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鼎盛发展
夏、商、周三代是东北渔猎文化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在这2000余年间，不论辽西、辽东还是海北山南，虽然渔猎生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渔猎文化在新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继续发展的势头不减，而且出现了如族系文化等影响甚为深远的新元素。在这2000余年间，东北渔猎文化的维度和空间不断拓展，在诸如巫卜礼乐、骨板金石等领域，都为世人积淀了极为精彩的文化遗存。
一 生产方式
夏、商时期，东北各地的生产方式略有差别。辽西、辽东、辽南[44]等地，农业与渔猎经历了较为显著的此消彼长。商末周初以后，受民族迁徙等因素影响，东北多地的生产方式都发生幅度较大的变更。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例，这里就曾经历了由狩猎为主兼农牧，到农业为主兼有畜牧，再到牧业为主兼营渔猎的阶段性变化。[45]但就整体而言，两周时期的东北，基本呈现出以农业为依托、以游猎为特色，整体进步、起伏发展的格局。
（一）农业生产起伏发展
1.夏商时期显著发展
以其间最有影响力的夏家店遗址下层文化[46]为例。它的经济结构，当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和狩猎[47]。再如高台山文化[48]，也有较为发达的农业生产工具，其中平安堡遗址第三期文化层出土的石斧、石刀、石锄、石镰等农具，占全部石器的一半以上，说明农作已占有重要地位[49]。至于以渔业见长的辽东半岛南部地区，在大嘴子遗址[50]的陶壶内也发现了稻米、高粱以及炭化谷物[51]，说明当地也有农作经济的存在。虽然总体格局如此，但渔猎的地位不容忽视，大致保持着东北地区渔猎、采集的传统[52]。
2.两周时期普遍衰退
考古发掘结果显示，西周初年直至战国中期，以辽西、辽东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农业发展呈普遍衰退的态势，农业不在社会生产中居于主要地位。战国早中期以后，随着个别地区畜牧族群的迁离，农作经济又有复苏迹象。以夏家店上层文化[53]的南山根类型[54]为例，随着该文化类型发展重心的南移，其农、牧、渔猎兼营生产模式，逐渐转向对土地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55]。在此过程中，西辽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又有所复苏。以建平的水泉遗址[56]为例。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三座直径2米左右的窖穴，窖穴底部的陈积物是厚达0.8米的炭化谷粒。据估算，三窖谷物总计2.3万斤。[57]这是一个颇为可观的储量，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已有较为显著的恢复和发展。战国晚期以降，辽西地区多为燕文化所覆盖，当地的农耕经济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二）渔猎生产普遍存在
1.渔猎产品较为丰富
赤峰二道井子遗址[58]浮选结果显示，虽然当时的农业经济较为发达，但尚未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大量存在的兽骨遗存，说明家畜饲养与狩猎，在二道井子先民的经济结构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59]。再如渔猎资源较为丰富的库伦三家子遗址[60]，浮选结果显示，植物遗存不多，而家畜野兽多见。此外还发现了鱼类椎骨、软体动物壳体碎片。这说明家畜及渔猎都是三家子居民的主要食物来源。至于濒海的辽东南部诸遗址，鱼骨、滩涂贝类、软体动物的残骸尤其多见[61]，反映了渔捞在当地社会生产中的优势地位。
2.渔猎工具大量出土
夏商时期的东北，诸如赤峰夏家店、药王庙、宁城南山根、新乐上层文化[62]等遗址，骨锥、石镞、骨镞等狩猎工具，以及骨匕、鹿角器、石片、刮削器等狩猎或肉食加工工具较为常见。[63]与此同时，辽东南部地区广泛分布的双坨子文化[64]中，诸如骨钩、骨钓针、骨鱼卡、陶网坠、石网坠等渔捞工具大量存在，而且诸如网坠等，不但器型丰富，而且制作工艺成熟[6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处还发现一定数量的巨型石网坠[66]。很明显，这类大型石网坠是当时已从事深水捕捞的重要佐证。这不仅说明当时航海工具的先进，同时也说明了当地渔业经济的繁荣，已表现出较为鲜明的贝丘经济的特征[67]。
