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尚德”与“爱民”：越南汉文小说中的君主观
第一节 尚德：越南汉文小说的君主道德观
“德”是中国儒家政治观，进一步说是君主观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范畴。“尚德”是天下生民对于国家主宰者最普遍也是最根本的诉求。早在《尚书》中就提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1]，伯益用此辅佐大禹，指出了“德”的重要地位，希望大禹能够修德致远。孔子则第一次明确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和个人修身的基础，这包括两个方面，即“修己”和“治人”。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正是突出道德的作用。孔子认为执政者应该自身做道德的楷模，才能引导和教化民众，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春秋左传》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2]，即人君以道德临照百官，则上行下效，人民拥戴，违逆之事也自然堵塞。司马迁也说：“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3]指出了道德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力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志士们往往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有德之君身上，在历史小说中自然留下很多投影，在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中国小说中这种以“德”为终极价值标准的君主观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同样，在越南汉文历史小说中也可看到对“尚德”君主的呼唤与肯定，对“无德”君主的揭露与批判。
一 黎利兄弟的“有德则治”与胡氏父子的“无德则乱”
《皇越春秋》一书讲述了从陈末经胡朝、明属到黎朝初年的越南历史。越南陈朝后期胡季犛父子专权篡位，弑陈少帝篡立为帝，陈氏后裔陈天平到达燕京，请求明朝帮助，后被胡季犛杀害。借此，明朝正面征讨胡氏。明军出兵越南后，其残暴与贪婪激起了越南人民的反抗，黎利兄弟成为领袖和主力，带领人民打败明朝军队，解放了越南并建立大越国。书中黎利兄弟是作为有德的正面英雄形象来塑造，而胡季犛父子则是无德的反面形象。
《皇越春秋》承袭了儒家的德治观念，小说中一再强调道德对于治理国家、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小说的开头即以四言诗的形式，表达了“有德则治”“无德则乱”的思想：
传叙曰：有德则治，邦乃其昌。无德则乱，天促其亡。乱臣贼子，百世遭殃。忠君爱国，千载留芳。兵穷武黩，妄逞自强。民怨神怒，罔克胥匡。忠臣义士，圣帝明王。天归人兴，祚久年长。[4]
“有德则治”“无德则乱”指出了历代兴衰之由，也总结出越南历代的政治经验，这就为整部小说定下了一个基调。相较于《三国演义》开篇“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言论，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本书作者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但这鲜明地反映出其对于“德”的强调。第一回开篇又云：“话说天下大物也，自非圣德好生，神武不杀，不足以当之也。为人牧者，不可恃富强而文德不修、武功不竞，甚至教化沦于上，风俗坏于下，虽强如秦、富如隋，亦不能救亡国败家之患也。”说明统治者只有“修文德”才能国运长久，否则就算富强也难逃败家亡国的下场，把道德视为治国兴邦不可或缺的条件。
