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北建筑文化形成与演进的主要历史时期
早在旧石器时代，东北地区就已产生了建筑文化意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直至当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日益提高，东北地区的建筑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与此同时，东北建筑文化的发展一路前行，从未间断过。
从建筑文化传播的路径与影响来看，高句丽时期、渤海国时期、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晚清至民国五个时期，在东北地区建筑历史与文化演进过程中最为重要。在这个五个时期中，来自中原王朝的文明与东北地区特有文化的交流最为频繁，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东北地区建筑文明。从历史纵向角度来看，它们不仅仅对东北建筑文化的形成意义深远，且时至今天，这五个时期的建筑历史、文化及其遗存仍对东北地区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高句丽时期（前37～668年）
高句丽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高句丽于汉建昭二年（前37）正式立国。据考，当时的夫余国王子朱蒙为避祸南逃至卒本川（今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域），联合当地貊人，以纥升骨城为都城，建立高句丽政权。西汉元始三年（3），迁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内），北魏始光四年（427）又迁平壤（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在其存在的时间内，高句丽势力范围包括鸭绿江两岸及长白山一带，远达吉林市一带，户三万。唐总章元年（668），为唐所灭。
高句丽不仅是地方政权，还是高句丽族的族名。高句丽是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三大族系中的古老民族之一，属于濊貊族系，在有的史书中，又被记作“高勾骊”。关于其族源，《后汉书》曾记载“为扶余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言下之意，高句丽出自扶余一族。这种看法广为当今学界采纳。“高句骊”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书中两处提及高句丽，分别为“高句骊，莽日下句骊，属幽州”，“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
多种文化元素的交流、冲击，以及周边政权政治态势的变动，对于高句丽建筑文化的形成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对高句丽文明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与其一直保持封贡联系的中原汉族文明，无论高句丽政权所处的我国东北地区还是今天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自商周时期就与中原保持着密切联系。民国时期，有学者经研究指出，建立商朝的民族即出自东北地区。尽管这一结论尚且存在许多争议，但是东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发展较早这一事实已经毫无异议。自箕子东迁起，随行的商朝移民将汉族文明大量带入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文化启蒙。东周末年、秦朝末年、东汉末年均发生大规模战乱，许多汉民为了逃避战争的侵害，举家举族迁往东北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汉族文明的输入。高句丽政权立国于此，将与中原交流的传统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在诸多方面的联系中，汉文字与佛教是双方交往中比较显著的文化要素。通过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汉文字也可看出高句丽和中原文化联系的密切程度。高句丽通行汉字，无论是在故都集安，还是其新城平壤，目前保存下来的印件、碑刻、铭文都是由汉字书写的。集安“好太王碑”碑文就是明证。
好太王碑是高句丽第19代王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陵碑的简称，东晋义熙十年（414），即高句丽长寿王二年，高句丽第20代王长寿王巨连在好太王故去的第三年立此碑。该碑由一整块角砾凝灰岩石稍加修凿而成，重约37吨。该碑呈方柱形，高6.39米，四面幅宽不等，底部宽1.34～1.97米，顶部宽1.00～1.60米，第三面（西北面）的最宽处达2米。碑面不平，无碑额，碑的四面均凿有天地格，而后再施竖栏。碑文镌刻在竖栏内，四面环刻汉字，自右至左竖刻，共44行，满行41字，除去行文及碑石缺损空刻，上面共有文字1775个，其中可识别的约1600字。碑文字体为隶书，少波磔，部分似篆书和楷书。字高宽一般为9～10厘米和10～12厘米，书法方严厚重。碑文涉及高句丽政权传说、好太王功绩等诸多内容（见图1-1）。1927年当时的集安工商各界集资为好太王碑修建双层六角攒尖顶木构碑亭，1976年拆除原碑亭，1982年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角攒尖顶亭式建筑，用以保护好太王碑。2003年在碑亭12颗立柱间设置了通高玻璃隔断墙体，对好太王碑进行围合保护（见图1-2）。
图1-1 好太王碑局部
图1-2 好太王碑碑亭
清光绪三年（1877），桓仁设县发现好太王碑之后，对其文字的研究应为高句丽研究之始。
汉文字的传播，为以后儒家学说、佛教等在高句丽的传播特别是普及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儒家学说以及中原佛教、道教都对高句丽的方方面面产生过巨大影响。
儒家学说对于高句丽政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高句丽政权仿照汉族政权建立了中央官制，确立了首都，并且完善了地方建制。与此相配合地是开始了都城和各级地方治所的建设，以及城市内部官署的兴建。其都城形制、规划布局等均参考汉制。
儒学的进入以及传播对高句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表现突出。据《三国史记》卷第十八《高句丽本纪第六·小兽林王》记载，小兽林王二年（372），高句丽“立太学，教育子弟”。这是高句丽从国家角度正式推广儒学的开始。当时儒学在高句丽已相当普及，据《旧唐书·东夷·高丽》记载：“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南北朝时，更多的儒家经典和史书传入高句丽。除贵族接受教育外平民百姓也成为受教育的对象。这不仅有利于高句丽本民族教育水平以及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加快了中原文化在高句丽的传播，密切了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各方面的联系。
早在4世纪初期佛教就传入高句丽，起初只是在民间流传。小兽林王二年中原佛教正式传入高句丽。道教大约在7世纪传入高句丽，虽然晚于佛教但也得到极大地推崇。