至于夏商时期的嫩江、图们江、第二松花江流域，则发展普遍滞后。以较为闭塞的图们江流域为例，虽然发现了兴城文化、柳庭洞文化等重要文化类型，但在文化堆积中始终未见青铜器、三足器等青铜时代的“标志性”遗存。因此，其文化面貌依然基本停留在新石器文化的阶段[68]。不难想见，渔猎在当地的生产和生活中，势必依然居于主导地位。
两周时期，辽东半岛南部、第二松花江流域等，一仍前代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即便是生产方式起伏发展的西辽河及嫩江流域部分地区，渔猎经济依旧普遍存在。在大井遗址等文化遗存中，均发现大量野生动物残骸（种类有鹿、野马、野牛、狐狸、熊、兔）以及骨镞等狩猎工具[69]。在宁城南山根M3、铁匠沟遗址[70]等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中，相继出土了多件带有鹿、鸟、虎、野猪等动物纹饰的铜剑、牌饰等。[71]再如魏营子文化[72]的喜鹊沟遗址[73]，不但发现兽骨，还发现大量鱼骨残骸。[74]显而易见，包括农业、畜牧较为普遍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在内，狩猎始终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生产方式，渔猎依然是时人谋生的一项重要手段。
（三）畜牧经济异军突起
西周末年以后，特别是春秋晚期到战国前期，今西辽河、嫩江等多地都出现了畜牧经济异军突起的局面。
以井沟子墓地为例（见图1-7）。发掘报告显示，当时殉葬的马、牛、羊较为普遍，未见任何与农业有关的工具或产品。畜牧业在当时经济生活中应居于主导地位。[7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井沟子类型居民在人种特征上表现出不同于当地先民的特征，可能是一支来自北方的游牧族群。[76]考古资料显示，以辽西为代表的东北西部及西南部地区，马的数量显著增多[77]，马具及车类配件也较为常见。这些草原游牧文化因素的出现，是东北游猎文化兴起的重要标志。
图1-7 井沟子遗址远景
图片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林西井沟子——晚期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与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图版一。
（四）科学评估发展水平
正确认识夏商时期东北地区的社会生产，是探究当时东北渔猎文化的前提和基础。
夏商时期的中原地区，主食是谷类（称“根食”），但对肉类（称“鲜食”）的需求量也极大。几乎所有夏商文化遗址都有大量动物遗骨及骨制品出土。除了食用，丧葬祭奠、毛皮制革等也需要大量禽兽供给。这其中除了部分家畜、家禽，就是大量野生的走兽飞禽以及水族鱼鳖。再如位于山东的岳石文化（夏代至周初），遗址发掘显示，该文化遗存中不但发现大量动物残骸，还发现数量可观的渔猎工具以及其他骨蚌类制品。[78]这说明，不论中原还是海岱，除农业以外，狩猎、渔捞在经济生活中仍占一定地位，这是夏商时期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这在《诗经·魏风》之《伐檀》篇中有较为生动的展示。
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79]
艺术固然要高于生活，但从这篇对不劳而获者的质疑中，不难发现西周年间的中原地区，依然保持着农耕与狩猎共存的生产模式。比较而言，农业素来“后进”的东北地区，刻意夸大农业的地位和影响，不但缺少坚实的考古资料支撑，也违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夏、商、周三代，东北地区的生产方式依然较为多元。东北地区的渔猎资源相当丰富，狩猎、渔捞等活动十分活跃，与农业、畜牧同为生产模式的重要构成。
总而言之，西周初年至战国末年，东北地区存在渔、猎、农、畜、牧五种主要生产方式。虽然整体呈现游猎凸显的态势，但基本处于因地制宜、取长补短、融合发展的状态。
二 多元族系
两周时期，东北地区开始形成多元共存的族系文化[80]。这对当时及以后的东北渔猎文化发展产生了特别深刻的影响，是东北渔猎文化中特色生成的机制之一。
（一）华夏族系
人类体质学研究显示，诸如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古代居民，可以归入“古华北类型”的范畴。“古华北类型”的显著特征是高颅狭面。