小说中的主人公黎利便是一个“有德”之人。因为有德，敌军来归附。如第三十四回，明朝将领马和来降，称：“某闻黎公仁德，大业必成，故来相投，望期收纳。”正因为黎利仁德，老百姓也自觉投奔。第三十六回中，百姓集体请愿，“明主令德，举世皆知，蓝山之云覆效矣，泾鹊之雨随效顺，虽三尺之童子，亦知其为革命之君矣。故天下之望明公，犹久旱之望甘雨”。因为有德，黎利外出捕鱼，也能收获宝剑，时人诗云“三尺龙泉归有德，帝王还是帝王州”。
小说中还把仁德与得民心、得天下紧密结合起来。第三十八回百姓希望黎利起兵称王，臣子阮廌希望黎利顺应民意，立刻即帝位，而黎利一再推却，推辞的理由也是“公何出此言，我有何德敢当之！”阮廌接着说道：“天命在人心，人心归则天命在，今天命在明公身上，有云：‘天命归于有德’，若无德，安得人心之所归？”系统概述了天命、人心与有德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在小说中一再渲染。如第六十回，文末提到“天下太平，四民乐业，朝廷闲暇，边境无虞，诚一虞周之宇宙，始知有大德者，天与之，人归之，固不恃富强，而天下自治矣”，好一幅国泰民安的画面，原因依然归结到“有大德”。
黎利为有德之人，故能顺应民意，称王称帝；那些无德之人，则会使得国家灭亡。第一回写到胡季犛父子篡位，杀害陈氏子孙并诈称陈氏已绝。明太宗失察，遣使封胡季犛之子胡汉苍为安南国王。胡氏阴谋得逞，并没有以德治国，弥补过失，而是忘乎所以，不理朝政，日夜宴乐。小说中写道：“复与群臣玩赏，肆一醉于崇朝，飞千殇于长夜，穷奢极欲，无物不有，尽三日之欢。百姓贡献劳费，而汉苍不之觉，又命内监遍寻天下，凡有美女，即将入贡，不顺者罪夷三族。内监得令，出外胁淫妇女，无所畏忌。不一月，将回三千人，极其美丽，命入侍上皇，三百人存留宫中奉侍。于是三月不理朝政，日夜宿在后宫，与儿女戏悦。”胡氏篡陈自立却又不修国政，又无仁德，日夜奢侈淫乱，所以天促其亡。第六回中还借女妖之口，对德与妖的问题加以阐发：
其女问曰：“谁是为妖？”季犛曰：“梧桐千岁，久化为妖。朕往伐之，以除民患。”其女曰：“陈家末祚，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况陛下道同尧、舜，德合禹、汤，礼为御而乐为车，仁为干而义为橹。远来近悦，大畏小怀，有何妖之可镇？”……女才人立于山头，遥遥言曰：“妾本谪仙，与君相遇，为君弑逆，天上已诛，遣妾反回，永守碧梧宫里。君速回銮驾，制此北兵，若再巡游，为祸不浅。”
胡季犛听说民间传言老梧桐树化妖害人，欲往伐之，却遇上一个女子，且被其妖媚所惑，还封其为女才人。女子的话表面是褒扬，实则贬斥，认为陈朝败亡的原因在于“德不胜妖”，而胡朝则相反，“妖不胜德”。后来女子的话已隐然表明她就是梧桐之鬼，可是胡季犛丝毫不为觉察，明明无德之人，还装出一副仁德之君的样子，自与尧、舜、禹、汤比较，想镇妖却被女妖戏弄，十分可笑。古语所谓“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正是这个道理。
不仅胡季犛，“无德”的陈朝帝王同样也是用“有德”来标榜自己。第二十六回中陈朝帝王简定禅位侄子陈季扩，举行仪式后，有这样一番宣言，“故天命归于有德，民心怀于有仁。眷惟季扩，德义日新，仁孝日富，群僚闻命，百姓归心”。可见，“有德”对于君主的重要性。
二 南主的宽厚仁德与郑氏的无德残暴
南主与郑氏是另一组围绕“尚德”思想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君主形象。越南后黎朝昭宗时期，权臣莫登庸窃取帝位，黎朝大将阮淦纠合豪杰，兴兵扶黎灭莫，被莫将毒害。其子阮福潢年幼，其婿郑检继承其位。在斗争中，阮福潢与郑氏父子产生矛盾，为其所不容，则故意离开京都请求镇守南部一带，广施仁义，收服民心，建立了南方政权，初步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越南开国志传》一书叙述南朝阮氏政权的发展过程，及阮氏与北方郑氏的长期矛盾对立，展现了越南历史上文韬武略的英雄人物。