佛教勃兴主要是因为受到高句丽统治者的重视而发生，民间的传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较小。高句丽接受佛教实发端于前秦对东北地区的控制，亦即东晋太和五年（370）[1]，据《三国史记》卷第十八《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原王》记载：“（故国原王）四十年秦王猛伐燕，破之。太傅慕容评来奔，王执送于秦。”“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图顺道送佛教、经文……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2]可见佛教是在高句丽向前秦示好后，通过前秦传入高句丽的。[3]佛教的发展为高句丽王朝的政权统治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文化支撑，符合其政治需要和治国理念。据《三国史记》卷第十八《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壤王》记载，故国壤王九年（392）“三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命有司立国社，修宗庙”。从而确立佛教为国家宗教的地位。佛教在高句丽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下迅速发展起来。这时的佛教以现世“求福”等功利性目的为主，不少人到中原地区求法。不仅学习佛经，还学习中原地区各种先进的文化知识，并带回高句丽，促进了相互文化交流。可见，高句丽统治阶级对吸收中原文化是非常重视的。
从中原佛教传入伊始，高句丽即建有肖门寺、伊弗兰寺。故国壤王九年，为崇信佛法求福命有司立国社修寺庙，次年，广开土王于平壤创建九寺，497年文咨王又在平壤创建金刚寺。金刚寺的布局体现了早期佛教的特点。其规模在所建寺院中最大，是高句丽寺院建筑的顶峰。[4]佛教建筑成为佛教传播的重要标志。
道教在7世纪由中原地区传入高句丽。643年，莫离支[5]渊盖苏文向宝藏王建议，“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遣使于唐，求道教以训国人”。于是唐太宗“遣道士叔达等八人”来高句丽传道，“兼赐老子道德经”[6]。渊盖苏文的“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的主张，反映了高句丽统治阶级对三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以巩固封建统治的意图。[7]从集安市周边的高句丽遗址可以看出道教文化兴起的遗存，反映出道教在高句丽有过盛传和广泛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考古及遗存现状，高句丽的建筑水平较高。有学者将高句丽的建筑分为地上和地下两大类。地上部分包括城邑，以及宗教活动场所、宫殿、衙署和居住建筑等。高句丽地下建筑部分则以墓葬建筑为主。
高句丽城邑有山城和平原城两种，平原城、山城相结合形成完整的城防体系。“在山上筑城，是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共有的文化特征，军事防卫目的十分明显，易守难攻，化解敌强我弱劣势，符合政权初建的形势要求。但是，山城不便于人们生产和生活，仅是权宜之计。随着政权的巩固，必然会在平原地区另辟新城，作为王都，而原有的山城作为平原城的卫城。”[8]
有记载的高句丽都城包括，早期的纥升骨城（五女山山城）、中期的国内城和丸都山城、后期的平壤城和长安城。
在地上部分，高句丽宫殿遗址较有代表性。而地下部分则以墓葬建筑遗存最为典型。高句丽人十分重视丧葬，其墓葬建筑的特点是，“数量巨大，分布广泛，尤其以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区域如都城周围最为集中。从目前的调查情况看，高句丽墓葬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集安、桓仁以及朝鲜的平安南道、黄海南道和慈江道等地。仅集安地区就发现古墓群71处，总数达12358座，其中绝大多数为高句丽古墓”。[9]高句丽墓葬在中国古代墓葬形制中独具个性。高句丽墓葬按照修筑材料分为石墓和土墓两种类型。另外，目前发现的高句丽壁画基本上都在石室封土墓中。其壁画的内容与技法基本上与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相似。[10]
高句丽建筑主要是以石材为建筑结构材料的石构建筑体系，这在中国古代以木构建筑为主的建筑体系中，独具特色。考古发掘表明，中原殷商遗址虽已发现有石质柱础，秦汉以后石构建筑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远没有高句丽石构建筑成熟。在高句丽王朝中晚期，砌石技术已高度发达。现存的高句丽城墙具有石块砌体横平竖直、缝隙均匀、石面统一向外凸出的严谨垒砌风格。[11]高句丽石构建筑经过长时期发展演变，吸收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的特点，创造出形式多样的艺术形象，形成独具特色的石构建筑艺术。高句丽石构建筑艺术，丰富了中国建筑艺术和文化的样式和内容，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现高句丽建筑遗存都应属于石构建筑的范畴，如城邑城墙、墓葬等。
（二）渤海国时期（698～926年）
渤海国是唐朝时期以靺鞨七部之一的粟末部为主，联合其他靺鞨部及部分高句丽族人在东北地区所建的地方政权。
靺鞨族属于东北四大族系之一的肃慎族。著名东北史学者金毓黻先生曾认为肃慎人的祖先是来自山东半岛的夷人。但是当代学者多倾向于肃慎族为东北原住民。中原与肃慎的交流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曾经有人拿着一只被射落在庭院里的鸟询问孔子，鸟身上的“楛矢石砮”来自何处。孔子回答说，他曾在国库肃慎族的贡品中见过这种武器。这个故事未必是真实的，但是从被当时人记录在文献中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早于孔子的时代，肃慎族就有过向中原政权献纳贡品的行为，也就是说当时已经建立了官方联系。根据现存的历史文献记载，肃慎族系的历史传承非常清晰，两汉魏晋之际称原肃慎族为挹娄，南北朝时期称之为勿吉，隋唐时期称靺鞨。[12]
唐初，在东北地区设置营州都督府，羁縻统治契丹、奚等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696年，营州都督赵文翙与治下的契丹部落首领发生激烈矛盾，激起兵变。渤海人在首领乞乞仲象等人的带领下，参与到反唐战争中来。战争失败后，渤海人举部北迁，并在天门岭战役中重创追击的唐军，并且借助契丹族对于唐朝军事力量的牵制，在我国东北地区站稳脚跟。
渤海国于698年建立政权，鼎盛时期版图范围包括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史称“海东盛国”。渤海国于926年为辽所灭。
渤海国的建立者在建国之前即长期与中原政权保持密切的联系，甚至有学者怀疑，建立渤海国的乞乞仲象及其子大祚荣来自唐太宗时期内迁中原的白山靺鞨部。由于深入交流的机会较多，其对中原文明的兴趣之大要远远超过之前东北地区的居民。纵观渤海有国228年间，除了大武艺在位时期，与唐朝关系紧张外，其他渤海国王均与唐王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国王即位，都曾得到唐朝的册封，每年向唐朝派遣使节，祝贺唐王生辰、正旦。除此之外，渤海国还派遣大批留学生，赴唐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在此背景下，渤海国无论是国号、国都形制、地方建置都模仿唐朝，也因此获得了“象限唐朝”的美誉。
渤海国初称震国，唐先天二年（713），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又设置忽汗州，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始称“渤海”。渤海初都旧国（今吉林省敦化市）。关于旧国的位置，有考古证明敦化市敖东城遗址和远郊的城山子山城遗址就是当年大祚荣渤海旧国所在地。
