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争议、不足和经验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誉为“知名度最高，对国人最有影响的口号”。这句在今天看来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口号，在1981年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度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一直到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视察，对这句标语表示了肯定，争议才得以平息。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正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经济特区的创办则为改革开放创造了一种模式。
一 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争议及其平复
1.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争议
经济特区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争议。经济特区在初创时期，更是异常艰难。对于这一新生事物，有人持怀疑态度：这个东西是不是新的洋务运动啊？有人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
1981年，袁庚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树立在蛇口的微波山上。然而，这句口号却一度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
1982年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开放中出现走私贩私等经济犯罪，有人把问题归罪于经济特区，于是引发了新一轮对特区的非议。李岚清回忆说：“走私活动开始后，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和习惯于僵化垄断体制的人，把走私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对外开放，对广东、福建和深圳经济特区扣上种种帽子……甚至要求中央取消‘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停办特区。”这种舆论给广东、福建两省及特区工作的同志造成压力。[55]
面对非议质疑，总有人选择坚守。针对一些人对特区的责难，谷牧运用事实为特区的发展做了辩护。在质疑最猛烈的时候，谷牧负责的特区工作组人员受到忠告：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谷牧给小组成员交了心：你们如有顾虑，可另行分配工作，同时给他们打气：不论出了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谷牧一个人的。他开诚布公地说：“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在给组员鼓气的同时，谷牧下决心把特区的几个重要问题进一步搞清楚。经过调查研究，对特区的性质和功能、特区发展的初步评价、特区的管理自主权等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于1982年11月初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报送了《关于举办特区工作的汇报提纲》，并提交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中央于12月3日以中发〔1982〕50号文件发出这次会议的《纪要》。这是80年代唯一的专讲特区工作的中央文件，称为“新50号文”。中央在批语中指出：“举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措施。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工由谷牧同志具体负责。”[56]
在特区遭到非议时，也有不少老干部担心谷牧的处境，当叶剑英元帅问谷牧：“顶得住吗？”谷牧激动地站起来说：“顶得住！”“只要中央不调整分工，仍然让我抓改革开放，管特区，我一定把特区干出个名堂！”
2.邓小平南方视察及争议平复
1984年1月22日到2月16日，邓小平前往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视察。列车一到广州，邓小平就说：“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他兴致勃勃地看了几个特区，但没有说话，最后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为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通过对三个特区的题词，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并对其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谷牧认为，邓小平南方视察，“给那些有关兴办特区的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57]
邓小平在深圳视察会见袁庚时，肯定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提法，至此，邓小平一锤定音，消除了当时围绕着这个口号的种种争议。1984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醒目地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2个字的游行彩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通过电视和报纸，这句口号响遍全国。这句口号是冲破思想禁锢的春雷，对国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如今蛇口工业路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还竖立在那里，已经成为一个标志。
在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视察讲话的推动下，特区建设加快了发展步伐。
二 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不足和经验
因为特区的筹建是在原有体制和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全国经济体制还未全面改革的情况下开展的，难免受到国内现行体制的牵制，许多方面无法跳出原来那种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体制。经济特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较，具有许多特殊性：建设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经营方式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及外商独资经营为主，企业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整个经济以市场调节为主。这种同国际市场息息相关的外向型的特区经济，必然要求特区建立一套比国内其他地区更为灵活的、能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58]能否大量地引进外来资本，这是实现特区战略目标的关键。但是，特区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外资的大量引进。突出地表现在金融货币政策和企业经营自主权方面。
引进外资方面，全国实行统一的金融货币政策，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汇率不合理，影响资金的调入。如合作经营的百事可乐饮料厂，1982年内销汽水30多万箱，客商按比例分成得利润7万多元。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客商无法利用这部分资金及时进口原材料，只好在香港再用高利贷款进行解决。又如蛇口工业区华美钢厂，每年需要购买2000多万元的废钢铁作原料，国内完全可以供给。但因汇率不合理，非贸易价结汇低。客商不愿在国内购买，全部从国外进口。[59]企业经营方面，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影响企业独立经营的自主权。在特区产业结构中居首要地位的中外合资、合营和独资企业，其产品主要供出口外销。特区经济活动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系的特点，就要求特区建立一套精简、高效、灵活的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特区在同国际资本打交道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除了提供各种优惠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让客商能够按照国际市场的变化情况灵活组织生产和经营，并从中取得合法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们投资和经营的积极性。受管理体制的制约，特区的对外吸引力受到严重影响，妨碍客商投资和经营的积极性，企业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 初步改革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是在我国当时所面临的国情下做出的最好的战略部署。从国际环境来看，20世纪70年代“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主流趋势，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这一时期，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抑或其他新兴国家，其经济水平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改变。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利用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大好发展时机，大力发展经济，出现了新一轮的经济大发展，大繁荣。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实现了经济的起飞。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加大。从国内环境来看，“文化大革命”使我国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失，教育、科学、文化也受到严重破坏。