识，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助于改变文化结构，打破官本位思想，消灭皇权意识，促进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等。消极作用主要包括：如果对经济文化引导不力，教育失范、管理不善，就可能形成不健康的价值观（如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容易引起社会性误解，形成物欲崇拜、金钱万能、资源浪费的不良社会风气；容易造成竞争过度、人际关系紧张的社会局面等。
“怎么办”，是指如何加强经济文化建设的问题，包括问题与症结、战略与策略、对策与思路等。首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强调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相协调。其次，加强经济文化基础理论研究，规范科学内涵，澄清基本概念，大力倡导和弘扬经济文化的合理有益的一面，抑制和减弱经济文化的消极颓废的一面。再次，把制度建设放在第一位，把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作为根本任务，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有效遏制两极分化、逐步消灭剥削贯彻落实到实处，增强经济生活领域的公平正义感，在理念、制度、法规、政策、措施等各个层面增进价值认同和人文关怀，有效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自由竞争与机会平等的关系。最后，通过媒体宣传要进行正面引导，增加与经济生活、经济活动、经济教育有关的内容，防止大众传媒的煽动性、误导性带来的负面作用。
四 创新之处
本书的创新之处包括概念创新、方法创新、观点创新等。
1.概念创新
第一，给出了经济文化的元概念。经济文化是指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围绕利益、道德、自由、幸福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形成的思想、观念、心理、价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理论、科技、组织、制度、法律等的总称，是一种与政治文化、科技文化、道德文化、艺术文化互相并列、互相渗透乃至互相交叉重叠的文化类型。第二，阐述了文化、经济文化与文化总体结构等概念系统之间的关系。
2.方法创新
经济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术概念，本书在综合这个领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建立经济文化研究的分析工具，即用三对相互联系的范畴概括了经济文化的内涵——过程性经济文化和内涵性经济文化、制度性经济文化与法治性经济文化、利益性经济文化与伦理性经济文化。
3.观点创新
第一，经济文化不仅是一种可以与政治文化、科技文化、艺术文化等相并列的文化类型，而且代表着未来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第二，经济文化分为传统经济文化与现代经济文化两种类型。第三，商帮文化是传统经济文化向现代经济文化过渡的重要环节。第四，消费主义是一种畸形发展的经济文化形式。第五，经济本身带有文化的因素，经济活动过程都是文化的。第六，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和文化之间是比较复杂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即两者既有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相互渗透、水乳交融的一面，也有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互制约的一面。第七，经济文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五 研究方法
1.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在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试图从历史的纵深角度揭示经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一是把经济文化与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理性演变结合起来，围绕经济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展开较为全面的分析。二是把社会转型与经济文化结合起来，不仅阐述了经济文化与社会转型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且阐述了经济文化仍将随着社会转型的发展而发展。本书认为，在当前社会，尽管物质经济利益有时凌驾于文化利益之上、文化的含义与内容增添了过多的利益与功利成分，但随着社会转型的发展，文化终将回归到寻求精神意义和道德价值的轨道上来。在酝酿、构思与撰稿的过程中，本书特别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优势，力求突破既定思维和既有理论的束缚，探寻经济文化发展规律，尽量做到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统一。
2.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原理指导下坚持辩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
所谓辩证分析，就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具体到经济文化的研究上，就是客观准确地看待经济文化的复杂性，有区别、分层次地诠释和界定它的基本含义、基本内容、基本功能等。本书在兼顾人文价值与科学精神、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基础上，论述了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经济文化与文化结构的关系，尤其是分析了转型社会中经济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所谓规范分析，就是弘扬道德精神和人文传统，站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简言之，试图一以贯之地运用冯契先生倡导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认识论原理研究经济文化。本书在联系科技、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探讨文化的含义与内容的同时，始终把文化的核心含义锁定在价值观念、责任意识、道德精神和情感关怀等方面。
3.坚持国内外相联系与跨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
本书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道德、艺术等多个领域的相互联系中，并借鉴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一些思维方式和研究成果，在纵向与横向、动态与静态、局部与整体等多向度的比较研究中，综合考察经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同时，本书还立足于经济与文化、社会转型与经济文化的关系，首先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指出经济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深入地阐述了经济文化的含义、内容、特征、功能等基本问题，然后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探讨了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特别是提出过程性经济文化与内涵性经济文化、制度性经济文化与法治性经济文化、利益性经济文化与伦理性经济文化的含义，从而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适用于经济文化研究的分析工具，并把这种分析工具贯穿到各个部分之中。
[1] 李洙泗：《经济文化研究是现实的呼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9期；高路：《经济文化之我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9期。
[2] 杨帆：《试论经济文化的内涵》，载周浩然主编《经济文化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75页。
[3] 王乐忠：《经济文化循环圈》，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第74～75页。
[4] 张永庆、乔冠华：《略论经济文化》，《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5] 王忠勇、庞耀辉主编《经济文化价值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第1页。
[6] 李大农、李福钟：《经济文化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4页。
[7] 杨帆：《试论经济文化的内涵》，载周浩然主编《经济文化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75页。
[8] 王建平：《新经济文化论》，《理论探讨》1997年第4期。
[9] 陶一桃：《经济文化论》，冶金工业出版社，2001，第4页。
[10] 于光远：《重视经济文化的研究》，载周浩然主编《经济文化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7～18页。
[11] 陶一桃：《经济文化论》，冶金工业出版社，2001，第139页。
[12] 刘永佶：《经济文化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13] 徐彦、丛红奇：《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中国集团经济》2001年第1期。
[14] 李洙泗：《经济文化研究是现实的呼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9期；高路：《经济文化之我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9期。
[15] 王烨发、包礼祥、王晓春：《经济文化与结构》，《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10期。
[16] 张永庆、乔冠华：《略论经济文化》，《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17] 李大农、李福钟：《经济文化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3页。
[18] 王建平：《新经济文化论》，《理论探讨》1997年第4期。
[19] 徐彦、丛红奇：《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中国集团经济》2001年第1期。
[20] 张保权：《经济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个需要关注的新的问题视阈》，载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当代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53～254页。
[21] 张永庆、乔冠华：《略论经济文化》，《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22] 王建平：《新经济文化论》，《理论探讨》1997年第4期。
[23] 马仲良：《谈经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9期；李洙泗：《经济文化研究是现实的呼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9期。
[24] 贾旭东：《中国经济文化的重构》，《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5] 参见〔英〕布莱恩·麦基《哲学的故事》，季桂保译，三联书店，2002。
[26]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71页。
[27]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71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5～96页。
[29] 童世骏：《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
[30] 罗豪才：《社会转型中的我国行政法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31] 袁曙宏、韩春晖：《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发展规律研究》，《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
[32] 〔美〕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顾建光、高云霞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