渤海国实行京府、州、县三级管辖的行政体制。渤海国效仿唐朝，设五京[13]，下辖十五府，六十二州。渤海五京分别是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中京显德府（今吉林省和龙市）、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省珲春市）、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境内）、西京鸭渌府（今吉林省白山市）。其中上京、中京、东京曾经为王都。
渤海国仿照唐朝的政治、经济等制度立国，汉文为通用语言。汉文汉字的使用为渤海向唐朝学习奠定了基础。渤海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唐中原文化的直接影响。
渤海国时期儒家思想融入到社会各个方面，中原的《四书》《五经》等典籍业已成为渤海国人学习的教科书。儒家思想也作为渤海国政权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形成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制度，忠孝有节的道德规范，使渤海封建统治基础更牢固。[14]
佛教在渤海国盛传。渤海建国前已有一部分靺鞨人信奉佛教。唐开元元年（713），“遣王子朝唐，十二月至长安，奏请就市交易，入寺礼拜，玄宗许之”[15]。可见渤海立国初期已经有礼佛习俗。各地兴建了许多寺院。不少渤海僧人远赴中原求取佛教经典并带回渤海，使得唐时期佛教文化在当地产生了深远影响。据统计，在上京、中京、东京城内外考古发现的佛寺遗址就有34座之多。上京城内外发掘的9座佛寺遗址规模都较大。
除佛教外，唐时期道教思想对渤海国也产生过一定影响。道教在渤海国没有佛教那样显赫的地位，在文献上几乎看不到在渤海国内有道教建筑的记载，但是20世纪60年代，在上京城内出土的文物中，人们发现了一块圆形铜旆，上面刻的是“城隍庙路北”五个字，城隍庙“为护城之庙，所供奉之神，是道家所传守护城池之神”。[16]这证明渤海国确曾有道教建筑存在。
渤海国与周边各国联系紧密，既有通唐朝的营州道和朝贡道，通契丹的契丹道，也有通日本的日本道，通新罗的新罗道。渤海国在与周边各国不同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形成了灿烂的渤海文化。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日本接受的唐中原文化大多是通过渤海国传播的。
渤海国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东北地区建筑的发展。例如，黑龙江境内在渤海建国之前几乎没有地面建筑。
在《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吉林卷》（上编）中是这样描述渤海国建筑风格的：“文治武功的建筑风格，一是指渤海城邑以山城与平原城相结合，往往在军事要塞附近的山上构筑城堡，以驻屯重兵，扼守津要，具有明显的易守难攻作用，成为附近平原城的卫城，彰显一文一武之势，既可抵御来犯之敌，又可退入山城避难。二是指渤海靠武功创下基业，以文治走向繁荣富强，其建筑物规模宏大，美轮美奂，技艺精湛，气势磅礴，一派盛国气象。”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东京龙原府遗址即可管窥其貌。考古发掘证明，宫殿建筑代表了渤海国建筑营造的最高水平。上京、东京以及中京城内宫殿规模宏伟，高大壮美，“呈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平，尽显文治武功风姿”[17]。
（三）辽金元时期（916～1368年）
10～13世纪，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先后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
1.辽国
辽国是由崛起于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交汇处的契丹族所建立的中国古代北方地区政权。
契丹既是族名又为国名。契丹族属于东胡族系，为鲜卑族后裔。初兴之际，与奚人并称为“二胡”。彼时，漠北草原上突厥族占统治地位，契丹弱小，在中原王朝和突厥之间隙中艰难生存。突厥势力强劲则臣服突厥，中原王朝势力强大则服从中原王朝的统治。隋唐之际，中原王朝以数位公主下嫁契丹主，试图以姻亲关系笼络契丹。然而，和亲政策并未取得明显效果，反而成为契丹效忠突厥的工具，契丹屡屡以杀害公主向突厥表忠心。唐末五代时期，中原扰攘，藩镇之间为争夺地盘、粮食以及正统地位屡兴兵革，再加上突厥族衰落，赐予了契丹族发展壮大的良好契机。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在逃入契丹的汉人的支持下趁机统一各部，并于907年即可汗位，916年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建元神册，建都皇都（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郊）。阿保机尊号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史称辽太祖。947年改国号为辽（983～1066年间重称契丹），国都为上京。1125年为金所灭。
契丹于天显元年（926）征服渤海国，正式将我国东北地区纳入辽朝政权的版图。渤海国灭亡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并未彻底改组原有的政权组织形式，只是将其改名为东丹国，以长子耶律倍为国王进行统治。辽太祖死后，耶律德光在述律后的支持下以次子身份继承皇位，是为辽太宗。但是，耶律德光对于耶律倍始终耿耿于怀，担心长兄威胁他的皇位。于是，采取迁徙辽阳豪族、派遣亲信担任东丹国中台省丞相等措施来削弱耶律倍的政治势力。辽天显五年（930），耶律倍出走后唐，东丹国名存实亡。[18]耶律倍的出走引起了辽太宗的不满，在原东丹国内大量启用契丹籍官员，随之契丹人大量涌入我国东北地区。于是，以契丹族为代表的草原文明大规模进入东北地区。
辽朝设五京，即上京、中京、东京、西京和南京。除辽上京临潢府外，其他四京的位置：中京大定府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位于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位于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契丹族为典型的游牧民族，一年四季逐水草而居，在草原与森林的交界处游徙。草原民族习惯上以部落为单位划分放牧区域。在本部区域内，又分为春、夏、秋、冬四个草场，在对应的季节中向某一固定的草场迁徙。这一方面保持草场的养护，另一方面也能让牲畜食用更加丰美的水草。[19]以耶律阿保机为首领的契丹族核心部落的游牧区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通辽、赤峰附近。即使开国建号，契丹本族的游牧习俗依然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契丹主虽称皇帝，但是并不是像汉族政权皇帝那样，固定居住于都城之内，而是采取一种“四时捺钵”的形式，巡游各地。所谓“四时捺钵”，是指皇帝在其亲卫队——斡鲁朵的陪同下，率领满朝文武大臣，在春水、秋山、冬夏捺钵之间循环往复。[20]只有在接待宋朝使节时，皇帝才到上京城或中京城，举行两国之间交往的仪式。现代考古报告显示，辽上京城内没有发现寝殿基址。这个发现证实了辽上京并非辽朝皇帝久居之地的结论。京城尚且如此，其他四京作为陪都，其政治作用可想而知。所以，在辽朝“四时捺钵”体制下的五京，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政治意义。
