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汉文小说研究：一个有待开掘的学术领域（代序）

近年来，历史上曾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国家的汉文作品开始受到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这些国家主要有韩国、日本和越南，作品则包括诗、文、小说和其他汉籍。国内学术界习惯称“域外汉文”或“域外汉籍”，当地国学者则对“域外”此一称谓比较敏感，习惯用“东亚”或径直以国名指称。

在东亚汉文学中，汉文小说是重要的一块。首先，要区分流传到东亚地区的中国古代小说和所说“东亚汉文小说”的区别。从理论上把这两者加以区别是比较容易的：前者是属于中国古代小说，只是它在以前流传到了东亚某个国家；后者则是当地国作家用汉字书写的小说作品，它的属性为当地国文学的一部分。但由于后者也是用汉字书写，其人物故事的背景也往往发生在中国，小说作者往往又不知真实姓名，故而有时辨认其属性也会发生困惑。如一个时期，一部名《九云梦》的小说究竟是中国小说还是韩国汉文小说就发生过争论。好在这方面很多当地国学者作了不少工作，再加上有许多可供我们做出判断的依据，要把它们区分开来不致有太大的问题。

其次，要把东亚汉文小说和其他汉文作品区别开来。在我国古代，小说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远比现代的小说观念来得驳杂纷繁，特别是小说与笔记之间，有很多难分甚至不可分的因素。东亚国家的汉文小说，受我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也有着文体驳杂的特点，把它们一一加以分类也是很困难的，我们只能大体取一种最为广义的小说观念，否则，很难避免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包括汉文小说自身的分类，也只能取尽量宽泛和兼顾中国与当地国不同分类习惯的做法。

东亚汉文小说就其国家属性来说，首先是当地国文学的一部分： 韩国汉文小说是韩国文学的一部分，越南汉文小说是越南文学的一部分，日本汉文小说是日本文学的一部分，如同我国古代小说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一样。东亚汉文小说是东亚有关国家的文化遗产，是他们的国文系专家教授研究的对象。其中相当部分还是当地国屈指可数的文学经典，如韩国的《九云梦》《六美堂记》，越南的 《传记漫录》《岭南摭怪》，日本的《谭海》等，因而研究外国文学视阈中的东亚各国文学，理应把它们纳入研究视野，而不能只是想到后来这些国家用本国文字书写的作品。抛开了这些国家历史上存在的汉文小说，我们的韩国文学、 越南文学和日本文学研究就不能说是完备的。

同时，由于这些作品都是用汉文写成的，故而它们又理所当然是汉文学的一部分，所以国外特别是当地国的中文系或东亚系的专家学者，凡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无不将其视野投至该领域；而海峡两岸的古代小说研究者，更是这一领域的主力军。如法国的陈庆浩教授，韩国的丁奎福教授、崔溶澈教授，我国台湾地区的王三庆教授、陈益源教授、王国良教授、郑阿财教授等，都是该领域的拓荒者。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忽略了东亚汉文小说的存在，也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不仅如此，这些汉文小说又有很多是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直接影响下创作的，所以它们又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如中国明代初年14世纪瞿佑的《剪灯新话》，于15世纪被朝鲜朝初期的金时习改写成《金鳌新话》；后《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又传到了日本，于17世纪产生了浅井了意的《伽婢子》，18世纪产生了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到了20世纪，赫思又根据《雨月物语》中的《浅茅が宿》（《林间小屋》）改写成名为《和解》的英文小说，受到欧美人士的喜爱（参见丁奎福《〈剪灯新话〉的激荡》）。这之间，文学的相互影响达六个世纪之久。同样，《剪灯新话》也传到了越南，于16世纪产生了阮懙的《传记漫录》，然后从《传记漫录》又衍生出《传记新谱》《传闻新录》《新传奇录》等，诸如此类，可见东亚汉文小说在东亚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相互影响中，占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我们研究比较文学，这些都是非常有实证意义的内容。

以上我们简述了东亚汉文小说不仅是所在国文学，而且是汉文学和比较文学的一部分，对于上述三个领域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片相对比较陌生的领域。因此，有关资料和文本的整理出版是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否则，一切便无从谈起。有感于此，由法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陈庆浩教授发起，联合韩国高丽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并和我国台湾地区成功大学的王三庆教授、陈益源教授、台北大学的王国良教授等联手，中国内地则主要有上海师范大学参加，大家共同合作编纂《东亚汉文小说丛刊》，并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总字数估约一千余万字，其中韩国部分可能最先出版，然后再汇入越南和日本部分，使其成为一套完整的集成性的资料书。与此同时，再分别撰写出版《韩国汉文小说述略》《越南汉文小说述略》《日本汉文小说述略》等三本专著。可以预料，东亚汉文小说的整理与出版，将为国际学术界开拓出一片崭新的领域，而这一项目的启动和最终告竣，也将为两岸和国际学术界的合作留下一段佳话。

孙逊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