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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项目]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测度与防范体系构建研究”（17JZD0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十三五’期间中国增长型经济波动态势与宏观调控模式研究”（16JJD790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三五’时期我国货币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研究”（15BJY174）、中央高校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中国金融的周期波动特征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分析”（2015FRGG09）的联合资助。
[2][作者简介]邓创（1979-），男，汉族，湖南益阳人，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数量经济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计量分析与预测。赵珂（1997-），女，汉族，河南睢县人，吉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婉芬（1995-），女，汉族，湖北天门人，吉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3]三期叠加是指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重冲击是指经济减速的三重结构性冲击：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投资下降的增长冲击，人口结构转型和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增长冲击，产出的资本弹性下降或要素弹性参数逆转的增长冲击。
[4]线性参数计量模型大多只能估计出产业结构变动的产出效应在样本考察期内的均值，难以捕捉产业结构的变化机制与动态路径，且计量模型也容易出现模型设定偏误、存在多重共线性等问题，往往容易降低实证结果的可信性。
[5]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两个重要维度，已被大量学者广泛用于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动特征（刘伟和张辉，2008；付凌晖，2010；干春晖等，2011；邓创和付蓉，2017），本文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两个维度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布局协调与效率升级的重要指标。
[6]结构效益指数法因其数据可得性偏低而往往不被考虑；标准结构法的局限性在于只能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定性判断；结构偏离度指数法的局限性在于各产业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易被忽视。
[7]付凌晖（2010）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规律变换的过程，表现为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依照“一、二、三”顺序持续提高。他将GDP依据三次产业由低到高划分为三部分，其中每部分在GDP中的占比都用一组三维空间向量中的一个分量来代替，然后分别计算这组三维向量与三个分量的夹角，并以所有夹角之和来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程度。
[8]参照国家统计局2011年6月13日颁布的对中国区域的划分办法，本文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9]一方面可能是该阶段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行的关键转折期，因此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布局均处于转型调整时期，都尚未达到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可能是该时期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还远不及预期，因此东部地区外贸产业的优势尚未完全发挥作用。
[10]对外开放度表示为地方年度进出口额与GDP之比，政府支出表示为地方年度财政支出与GDP之比。
[11]Gonzalez 等（2005）对面板门限回归（PTR）模型（Hansen，1999）进行改进并提出了面板平滑门限回归（PSTR）模型，这种非线性分析框架一经提出就被大量学者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的研究之中（Fouquau et al.，2008；Minea and Parent，2012；刘金全和刘达禹，2015）。
[12]详细可参见Chan和Tong（1986）。
[13]传统结构主义强调政府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应该占据主导地位，认为政策调节是推动产业体系变迁、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