“澶渊之盟”对辽朝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南北双方结束了战争对立的局面。促使辽朝逐步走向政权稳定和国家富强。并且在“澶渊之盟”后，辽王朝与北宋王朝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频繁，经济、文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早在唐朝末年，为躲避战乱，许多汉人迁入契丹境内以躲避战乱。耶律阿保机能够在诸部酋长中脱颖而出，与其获得汉人的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契丹建国后，在“因俗而治”的二元政治体制下，大批中原汉人保留了其固有的生活习惯，并通过不懈的努力推动了契丹农耕、渔猎、宗教和文学、艺术、建筑等诸多领域的发展。
辽朝与高句丽、渤海国不同，在文字使用方面很有特点，既使用汉字又有自己的契丹字，一方面汉字仍在大量使用，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发明了契丹大小字。神册五年（920），太祖阿保机下令由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等人创制契丹大字。后由太祖弟耶律迭剌结合回鹘文对大字进行了改造形成契丹小字。大字表意，小字表音。契丹大小字主要用于碑刻、墓志、符牌，著诸部乡里之名以及写诗译书等项。这两种文字，“开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创制文字之先河，以后的女真文字、蒙古文字、满族文字无不直接或间接受它的影响”[21]。大量的中原儒家经典、经文、文史名著和医学书籍等被翻译成契丹文字，促进了契丹社会的封建化进程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进步。[22]
辽朝契丹统治者从建国伊始就对儒家学说和佛教、道教采取包容的态度。神册三年（918），太祖“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23]。
儒家学说在辽代被契丹统治者所尊奉，并居正统地位，孔子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契丹立国之初，太祖阿保机就令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孔庙。神册四年（919），太祖亲谒孔子庙。辽景宗时期儒学发展迅速，在朝野上下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各阶层奉行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契丹文字广为传播。
佛教信仰是随着日益加深的中原汉文化影响而传入辽国的。开始是在契丹贵族阶层中间流行。世宗、穆宗和景宗朝（947～982）期间佛教逐步发展起来的。兴盛时期当属辽圣宗、兴宗和道宗朝（982～1101）。圣宗朝以后，佛教进入全盛期，史称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尤留心释典”。
辽太宗耶律德光继承皇位后，将佛教作为辽朝国教。从辽太宗开始，各代皇帝对佛教的尊崇有增无减，不仅研究佛教经典，主持礼佛、饭僧等宗教活动，由于有帝室权贵的支持、施舍，佛教盛行，各地兴建了大量的佛教寺院和佛塔。金代官员王寂巡视辽东时，在其《辽东行部志》中记录了辽代修建的11所佛寺。[24]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辽圣宗之女燕国长公主槊古舍宅所建的懿州宝严寺。[25]除宝严寺这类皇家贵族兴建的寺院外，民间也建造有许多佛教寺院。王寂这样描写在浑河边见到的民间寺院：“水边野寺，旧无名额，殿宇寮舍虽非壮丽，然萧洒可爱。”[26]可见即使是民间兴建的佛寺，各种功能的房屋都已俱全。
佛教寺院建筑已成为当时主要的建筑类型之一。在现存的辽代佛教寺院建筑遗构中不难看出其当年的“繁华”景象。例如，规模宏大的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就是其典型代表。大雄殿不但是东北地区现存最重要的辽代地上建筑，还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辽代佛教寺院建筑物（见图1-3）。
图1-3 义县奉国寺大雄殿
辽朝时道教在东北地区的地位比渤海国时期有所上升，虽然现在已经找不到辽代的道观遗存，但从文献记载中仍可以找到相关记载。如上京建有天长观。
辽朝统治过我国北方包括燕云十六州在内的大部分地区。它曾经把东北与中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联系在了一起，历史上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发展，以及东北的开发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自辽朝起，东北地区不再作为一个被中原统治阶层视为蛮荒之地的角色登上历史舞台。
2.金国
辽朝末年，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日益强盛。女真族的前身是黑水靺鞨[27]，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北征女真，并将女真族豪族大姓几千家迁徙到辽东京附近。“女真”也由此进入中原政权的视野。辽朝统治者将徙居辽东的女真人称为“熟女真”，地处其北部、未系辽籍者称为“生女真”。“生女真”又分为若干部落，较大的有数千户，规模较小的不到一百户。定居于按出虎水的完颜部即为“生女真”的一支。完颜部崛起之前，“生女真”各部群雄鼎立，互不服从，部落之间经常因为争夺粮食、马匹，或者因为杀人、盗窃等纠纷发生战争。自完颜部昭祖石鲁开始，以“条教”约束各部，不服从的部落即采用武力征服的方式迫使其服从。鉴于完颜部在“生女真”内的强大，辽朝封完颜部首领为节度使，女真人称之为“都太师”，授予其统领各部的权力。完颜部也趁机吞并临近部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经过景祖、世祖、穆宗、肃宗、康宗等几代人的努力，至完颜阿骨打时，按出虎水完颜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生女真”各部的统一。
女真人原受辽朝的统治，为避辽兴宗耶律宗真之讳，将女真改写为“女直”，故又称女直。辽天庆四年（1114），饱受辽朝欺凌的女真人在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起兵反辽，1115年元旦，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建都会宁（金上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城南2公里），同年十二月，加号大圣皇帝，史称金太祖。1117年改年号为天辅。金天会三年（1125）灭辽，四年（1126）灭北宋。先后迁都中都（今北京市）、开封等地。天兴三年（1234）在蒙古和宋联合进攻下灭亡。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政权是东北历史上第一个“扬眉吐气”的政权。在此之前，无论是夫余、高句丽，还是渤海国，都被中原王朝视作藩属政权。金国由于强大的军事实力，攻灭北宋，将钦徽二帝掳到东北，并迫使南宋称臣纳贡。这是我国历史上中原王朝首次向边疆政权承认政治地位低下。金朝和南宋的政治关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更是引发了对于政权“正统性”的深入思考。同时，随着南宋逐年向金朝纳贡，汉地的茶叶、丝织品、银钱大量涌入金国，为东北地区的发展掀开了新篇章。