值得注意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东胡说”，一度是广为流传的观点[81]。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林沄先生提出商榷后[82]，复经朱永刚、赵宾福等学者讨论，高台山文化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之源的观点[83]，渐而为学界所接受。言下之意，“东胡说”的观点已为考古学研究所否定。
如何追寻华夏族系的考古学、人类学踪迹？如何打通“人种类型”与“族系类别”之间的界限？这是非常有魅力，同时也是颇有争议的论题。
综合既有的传世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我们姑且这样推测：以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为代表的“古华北类型”人种，应当是先夏、东夷两大部落集团融合发展的结果，可以视为华夏族系的范畴。
此外，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战国末年前后已有“新”族群迁入第二松花江流域的迹象。杨屯大海猛中层文化与西团山文化内涵的迥然有别，可作为剖析该动向的重要样本。考虑到战国中期以后燕秦文化强势崛起的历史背景，以及辽西、辽东各族群分布的基本格局，我们推测，这些“迥然有别”的文化遗存，应该是华夏族系文化介入的结果。[84]
（二）东胡族系
人类体质学研究成果显示，今天所见的井沟子类型[85]、平洋文化，甚至白金宝文化的创造者，都表现出低颅阔面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特征，应属于东胡族系的范畴。
首先，人类体质学、分子生物学和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表明，井沟子居民的人种类型与已知的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的种族特征颇为接近。其线粒体DNA的遗传特征，与现代北亚人群、古代拓跋鲜卑人均有较近的亲缘关系。[86]结合传世文献中有关东胡族活动时间、地域的记载，并参照既有出土文物反映的经济形态及生活习俗，可以确认其为“东胡”的族属特征。[87]
其次，小拉哈、白金宝、平洋等嫩江流域的青铜文化，也应属于东胡族系的鲜卑族文化遗存。人类体质学研究表明，平洋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与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的完工组最接近[88]，应当是拓跋鲜卑的先人，同属于“西伯利亚蒙古人”人种的范畴。
又有学者综合器物类型学、历史文献学等理论方法，认为小拉哈文化[89]、古城类型、白金宝文化、汉书二期文化[90]是一脉相承的考古学文化，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91]；平洋文化与早前的白金宝文化、晚后的汉书二期文化，在性质、族属等方面都存在同一性的特征[92]。
综上可知，两周时期，东胡族系在东北部分地区已有一定分布，并创造了民族特征较为浓郁的游猎文化。此外，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汉书二期文化的影响已波及早期拓跋鲜卑分布的大兴安岭西侧，并与之存在较为紧密的互动关系。那么，在早期拓跋鲜卑最初的向南拓展中，极有可能吸纳这类文化，甚至将部分人群吸纳过来。可以推断，松嫩平原的青铜文化也是汉代拓跋鲜卑先世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93]
（三）肃慎族系
莺歌岭遗址的上层文化，是商周时期一处较有代表性的肃慎族文化遗存。其中出土的渔猎工具、野猪形陶器等，与文献中有关肃慎人习俗的记叙基本吻合。
（四）秽貊族系
西团山文化是第二松花江流域一支年代较早、影响较大的考古学文化。现已查明，西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吉林省吉林地区和长春地区，四平等县（市）区也有分布。遗址最为密集的是吉林市郊及永吉县。[94]
西团山文化的年代下限，或者认为在秦汉之际[95]，或者主张截至战国中晚期[96]，当以后一种说法为准。西团山文化与新乐上层文化之间，不仅承继关系清楚，而且连接较为紧密。[97]学界普遍认为，该文化族属为“濊”，是夫余族文化的先声。与夫余等族属于同一族系。人类体质学研究表明，夫余族属于高颅阔面的“古东北类型”。据此反推，西团山文化及两周之际的第二松花江流域，当为“古东北类型”即秽貊族系的活动范围。
三 巫卜礼乐
（一）卜文化
先进的卜筮文化，在夏商时期的东北非常值得关注。
灼骨问卜，反映了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敬重和崇拜。新乐上层文化的法库湾柳遗址发现4块刻纹兽骨，有火烧痕迹，兽骨上有刻划痕迹。[98]顺山屯遗址出土的8件卜骨，均有灼而无钻，也无文字。[99]考古资料显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卜骨，一般由骨密质厚的牛、鹿、猪的肩胛骨制成，多数先钻后灼[100]（见图1-8）。