知识分子受到迫害，造成了严重的科学断层、文化断层、人才断层。中国社会从1958～1978年20年的时间里面，实际上处于停滞的状态。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所指出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所以改革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1.适应了国际分工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济特区的基本功能和使命在早期被明确为充当“排头兵”（改革）、“窗口”（开放），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试验场。建立经济特区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所采取的战略决策，也是适应当代国际分工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发展，各国自然资源和发展历史存在客观差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源，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掌握世界上所有的先进技术，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因此，现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把对外经济关系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有些甚至把它放在生死攸关的地位。因此，为了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对外贸易，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沿海和交通要道开辟成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边境自由区、自由港等各种特区。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世界只有26个国家设立了75个自由贸易区（港），而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各种类型的特区521个。这些特区都采取各种灵活的政策和措施扩大对外经济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因此，我国在研究借鉴和汲取它们的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经济特区，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60]
我国经济特区的创办，既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又可以发展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扩大就业，发展本地区经济和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国自觉利用现代国际分工、交换和国际市场的条件，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新路子的体现。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特区虽然还处于初创阶段，但是已经显示其在利用外资、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仅加快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了出口，更为我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经验。
2.发挥了对外交流和对内示范的作用
中国经济特区诞生以来，随着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其经济实力不断扩大，对外的交流和合作日益密切。
经济特区成立前夕，中国对世界已经非常陌生，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了解也异常片面，港、澳、台各界人士，特别是经济界甚至对中国有着程度不同的惧怕心理。据年鉴记载，1980年到深圳特区旅游、访问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不足1500人[61]，同年，风景优美的厦门所接待的境外客人也仅为1600人。[62]经济特区建立之后，利用地缘优势，吸引了大批海外人士参观、访问，继而投资设厂，掀起外商寻求合作与投资的热潮。投资构成慢慢由短线向中、长线投资转化，经济特区成为各类外资企业创立和营利的基地，外商企业创办的成功与不断发展，起了强大的示范作用，带动了更多的投资者前往特区或其他地区兴办实业，谋求经济机遇。随着经济特区自身经济实力的逐渐强大，特区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在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实力日趋增强、地位日趋重要。经济特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起着沟通内陆地区与港澳地区、海外市场经贸联系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外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与桥梁。[63]
特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广东、福建、海南以及广大的中国内陆地区提供了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及若干先进的管理知识。改革初期，经济特区建立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采用合资、合作、独资和“三来一补”等多种引进外资形式；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在基本建设上，统一组织管理，设计搞评选，施工搞投标，承包单位层层包，建设资金来源采用多渠道；在人事工资制度上，干部实行招聘制，职工实行合同制，工资实行浮动制，克服了“大锅饭”和“铁饭碗”的平均主义问题；在企业经营管理上，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价格自定，资金自筹，这样使企业外有压力，内有动力，经济有活力，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64]经济特区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等经验，对我国经济改革起着示范的作用。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特区经济改革的榜样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
3.打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大门，引领中国走上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深圳等经济特区“摸着石头过河”，大胆探索，勇往直前，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先行地，对全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如何走具有破局的重大作用。我国通过以经济特区为突破口和强力引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历史跨越，经济特区引领着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经济特区不仅收获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孕育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推动我国形成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新的时代文化精神。在“杀出一条血路”的过程中，经济特区不断在思想观念和精神层面上自我超越，敢于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不陷入空洞争论，不随意给新生事物贴上姓什么的标记，不畏惧各种误解和非难，催生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一系列新理念和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全国人民，并引领和推动了全国思想文化的进步与创新。[65]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主题，而在这个过程中，直到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真正走上快速发展之路。而在这当中，经济特区率先冲破封闭僵化的发展模式，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潮流紧密相连，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变发展方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开路。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特区利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成功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开始了跨越式工业化进程，创造了经济建设的“特区速度”。同样，经济特区率先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大胆地进行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在计划、投融资、流通、劳动工资、土地管理、财税、金融和政府改革等方面体制改革中走在前面，为全国推进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也为全国体制改革探索了道路，引领中国走上特色社会主义道路。[66]
[1] 卢荻、陈枫：《经济特区是怎样“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吴南生访谈录》，《广东党史》2008年第3期，第5页。
[2] 张化：《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若干问题研究》，《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第63页。
[3]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71/4441902.html。