金朝是建立在辽和北宋基础之上的，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受到二者的深刻影响。金国中央政权初期采用“勃极烈”制度，大贵族联合执政。至金熙宗时，改行“三省六部制”，海陵王即位后，废除中书省和门下省，仅保留尚书省。其后诸位金朝皇帝，沿袭为改。地方行政建置从上到下依次为路，府，州，节镇，县，镇，乡，村，里，社。女真人则被编入猛安谋克内，称之为猛安谋克户。契丹人在金朝建国初期，曾受到女真人的重用。但是经过耶律余睹叛乱等政治事件，地位有所下降。海陵末年，兴兵伐宋，契丹人起兵反抗，历时数年才被完全镇压。至此，女真统治者将建国初期封授的契丹人猛安谋克全部废除，将契丹人编入女真人猛安谋克中。
金朝沿袭辽的五京建制。金五京之制，时间较短，完整存在仅熙宗、海陵两朝。熙宗时期金五京为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西京（今山西省大同市）、北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海陵王迁都，废上京之号，此时五京分别为中都（今北京市）、东京、西京、北京（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南京（今河南省开封市）。
金建国后实行“移民实内”政策，将辽西、华北及中原地区大批汉人迁徙过来。这不仅增添了大量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发展提供的物质资源，加上移民中“百工伎艺人”的人力资源，促进了东北地区大量城镇的出现。[28]
金朝统治时期，女真人进入中原，其经济、文化受到中原的影响。儒家学说和经、史等都得到广泛传播。金朝灭辽克宋，在文化上依然选择了儒家学说作为支撑国家和国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依托。
金朝建立之前的女真族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没有文字。灭辽克宋后，太祖令懂契丹字和汉字的完颜希尹、完颜耶鲁负责创制女真人自己的文字。天辅三年（1119），金颁行自创的文字。女真文字也分大小字两种。随着教育发展，金朝设立了科举制度。金代的教育和科举制度促进了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汉文化的传播，提高了东北地区尤其是金源地区女真人的文化水平，加速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培养、选拔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为巩固金朝统治，推动金代封建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29]除此之外，在女真人中间，还涌现了一批文学家。其中的典型代表为金朝皇室成员完颜璹，他的诗文被我国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大力赞誉，并收入其编著的《中州集》中。另外，蒙古灭金后，忽必烈曾向一位原金国文士询问“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是否准确。这个提法自然不能完全概括金朝灭亡原因，但从侧面可以看出儒学在金国传播的程度之高。
女真人信奉萨满教[30]。除萨满教外，佛教、道教也是当时主要的宗教。女真人是在汉人、契丹人的影响下信奉佛教的。女真人攻破北宋汴梁城后，主要将领曾派人专门邀请城内有名望的高僧到军中讲经说法。金军北返，在大批被掳掠的中原人中即有数量众多的僧侣。在此之前，金人在追击辽天祚帝时，曾将许多回鹘人掠夺至燕京等地，回鹘人中间，信奉佛教之人众多，女真人往往请回鹘佛教徒帮助他们祈求保佑，久而久之，许多女真人在回鹘人的影响下也皈依佛教。据文献记载，女真统治阶层接受佛教开始于金太宗在位期间。
女真人在占领辽、宋地区后，不仅大力保护佛教寺院[31]，而且佛教建筑也出现在金国都城之内。皇统三年（1143），熙宗在上京城皇城内宫殿之侧专门为僧人海会修建了储庆寺。这种在宫殿之侧修建皇家的专门佛教寺院的做法，说明佛教已经被女真皇室全面接受，并十分盛行。[32]金世宗为其母李氏在辽阳修建垂庆寺，后又建清安寺。总的来说，金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虽远没有辽代诸帝狂热，常常采取利用与限制并重的策略，但对佛教传播却也是支持的。据史料记载，金代辽宁地区的寺院很多。王寂在《鸭江行部志》《辽东行部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道教在金代虽然没有佛教的影响大，但也受到了崇重，大道教、全真教和太一教等道教新派别，对金朝的统治产生重要影响。[33]除一般的道教宫观外，“关帝庙”“东岳庙”“城隍庙”也成为金代道教庙宇主要类型。
今天，通过山西岩山寺壁画我们仍能感受得到金代的城市与建筑风格。
3.元朝
金朝末年，北方的蒙古族兴起，继而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中央集权大帝国——元朝。1260年，成吉思汗[34]的孙子忽必烈即汗位，建元中统，史称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改“蒙古汗国”国号为“大元”。1272年迁都燕京（元大都，今北京市）。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1368年为明朝所灭。
元朝结束了唐末、五代时期政权割据，宋、辽、金、西夏各个地方政权对峙的局面，实现了大一统，疆域空前辽阔。它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教育、宗教等方面都取得过辉煌的成就。
元朝中央政治制度主要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为中心，中书省总揽政务，枢密院掌军权，御史台行监察职能。地方制度以上述三机构派生出来的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及行御史台为主体，职能相同。中书省最高长官为中书令，通常以储君担任，实为虚职，基本不理政务，中书省事务由宰执负责。宰执由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以上为宰相）、右丞、左丞及参知政事（以上为执政官）组成。元世祖及元武宗时期，曾为解决理财问题而成立尚书省，中书省一度大权旁落，其职能基本上由尚书省代替。尚书省后被废除，没有成为常态。宰执之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具体处理不同领域的事务。地方最高行政单位为中书省派生机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其渊源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台，近可以追及金朝末期的行尚书省。行省长官与中书省的官员设置相同，两者的品秩也是相同的。行省以下的单位为路府州县等。枢密院为元朝最高军事机关，长官繁多，主要有枢密副使、签书枢密事、同知枢密院事等。行枢密院有：西川行院，后又立东川行院，后两行院合并，改称四川行院；江南行院，包括扬州、岳州、沿江及江西行院，后归入行省；甘肃行院，后为行省丞相提控，罢；河南行院，天历元年罢；岭北行枢密院，天历二年置。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监察机构，职位设置为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及治书侍御史。地方有：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官员设置及品秩同内台，监江浙、江西等十道提刑按察司；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统汉中、陇北、四川、云南四道提刑按察司。提刑按察司后改肃政廉访司，除上述廉访司隶行台外，山东、河东等八内道隶内台。