南朝阮福潢到阮福溱五代相传，不断扩大势力范围，以德服人，建立起巩固的南方政权，这五代人都是仁德之君。初期阮福潢极具政治眼光，把广南、顺化二地作为自己的立足之地，广施仁德，收服人心，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当哀牢酋长侵掠时，他并没有采取进攻、剿灭的办法，而是恩威并施、先擒后纵，将敌人变成了朋友，以除后患。阮福潢临死时，告诫儿子阮福源要以德服人，打好根基，所以阮福源也是“广施仁政，号令严明，路不拾遗，民皆乐业”，当他两个弟弟企图勾结北朝，夺取王位时，阮福源将他们抓获，但并没有按国法处死，同样反映出他的大德。阮福源之子阮福澜上王初登王位时，也是“励精求治，恤众好生”，但后来一度贪图享乐，大兴土木修建宫室，以致于“南朝顺化、广南二处，亦遭天旱，禾谷焦枯，生花尽绝，斗米值至一陌。市无卖米，家乏积谷，黎民百姓饥死道路殆半。或有刑杀囚人，弃尸于市，饥者辄争取其肉，烹煮食之，以求活命。是亦天运所使，岂人力有能制哉！”[5]正因为上王贪图享乐，朝纲败坏，受到上天惩罚，出现旱灾甚至食人肉的惨象。后来臣子劝谏，“且天既生帝王者，上顺天道，下悦民心，德布迩遐，恩沾四海。如帝尧为君之日……广施仁恩，诸侯四夷，咸慕威德”，劝说上王应该学习尧舜之君的仁德广布，“王斋戒叩天恳祷，数月之后，复阴生，再睹风调雨顺，禾谷田畴进旺，家给人足，万民复获康宁”，上王悔过自新，祷告后，终于恢复国家太平、家给人足的和平景象，这也意在表明君德的重要性。
小说中多次将南主的宽厚仁德与郑氏的无德残暴加以对比描写。如北朝将领归降南主的原因多为“小将等久闻南主宽仁厚德，恤众爱民，乃当世之明主”“我闻南主英雄盖世，识量过人，贤士归心，黎民仰德”“南主仁慈大量，德著群方”“德谋布兆，有少康拨乱之图，德体好生，心不嗜杀”等，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郑氏奸凶，伐民蠹国”“郑氏倚其权柄凌蔑君上，荼毒苍生，以致民多怨叛”“郑主，上则欺慢天子，下则凌杀公卿，天祸人灾，殆无虚日，莫非天运将终乎”“北主恃其国大民众，累年北讨南征，锋刃横罹，兵填道路，加以赋繁役重，兵困民穷”“郑氏萌心篡夺，累许强兵侵扰边境，良民被其荼毒。曾已移词讽谏，旧恶不悛，朝内文武诸臣，肃将伐叛，剿除贼党。天戈所指，风火随兴，雷霆之威，到处恐怖，莫不缩头寒心，移东就北，或逃居平原草野，或深隐穷谷深山，日往月来，未知所止”。[6]
再如南主上王时期，弟弟叛乱被抓获，上王看见，流涕道：“贤弟！今汝再萌反逆如此，若不置汝于法，则弃朝廷典例；若置之于法，则天下未免以我为豆燃之笑，我何面目见汝乎？”在弟弟的哀求下，上王“意欲恕之”，但最后诸将不肯，绞杀了王弟，并不许埋葬，以为乱臣贼子之戒。但上王最终“体仁德之心，想骨肉之义，乃令敛骨葬之，以免暴露”[7]。而北朝郑主清都王见王弟郑福有恩威才智，人皆爱服，便心生猜疑，阴谋害之，以免其后患。阴谋败露后，郑福认为“生之何益，莫如死以芳名”，遂饮毒而卒。清都王知晓后，不仅没有愧疚与不舍，反而“心中甚怨”，“下令思以岁月，不许殓葬，乃令以尸暴暑”[8]。后人有诗叹曰：暴尸桂惹千年笑，饮恨空教一世悲。骨肉几回多太薄，燃萁何必咎曹丕。南主与郑主对待兄弟的态度有如天渊之别，一具仁德之心，一妒贤害能，所以北方郑氏在扶黎灭莫的过程中，越来越天怒人怨，而阮氏坚持以德治国，赢得民意，不断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势力。
可以看到，在这些小说中，“尚德”是对君主的终极价值判断，君主的人格魅力，主要是围绕“尚德”展开的。国家的兴衰周期、战争的胜负得失等历史的军事的因素，都被遮蔽在道德的光环之下。有德之君必胜，无德之主必亡，这多少有点后天预设的味道，但从中我们正可以看到该范畴在越南汉文小说中的巨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