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献综述

对于货币政策实际效应时变性的讨论长期以来是宏观经济学中争论的焦点。基于这一话题，众多国内外学者或从理论，或从实证研究层面对货币政策实际效应的时变性进行考证。凯恩斯学派（Keynes，1930；Stiglitz and Weiss，1981）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从价格黏性和市场失灵等因素分析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实际经济有影响。弗里德曼货币学派（Friedman，1957）却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即从长期的观点出发货币数量的增加最终导致价格水平变化而非实际产出变化，货币只是经济的一层面纱。虽然在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的作用问题上宏观经济学家之间存在激烈的学术论战，但无论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以及之后的新古典主义，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总体经济的不稳定性被认为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都是不合适的，不稳定性能够并且应该用适当的政策组合加以消除（陈银娥和刘旺霞，2008）。

目前，对货币政策实际效应时变性的研究进展可分为两个方面：基于货币政策作用方向的政策效应分析和基于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实际效应分析。

在货币政策作用方向的政策效应研究方面，大多数研究表明，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经济过热的效应比扩张的货币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要强。Cover（1992）检验了方向相反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产出的非对称影响，结果表明，正的货币供给冲击对实际产出没有显著影响，而负的货币供给冲击对实际产出有显著影响。Ravn和Sola（1997）将货币供给冲击分为正向和反向冲击、大规模和小规模冲击等，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小规模的反向货币供给冲击才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影响。Ülke（2016）采用非线性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货币政策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均对实际产出有显著影响，但紧缩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比扩张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更大。我国学者陆军和舒元（2002）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了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产出的非对称效应，实证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产出的影响大于扩张的货币政策冲击。陈建斌（2006）采用两步估计法检验货币冲击对实际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正的货币冲击系数不显著，负的货币冲击系数显著，即紧缩性货币冲击能够有效影响产出。刘金全和郑挺国（2006）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紧缩和扩张货币政策冲击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紧缩性的货币冲击效果比扩张性的货币冲击效果要强。刘骏民和王兴（2014）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货币冲击的非对称效应，结果发现，货币冲击的非对称效应同样是显著的。

在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实际效应研究方面，主要考察货币政策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力度相同的扩张性与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否对实际产出存在非对称效应。在美国大萧条之前，国外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不存在非对称性效应。但当美国金融危机使经济陷入大萧条，美联储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却没有使经济走出萧条时，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效应产生怀疑并开始研究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货币政策的效应差异。凯恩斯通过利率把货币市场和产品市场联系在一起，货币政策首先作用于利率而后由利率影响产品市场的投资和消费，最后影响实际产出。凯恩斯（Keynes，1930）认为当经济严重衰退时，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无穷大，即陷入“流动性陷阱”，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Friedman（1968）对货币政策在不同经济周期下的非对称效应做过阐述：“货币政策像一根绳子，你可以拉紧它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你不能够推动它来恢复经济。”Kuzin和Tober（2004）对德国货币政策的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货币政策效应依赖于经济状态，当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效应就强而经济扩张时相应的货币政策效应就弱。从国内学者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研究上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均存在非对称性。刘金全和王雄威（2012）对货币政策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二者存在必然联系，并建议可根据同比增速和金融机构新增短期贷款等货币指标来预判经济运行。张小宇和刘金全（2013）为考察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货币政策对产出的效应，在门限泰勒规则模型基础上，构造了货币政策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理性预期模型，结果发现，紧缩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强于扩张货币政策。刘汉（2014）采用非线性局部投影方法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发现，经济萧条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短期有效的，而经济复苏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中长期内收效甚微。

除货币政策实际效应之外，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转变关系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调控效果，因而关于调控方式的转变也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量价转换机制上，国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分为当下需要迅速转变货币中介指标和当下应以数量型调控为主的不同立场。郭豫媚和陈彦斌（2015）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对于货币中介指标转换的研究，认为我国已基本具备量价转换的基本条件，但转向速度较慢，应加快其转变速度。卞志村和胡恒强（2015）通过构建具有微观经济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货币当局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价格型货币工具在很多方面优于数量型货币工具，货币当局应当转变货币中介目标。韩雍和刘生福（2017）构建了四变量SVAR模型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表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对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具有时滞短、力度温和等特点；但其仅将2004年作为数据断点进行分样本研究，实质上割裂了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效应间的动态关联性。与建议货币当局快速转变货币政策调节工具相反的观点表明，尽管我国利率市场化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但基于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不高等因素，货币当局应仍以数量型货币工具为主而不是直接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吴吉林和张二华，2015；徐亚平和宋杨，2016）。

在研究货币政策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对应关系时，要么先验地设定经济扩张期或收缩期，或者货币政策方向，要么运用非线性模型测定其方向，随后与现实周期数据相校准，但实质上都割裂了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性。本文将基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实际效应划分区制，以关注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并甄别我国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区制内实际效应的动态演变。同时，本文分别选择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以判断我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体系中的角色转变以及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效应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