在蒙古汗国与金朝战争的过程中，契丹人耶律留哥率军队叛金倒向蒙古汗国，耶律留哥对蒙古汗国非常忠诚，后来有属将劝其割据自立，他也不为所动。耶律留哥降蒙为蒙古汗国对东北地区的征服打下了一枚“楔子”。随后，金朝将领蒲鲜万奴叛金自立，建立东夏国，十几年后东夏为蒙古汗国所灭。最终歼灭金朝在东北统治、扫清东北大大小小不同势力的是木华黎对东北（主要是辽西、辽东）的经略，木华黎的经略基本稳固了蒙古汗国对东北的统治。
成吉思汗在划分“家产”的时候，将蒙古汗国本土以东分给了诸弟，这就是东道诸王。东道诸王初期活动的范围大致在今蒙古国本土东部以及我国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东限在嫩江流域。在获取分封领地及民户的同时，东道诸王还不断向南向东扩张，与蒙廷在东北的统治发生矛盾，但元世祖朝以前双方的矛盾并没有激化。
元世祖即位后，中统元年（1260）立十路宣抚司，其中的北京宣抚司就是为了加强对东北控制所设。但该宣抚司的实际作用较为有限，1263年其为北京宣慰司所取代。北京宣慰司并非与北京宣抚司毫无关系，两者其实是前身与后身的关系。至元七年（1270）设东京行省，以应对高丽局势变动。至元八年（1271）罢北京宣慰司，设北京行省。一系列措施严重制约了东道诸王在东北势力的扩张。至元二十四年（1287），东道诸王乃颜领导其他诸王发生叛乱，叛乱于当年被平定，残余势力最终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被清除。叛乱平定后，元朝政权在东北再次设立行省——辽阳行省，辽阳行省的设立标志着元朝对东北统治的稳定。
元朝中后期，元朝政权以辽阳行省统治东北。其一方面发挥着镇戍、发展东北地区的作用，同时还肩负着安抚和监视东道诸王的任务，可以说起到了重要的双重作用。元成宗、仁宗、英宗时期，政治方面，辽阳行省内部机构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军事方面，为更有力地控制东道诸王的势力，元廷在东北设置蒙古、高丽、女真等军万户府，进行镇戍和屯田。
元朝末年，在红巾军起义的同时，东北的吾者野人及水达达路的女真人也发生了叛乱。起义遭镇压后，至正十九年（1359），红巾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高丽及辽阳行省境内，元朝政权随即调兵遣将应对。1368年，明军进入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覆灭，东北的局势随后也为明朝所控制。
元文化具有蒙、汉等多民族文化相互包容，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融合的多元色彩[35]。
蒙古文字的创制对推动蒙古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蒙古族早期没有民族文字。立国之后，以回鹘字为基础，借鉴其他民族文字，创立了回鹘式蒙古字，但这种文字在拼写外来语词时有一定的缺陷。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忽必烈命西藏喇嘛八思巴创制了新的文字即八思巴字，称“国字”，不过八思巴字未得到广泛使用。后又由搠思吉斡节尔把回鹘式蒙古字进行了改革，成为蒙元时期的官方文字。
在大一统的元朝，“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元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虽然藏传佛教是元朝的国教，但对汉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都不排斥，而是采取宽容姿态。“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36]
元朝建立以后，继承了金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平定乃颜叛乱后，为加强对东道诸王分地的有效统治，通过设立辽阳行省统辖东北大部分地区。这一时期，位于辽阳行省中南部的广大地区社会发展很快。此时，儒家学说、蒙古学、医学、阴阳学等逐渐兴盛，佛教、道教以及女真、蒙古等民族的萨满信仰在辽宁广泛传播，基督教、天主教也在辽宁的宗教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37]
元初，佛教信徒开始修复被战火毁坏或年久失修的佛教寺院。锦州义县奉国寺就是大德七年（1303），由驸马宁昌郡王和普颜可里美思公主施舍钱财进行彻底翻修的。有元一代，以奉国寺为核心，形成义州“在城下院”和“在乡下院”两大佛教寺院群。“在城下院”包括奉国寺、宝胜寺、大觉寺、弥陀院、胜福院等；“在乡下院”包括城外的音城王泉寺、刘司徒寨弘教寺、桑园颐云岩寺、国哥寨弘法寺等。[38]其他各地大多如此。
道教全真教在蒙元初年，得到了成吉思汗的大力支持。于是辽阳行省辽海地区的道教全真派便在地方政府扶持下快速发展起来。至元二十三年（1286），全真派弟子杨志谷来到广宁府（今北镇），在单家寨创建了一座玄真宫，它成为这一地区道教传播的重要基地。道教的发展与普及，也使得与道教相关的其他各类庙宇得到大规模修建或修葺。其中，修建较多者当属“关帝庙”。其他的还有“东岳庙”“城隍庙”等。[39]
东北地区的伊斯兰教也是在元朝随着当时西北及中亚地区一些民族东移而传入的。
辽金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冲突、融合最为显著的历史时期。辽朝建国之后，特别是“澶渊之盟”后，统治了包括燕云十六州在内的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这期间，辽朝积极参与中原事物，从而把东北地区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联成一个整体。金朝建国后，先是灭辽朝，后又对北宋发动战争，“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室皇族在江南建立南宋政权，与金国秦岭淮河为界形成对峙局面。客观上来说，战争推动并加强了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元朝先后灭亡金朝、南宋，进而统一中国。元朝存在的时间虽然不足百年，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建立起的中央集权大帝国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而深远。在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元朝政权下，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中华文化日趋多元化。
辽金元时期的建筑文化是在多元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演变的，呈现出新的、独特的文化特征。就历史分期而言，这一时期为我国古代建筑鼎盛时期——唐宋建筑文化的延续。宏观上来看，辽金元建筑更多地继承了宋代秀丽、绚烂、柔美的特点。然而在辽金政权的发祥地东北地区，这一时期的建筑文化总体上仍是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这也反映出游牧文化在当地根基深厚的基本特征。
（四）明清时期（1368～1840年）
1.明朝
明朝（1368～1644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由中原汉民族建立的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