上述卜骨，同早前红山文化卜骨的有灼无钻，区别较为显著。此外，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卜骨的整治和钻灼技术，在同时期考古学文化中年代最久，发展程度最高。商文化系统中的卜骨文化，主要是在吸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01]东北的“卜筮”文化，在商周时期的中国居于重要地位。
图1-8 夏家店卜骨
注：该卜骨，一面有钻有灼，另一面有兆。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图版八：16。
（二）巫文化
近年来，在辽西赤峰，相继发现与巫、祀有关的陶、石雕塑，非常引人关注。
2000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蒙古考古队与敖汉旗博物馆一道，对城子山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102]开展联合调查。结果在南区南侧外围主墙中部，发现一个巨型石雕猪首形象。[103]该猪首由晶屑熔岩独石雕琢而成，通长9.3米，额头宽7.5米，吻部宽2.1米，额头顶部距地面5米左右。大嘴张开，双眼圆睁，棱线分明，简洁流畅，神态逼真。该石雕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猪首形象，也是中国古代石雕艺术宝库的珍品。
2006年，在赤峰市的康家湾遗址[104]中发现一件泥质红陶人头像，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该人头像残高4.1厘米，宽4厘米，厚2.6厘米，面部扁平，呈倒三角形。鼻梁隆起，双目细长，嘴巴微凹，下颌微翘[105]（见图1-9）。
此外，如药王庙遗址中的石砌高台，想必也兼具祭祀等特殊功能。[106]这与红山文化时代的祭台文化颇有渊源。
图1-9 康家湾陶人头像
图片来源：陈国庆《内蒙古赤峰市康家湾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11期，图版六：6。
（三）礼乐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器物群中发现多件石磬。[107]石磐是一种古代乐器，悬挂于架上，捶击而鸣，虽为石质，但发金属之声。此前，石磬仅发现于中原地区，具有“礼器”的功能。[108]
东北出土的石磬的形状，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的石磐大致相同，时代也基本一致。[109]其中最大的一件，宽54.4厘米，高34.5厘米，厚3.2厘米，重达12.25公斤。发音清脆，余韵绵长（见图1-10）。
图1-10 王家营子石磬
注：此系赤峰市博物馆藏品。
图片来源：李凤举《喀喇沁旗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磬》，《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年第1期，图一：2。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排列密集且有规律。其中，赤峰大甸子墓地[110]出土的铜手杖、精美玉器、仿中原铜器的彩陶等，既是当时社会结构的反映[111]，也是当时礼制文化的写照。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及遗址中，还经常发现一种内外施彩的彩绘陶。器形有鬲、塔式瓶、带盖罐、盂和鼎等类型（见图1-11）。一般来说，彩绘易褪色，没有实用价值，显然是用于某些礼仪或祭祀活动。[112]有学者曾对上述彩绘的“巫”意进行深入解读[113]，颇令人耳目一新。
图1-11 敖汉大甸子彩绘陶罐
注：该彩绘陶罐通高27.5厘米。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工作队《敖汉旗大甸子遗址1974年试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2期，图版六（M5：7）。
四 器物文化
（一）动物形陶器
白金宝文化遗存中的陶鸟头，较有特色。鸟头由扁泥条捏塑而成，长5.3厘米，头微昂，长颈，啄残，造型粗犷，气息古朴。今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