[4] 郑念：《政策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第69页。
[5] 卢敏、姚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经济改革认识的综述》，《重庆行政：公共论坛》2013年第4期，第82页。
[6] 黄如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经济冒进与经济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第46页。
[7] 陈宏：《深圳特区建立的幕后故事》，《百姓生活》2008年第10期，第24页。
[8] 吴继轩、梁晓伟：《探索与决策——谷牧在我国经济特区建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经济导刊》2010年第3期，第86页。
[9] 陈东林、邢茹玉：《三中全会前后中央设立经济特区决策的形成》，《北京党史》2008年第3期，第28页。
[10]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1] 谷牧：《邓小平领导我们抓改革开放》，载《红色记忆》（第14卷），济南出版社，2006，第2386页。
[12] 曹普：《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侦察兵”——记中央政府考察团西欧五国之行》，《党史纵横》2000年第6期，第34页。
[13] 张素苹、梁晓伟、吴继轩：《谷牧与我国经济特区的创建》，《特区经济》2010年第6期，第16页。
[14] 胡蓉平：《寻觅〈春天的故事〉中国经济特区的形成之路》，2018年1月24日《大地》，http：//gaige.rednet.cn/c/2008/01/24/1427510.htm。
[15] 黄硕忠：《习仲勋主政广东二三事》，《百年潮》2013年第4期，第31页。
[16] 孟兰英：《中国经济特区建立的台前幕后》，《先锋队》2008年第21期，第43页。
[17] 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第273页。
[18] 吴学文：《深刻的变化——访日随感》，《世界知识》1979年第1期，第20页。
[19] 苏东斌主编《中国经济特区史略》，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第48页。
[20] 王桂岩：《谁策划创建了深圳经济特区》，《决策与信息》2004年第12期，第44页。
[21] 晓何、吴晓燕：《谷牧：“特区建设的总工程师”》，《党史博采（纪实）》2010年第1期，第24页。
[22] 王桂岩：《谁策划创建了深圳经济特区》，《决策与信息》2004年第12期，第43页。
[23] 何立波：《中国试办经济特区决策内情》，《传承》2008年第19期，第9页。
[24] 吴南生口述，萧冬连、杨继绳整理：《亲历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第7页。
[25] 萧冬连：《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内情》，《政府法制》2008年第16期，第60页。
[26] 王国梁：《热血颂——“要杀头就杀我！”感想》，《红广角》2008年第3期，第1页。
[27] 吴南生口述，萧冬连、杨继绳整理：《亲历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第7页。
[28] 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做出决定并报国务院：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将珠海县改为珠海市。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准广东省革委会的决定，同意将两县改设为市。
[29] 谢涛：《改革开放起步阶段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以广东省“先走一步”相关政策的出台为个案》，《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5期，第51页。
[30] 黄海：《改革先驱功炳青史：习仲勋在广东留下的改革开放足迹》，《党史文苑》2007年第1期。
[31] 中共中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506、510页。
[32] 中共中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506、510页。
[33] 1979年5月5日，在广东省委提交的《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中提到“特区”，也是“特区”一词首次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出现。
[34] 黄树森：《深圳九章》，花城出版社，2008，第19页。
[35] 卢荻：《习仲勋主政南粤》，《百年潮》2001年第1期，第32页。
[36] 张湛彬：《石破天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第442页。
[37] 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第67、68页。
[38] 苏东斌主编《中国经济特区史略》，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第51页。
[39] 卢荻：《习仲勋主政南粤》，《百年潮》2001年第1期，第33页。
[40]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经济特区的由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557页。
[41] 吴南生口述，萧冬连、杨继绳整理：《亲历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第8页。
[42] 钟坚：《经济特区的酝酿、创办与发展》，《特区实践与理论》2010年第5期，第25页。
[43] 王硕：《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1979—1986）》，《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8页。
[44] 吴南生口述，萧冬连、杨继绳整理：《亲历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第9页。
[45] 钟坚：《中国经济特区创办与发展30年历史的回顾与总结》，《创新》2010年第6期，第6页。
[46] 出口加工区考察组：《出口加工区考察报告（一九八○年十一月）》，《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第10页。
[4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63页。
[48] 王硕：《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1979—1986）》，《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9、40页。
[49] 王硕：《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1979—1986）》，《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9、40页。
[50] 辽宁财经学院赴经济特区调查组：《我国经济特区的考察报告》，《财经问题研究》1984年第3期，第38～45页。
[51] 《深圳改革开放资料》，《深圳文史》（第1辑），http：//szzx.sznews.com/content/2013-04/24/content_8987138.htm。
[52] 辽宁财经学院赴经济特区调查组：《我国经济特区的考察报告》，《财经问题研究》1984年第3期，第38～45页。
[53] 《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2008年12月4日《深圳特区报》，http：//sztqb.sznews.com/html/2008-12/04/content_439141.htm。
[54] 叶翠华：《深圳特区集资和存在的问题》，《财会月刊》1985年第7期，第31～34页。
[55]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136～137页。
[56] 沈传宝：《20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创办的艰难历程，国庆65周年共和国印记系列讲座》，2014年10月23日，人民网理论频道，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023/c40531-25892177-2.html。
[57] 谷牧：《邓小平领导我们抓改革开放》，凤凰网，2008年12月25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08_12/25/325583_0.shtml？_from_ralated。
[58] 钟斗祥、王汉勇：《关于深圳特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南方经济》1983年第6期，第43～47页。
[59] 钟斗祥、王汉勇：《关于深圳特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南方经济》1983年第6期，第43～47页。
[60] 李邦君：《我国建立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国际商务研究》1984年第5期，第1～5页。
[61] 深圳经济特区编辑委员会编《深圳经济特区年鉴》，1985。
[62] 《厦门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63] 隋广军：《经济特区在中外经济合作中的作用——兼论其在华南经济区中的作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第44～54页。
[64] 隋广军：《经济特区在中外经济合作中的作用——兼论其在华南经济区中的作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第44～54页。
[65] 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经济特区建立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2010年9月10日《光明日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689732.html。
[66] 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经济特区建立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2010年9月10日《光明日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6897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