明朝是继汉唐之后古代中国的又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发展趋势是，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明朝初年，游牧文化、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在东北地区冲击与融合持续不断。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始于明太祖朱元璋置辽东都指挥使司[40]经营辽东时。辽东都司初设时管辖东北全境，永乐七年（1409）置奴尔干都司[41]以后，辽东都司管辖“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海口、北至开原”的广大地区。“明初，在辽东设有少数民族聚居城并开设马市等，对推进农耕文化、促进民族进步都有相当作用。”[42]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派人到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招抚女真部落。永乐九年（1411）正式设奴儿干都司，治所驻奴儿干城（今为俄罗斯境内的尼古拉耶夫斯克特林）。这期间，明朝恢复了元代时已有的奴儿干通内地的驿站，复通的驿传密切了奴儿干同明廷的政治、经济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人民间的友好关系，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万历年间（1573～1620），奴儿干都司辖区内卫所增至384个。16世纪末，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兴起，逐渐取代了明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从明朝设置辽东都司设置起，儒家学说就在辽东地区得到相当程度的传播。除儒学外，“道教的传播也颇为突出，并有划时期的意义”。崇祯三年（1630），道教龙门派第八代传人郭守真开创东北道教龙门派的历史。使得道教从辽宁向吉林、黑龙江广泛发展。“道教龙门派在辽宁并扩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影响了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宗教生活和世俗风习，也影响了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文化发展。”[43]另外，佛教也得到了发展。在明政府的推行下，吉林省境内的女真人开始信奉佛教。如在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城修建了永宁寺。
明代初年，为抵御北部蒙古族、女真族的侵袭，加强东北地区的防务，开始在辽东地区修筑长城（明时称边墙），史称辽东边墙。辽东边墙是中国北方“九镇”边墙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起点，沿线防务由“九边”中最早开设的辽东镇管辖。[44]
辽东边墙的修筑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永乐至正统年间，为蒙防御古兀良哈诸族的侵扰，开始修筑北镇至开原的辽河流域的边墙；第二阶段是正统七年（1442）开始修筑山海关至北镇的辽西边墙；第三阶段是为抵御日渐强大的建州女真势力，在成化十五年（1479）开始修筑的开原至鸭绿江的辽东东部边墙；第四阶段是万历初年（1573）至万历四年（1576）将辽河东边墙延至宽甸六堡。万历三十七年（1609）在辽东经略熊廷弼的主持下，对边墙进行过重新整修。
辽东边墙东起鸭绿江右岸的丹东市宽甸县虎山南麓，西至绥中县锥子山下，接山海关。边墙经丹东、本溪、抚顺、铁岭、沈阳、营口、盘山、锦州、兴城等地，全长将约1000公里。边墙整体走向呈“凹”字形，沿途设有城堡、边堡等，并驻扎军队。边墙按建筑材料来分，包括土墙、石墙、山险增、木墙和砖墙五种。
万历年间，明朝势力衰弱，东北防线内移，辽东边墙逐渐被废弃。
晚明时期，后金崛起并逐渐取代了明朝对东北的统治。正统年间，因东部蒙古兀良哈诸族南移，明朝渐失辽河套地区（今辽河中游两岸地）；天启元年（1621）至崇祯十五年（1642），辽东全境逐步为后金所兼并。
2.清朝
清朝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封建集权王朝，是由女真人（满族）联合蒙、汉少数贵族阶层建立的大一统王朝。
明初，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渐分为建州、海西、东海三部。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并统一建州各部，之后又兼并海西、征服东海，统一了分散在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设立了八旗制度，部落之间开始有了交流并形成了统一的文化意识，女真族逐渐形成。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登汗位，自称英明汗，国号沿用大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都城设于赫图阿拉。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迁都辽阳（东京城），天命十年（1625），迁都沈阳城。后金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改称沈阳为“盛京”，尊赫图阿拉为“兴京”。
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皇太极改族名女真为满洲。从此，满洲的名称正式出现。天聪十年（1636）四月五日，皇太极在盛京城正式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元年，国都盛京。
努尔哈赤“亲自指点学者额尔德尼、噶盖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洲文字”。皇太极继位后，“坚决推行满语、满文，把不使用满族的语言文字与违法犯罪联系在一起，以国法来保护满语、满文”。皇太极令达海改进老满文，改进后的满文为“新满文”，并使之“成为清代二百多年所通行的文字”。[45]
皇太极即位后废止努尔哈赤的“戮儒”政策。[46]皇太极以“参汉酌金”为基本纲领创建新制度。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仿明制设立六部等行政机构直接听命于帝，同时为巩固满族贵族特权保留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另外还设有蒙古衙门以处理蒙古事物。这体现出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结合。“参汉酌金”还是清文化改革政策的指南。如改制新满文，开设文馆重用儒臣，办学校开科举，尊崇孔子。金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令改建沈阳孔庙，开始崇祀孔子。通过尊孔传播儒家思想。在“参汉”外仍注意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以避全盘汉化。[47]
女真人普遍信奉萨满教。除此之外也信奉佛教、喇嘛教以及道教等宗教。早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女真人就在赫图阿拉“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大庙，三年乃成”。从一个侧面证明佛教、道教等在女真的传播。在清代，佛教、道教在东北地区的发展都很快，仅吉林市就修建了40余座大型佛教寺院与道教宫观等。这些宗教建筑不仅数量多、规模大，且风格各异，颇具特色，确非当时他省城市所能比拟。[48]特别是到了嘉庆朝后，由于吉林地方开始驰禁，流入的汉族人口逐年增加，农村聚落日渐增多，原有村落不断扩大，修建佛佛教寺院、道教宫观之风大盛。[49]
