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经济研究(2018年·第9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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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为了更为直观且系统地刻画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影响关系的门限效应,本文基于上述模型估计结果绘制出了散点图以及函数图像,进一步深入考察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下,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如图3至图8所示,其中横坐标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或高级化)水平,纵坐标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或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大小。

3.1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由图3和图4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随合理化水平的变动而呈现“U”形的非线性特征,这更加直观地证实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具体而言,当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低于门限值(0.8314)时,随着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愈加显著的抑制作用;当产业结构合理化高于门限值时,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进一步提升促使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并在产业结构处于完全合理均衡状态(接近于1)时转而表现

图3 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散点图

图4 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平均影响

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位于低区制水平时,要素市场化进程通常也较为迟缓,往往处于扭曲滞后的阶段,这就可能导致要素资源无法与市场机制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预期相匹配。如果政府在此基础上强行推动产业体系的资本化和工业化,往往会使得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甚至发生产业部门之间的“扭曲错配”现象,由此进一步引发的产业结构非均衡效应会使得产业体系陷入扭曲,势必对经济体的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然而,在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位于高区制水平时,要素市场和产业制度得以充分发展,要素资源错配、劳动力结构失调等现象得到及时纠正,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另外,产业结构布局的优化调整,也会反过来引导要素市场的持续完善。此时要素资源将遵循市场机制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预期实现在产业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优势得以显现,因而使得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逐渐弱化并最终呈现正向的促进效果。

图5和图6反映的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与上文的图示结果相反,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但其影响关系大致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特征。具体而言,当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低于门限水平(0.7799)时,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并且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显著;当产业结构高级化进入较高区间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持续提升则会弱化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关系的转变并不难理解,当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程度位于低区间水平时,资源要素的再配置会加速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产业结构从低级产业向高级产业的不断调整所释放的“结构红利”也会推动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然而,当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处于较高区间时,随着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不断弱化,而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凸显,因而导致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被削弱;另一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的持续发展,通常伴随着资本成本的不断提高、传统产业的加速衰退和产业布局的剧烈转变,这将使得经济体生产率的提升空间被大大压缩,从而导致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

图5 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散点图

图6 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平均影响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并分别呈现“U”形和倒“U”形两种完全相反的非线性转换特征。就整体而言,产业结构布局的扭曲失衡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的绝对值远远小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这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升级效应”可以有效弥补产业结构布局失衡带来的“扭曲效应”,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3.2 不同控制变量取值下产业结构变动影响机制的模拟分析

由于模型的设定受到对外开放度、政府支出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三个控制变量的影响,我们将在本节进一步探寻控制变量差异下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结合前文参数估计的结果可知,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对政府支出的变化最为敏感,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变化最不敏感(模型一中|β′3|最大,而β′4最小);同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同样对政府支出的变化最为敏感,而对于对外开放度的变化最不敏感(模型二中β′3最大,而β′2最小)。这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外开放度)的变化并不会显著地改变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因此我们分别在两个模型中控制上述两个变量的取值,并在剩余控制变量的不同取值组合下,绘制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影响关系的函数图像(见图7、图8)。

图7 产业结构合理化变动的影响机制模拟

图8 产业结构高级化变动的影响机制模拟

从图7和图8可以看出,在控制变量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系数的大小均随之呈现显著的变化,即对外开放度、政府支出越高(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越低(高)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越大(小),但其影响系数的门限值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具体而言,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更加显著;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提高,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被削弱;然而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同时放大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即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同时对经济增长产生“牵拉”和“制约”两个方向的推动力。

结合中国产业发展和政策调整的实际历程,我们尝试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解释说明。

首先,就对外开放度而言,虽然对外开放度的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在储蓄和外汇等方面的缺口,然而过高的对外开放度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会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桎梏。对外开放度过高会使得产业调整和经济发展逐渐受制于国际市场的运行环境及贸易伙伴的对外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削弱了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和经济决策能力;此外,中国的产业结构布局不够扎实、要素市场发展存在扭曲,导致对外贸易对产业发展的拉动力不足,技术的外溢效应和区域的辐射程度均受到明显制约,继而使得经济开放所获得的效益难以通过合理的产业关联渠道和联动机制得到有效传导,因而更加阻碍了经济增长的路径、限制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说,一般而言,政府能够通过扩大投资增量、调整投资存量的方式,带动要素资源的再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调节,继而促进经济的稳步增长。然而,一方面,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受到了产业结构失衡、资源要素错配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因而固定资产存量存在一定比例的失调和僵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增量投资的流向、掩盖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投资流向受到投资利益的制约与驱动,因此固定资产增量投资的去向往往难以完全适应产业结构的发展需求和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从而削弱了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最后,从政府支出的角度来看,上文的实证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对政府支出的变化最为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政策调节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合理稳健增长最为直接有效的措施,这与传统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13]不谋而合。通常我们认为,政府通过对公共支出规模的调整以及对资本支出流向的引导,能够实现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为维持经济的长期稳健增长提供内在需求和重要推力。然而,产业体系固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制约着产业布局的优化模式和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因此若政府忽视要素禀赋结构的内生需求,一味地通过扩大政府支出规模、增加财政政策投入,来强制推进以资本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发展进程,则容易引发产业结构效率低下、价格扭曲、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并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扭曲效应和抑制作用。

由此可见,在产业结构由不合理向均衡调整、由低级向高级跨越的过程中,应当促进政策措施和市场机制的协同并行,确保政策措施符合产业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将政策调节的力度控制在合理有效区间,以期实现产业结构引领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