平洋文化中，除了五颜六色的装饰品外，最有特点的是一只纹饰鸭形壶。该壶自平洋墓葬出土，通高28.8厘米，口径11厘米，腹长30.4厘米，宽24.4厘米，足高2.8厘米。鸭形壶在东北多地均有发现，但数量极少。该壶是唯一带蓖点纹，也是最精致的一只（见图1-12）。
图1-12 平洋陶鸭形壶
图片来源：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平洋墓葬》，文物出版社，1990，彩板二（M170：1）。
（二）刻纹骨板
南山根102号墓，是一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该墓随葬品数量不多，但出土的刻纹骨板是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
该骨板长34厘米，一侧钻有四孔；一侧稍残，原来可能也有钻孔。图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分别刻画鹿两只，持弓人一名；第二部分，中间位置是一前一后两辆马车，每车各驾两匹马，而且后车的两马之前还各有一条狗；第三部分则为两排三角纹饰（见图1-13、图1-14）。
该骨板刻画的各类图像，线条颇为流畅，造像生动朴实。其中的持弓人，五官清晰，两臂张开，右手持弓，袒露下体，寓意神秘。持弓人上方的两鹿，尖吻、顶角，或为马鹿，当系狩猎对象。车马图均为单辕、双轮、双马。双马背部相对，两轮呈同心圆状。后一辆车的双马之前有两只小兽，当为猎犬。双马驾辕的两轮车形象，在安阳殷墟等遗址中也有发现，不知有何关联。
类似的骨板在扎赉诺尔的墓葬中也有发现，但年代略晚，刻画也不如这片精细。至于骨板用途，仍有待商榷。
图1-13 南山根102号石椁墓刻纹骨板线描图
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02号石椁墓》，《考古》1981年第4期，图六。
图1-14 南山根102号石椁墓刻纹骨板
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02号石椁墓》，《考古》1981年第4期，图版七（M102：18）。
（三）动物形配饰
宁城南山根M3中还出土一件表现“双人骑马猎兔”图案的器物。井沟子遗址则出土多件青铜饰品，其中的圆形铜泡多达435枚，各类坠饰累计57件。[114]在这些饰品中，有变体鸟形饰、狐首形饰等，颇能表现该民族的游猎生活特征。其中的变体鸟形饰，呈反“S”形，背有双桥状钮，长3.6厘米。其中的狐首形饰，耳上有孔，颌下有钮，便于缝缀在衣物上，一般约高2厘米（见图1-15）。
图1-15 井沟子狐首形饰
图片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林西井沟子——晚期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与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图版十九：2。
铁匠沟战国墓地[115]出土的野猪形、虎形铜饰件，反映了山地森林民族狩猎业的文化特征。（见图1-16）上述牌饰的文化内涵，有别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但两者又有相同的因素。[116]
图1-16 野猪及虎形牌饰：野猪交媾（上左），野猪（上右），虎形（下）
图片来源：邵国田《敖汉旗铁匠沟战国墓地调查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Z1期，图七：1、2、4。
令人振奋的是，辽宁凌源三官甸子遗址出土一件蛙蛇形铜马饰，年代在战国前后。该马饰长20厘米，宽5.7厘米。马饰上的蛙体肥胖，双目突起，前足踞地，后足衔于互相纠结的双蛇之口。这件铜饰品造型生动，反映了东胡游牧生活的特点，与红山文化中的蟒蛇吞噬神鹿等纹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夏商时期东北出土的各类饰品，不但反映了时人的容饰审美观念，也体现了当时的族群构成情况。
以平安堡遗址第三期遗存为例，出土饰品中有白玛瑙石制璧、白玛瑙石制半环形玦、骨笄、骨玦等器形及类别。[117]新乐上层文化遗址出土的饰品，有陶珠、骨珠、骨笄、白石管、玉玦、玉坠、青铜环等器形及类别。辽东半岛南端的于家砣头积石墓地出土的饰品，则有石珠串、玛瑙坠、铜环、陶珠串、松石坠等器形及类别。[118]
可以发现，夏商时期东北诸遗址出土的饰品，无论器型还是材质，同早前并无显著变化。这种容饰及审美习俗的相对稳定，也是当地族群构成较为稳定的体现。
综上所述，夏商千余年间，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的东北地区，虽然也有新的文化要素出现，但综合考量，无论创新程度，还是发展水平，既滞后于同时的中原，也逊色于昔日的东北。[119]这种文明的失落，在两周时期表现得益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