顺治元年（1644）[50]，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对其“龙兴之地”东北地区实行了“封禁”。雍正年间，为防止日渐增多的内地汉人以及朝鲜、蒙古人等进入封禁地采摘、狩猎、垦殖，清政府开始设立隔离边墙，并以边墙为界划分边内、边外。边墙采用挖沟为壕、垒土成堤的方式修筑，壕沟底宽5尺、上宽8尺，深8尺，沟内引入水。挖沟取出的土沿着壕沟的内边缘垒筑成宽、高各3尺的土堤，堤上“布柳结绳，以成屏障”，具体做法是，在堤上插植三排柳条，横向也用柳条联结，但柳条之间仍有空隙能过人，形成的所谓“屏障”只是边墙的标志而已。这一特殊形式的边墙称柳条边（简称“柳边”）。今天我们看到的柳边上大多长有柳树。柳边根据其建造年代分为“老边”“新边”。“老边”是顺治年间开始设立的，1661年完成，由盛京将军管辖。老边南起辽宁凤城，北至开原，再折向西南至山海关，修成约1000公里，基本上是以明代辽东边墙为基础设立的。“新边”是康熙九年至二十年（1670～1681）期间设立的，由宁古塔将军（后更名“吉林将军”）管辖。新边南起开源威远堡，经吉林市舒兰，北至吉林市法特的东亮子山，全长约700里。柳条边初设21个关卡，后改为20个。
柳边是东北境内“边墙”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明代辽东边墙不同的是，柳边没有军事防御功能，仅仅只是一种封禁界线。为了加强对封禁地的管理，乾隆、嘉庆年间，清政府更是规定所有需要进入边外禁地者，则必须持限时、限人的“印票”（即其所在地方官府发放的有效通行证明）方可出入。至乾隆年间，管理废弛，柳条边形同虚设。
清朝入主中原后，对“龙兴之地”东北实行的这种封禁政策，客观上无疑是保护了“龙兴之地”的生态环境。但从建筑活动的频率与强度来看，“封禁”使得这期间东北境内人口极为稀缺，与前朝相比东北大部分地区的城市建设与建筑发展水平处于停滞状态。这之后在东北大地上发生的“闯关东”大移民现象则为东北地区建筑发展的走向提供了新的路径。
今天，学界一般认为，元至明清时期为我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保持期，特别是明清时期把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审美价值推到了顶峰。明清时期的建筑成就更多地集中体现在宫殿和园林艺术上。在中国现有的宫殿建筑群中，除最完整、最宏伟、最典型，且保存最完好的明、清皇宫——“北京故宫”外，仅有“沈阳故宫”。
（五）晚清至民国时期（1840～1949年）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51]，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转折点。在东北，辽东半岛首先受到英国的侵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海军舰艇频繁登陆半岛。战争结束后，俄国首先将东北地区划为其势力范围，后又有日本势力侵入。
通观东北近代历史，东西方列强的入侵客观上刺激了该地区近代化的产生。可以说，东北地区近代化是由水路、铁路等交通业以及近代工业而引发的。
1860年后，清政府逐渐取消了对东北的封禁政策。但总体上来说，东北的发展仍处在较为落后的状态中。随着“弛禁”，“流民”增多，以及清政府发展实业的奖励措施的实施，传统手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油坊业、烧锅业、制粉业、纺织业、砖瓦业等与人民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手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兴办起来。[52]油坊业、烧锅业、制粉业等行业经过西方机器的改造，逐渐由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发展为“近代的三大民族工业”。[53]
东北地区近代化的进程源自口岸的开埠、铁路的开通。咸丰八年（1858）中英签订《天津条约》后，营口成为中国东北近代史上第一个对外开埠的口岸。营口地处辽东半岛中枢，渤海东岸，辽河入海口处。顺治八年（1651），清政府为“龙兴之地”不致荒芜，颁令开垦辽东。先是山东、直隶一带农民纷纷来此垦荒，后有登州、荣城、天津等地渔民也来此处落户。这些渔民最初在辽河南岸的潮沟旁定居，也有少部分移民在北岸定居，但栖身之所都是窝棚、茅草房之类简易房屋，随着人口的增多渐渐地形成了小渔村。这些窝棚和茅草房远远望去好似一排排兵营，故得名“营子”。因营子地处辽河入海口，涨潮时河水把潮沟淹没于水中，故称没沟营。咸丰八年中英签订的《天津条约》“增设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开埠为通商口岸”。但因牛庄海口水浅，大船难以出进，无法作为口岸开埠通商，而牛庄辖管的没沟营不仅水深河阔、距海口近，而且码头紧靠城镇，宜于开埠通商，因此，咸丰十一年（1861）经清政府同意，没沟营代替牛庄开埠成为口岸。
开港后，“辽河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黄金水道”[54]，营口也迅速从小渔村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新兴城市，并成为东北地区最早接受近代西方工业文化的城市。开港后，英国、德国、瑞典、日本、俄国、法国、美国、荷兰等七国在营口开设了领事馆。在外国人的“租借地”内，欧洲风格的各类建筑一栋栋建立起来。随着营口开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借着“黄金水道”，便利而迅速地传入辽东半岛。之后，大连的开放及中东铁路的建设加快了东北的近现代化进程，近代城市开始产生并得到发展。这时东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开始受到近代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
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建设，俄国、日本先后在铁路沿线建设了“中东铁路附属地”和“南满铁路附属地”（即满铁附属地）。作为应对措施，清政府在各大城市开发建设了大小不一的“商埠地”。“开埠”后东北各地的城市数量增加，城市结构、面貌及管理等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随着商埠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城市化和近代化进程。这一时期，东北地区人口特别是城市的人口急剧膨胀，随着各种人口的大量迁入，东北地区的近代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土地得到大面积开发。各地的建筑活动开始活跃。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立国。同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逊位，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清帝颁布了退位诏书，清朝从此消亡。
民国期间，北洋政府沿袭清制，东北全境仍由奉系军阀张作霖管辖，并以沈阳为中心。1928年皇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领导。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32年，伪满洲国宣告“成立”，以长春为“国都”并名“新京”。
从1840年开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东北建筑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欧美各国与东方日朝两国文化的影响，开始了从传统向近现代的历史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