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哲学是什么”是哲学研究者们最困惑的问题。西方哲学史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各具特色，没有形成普遍认同的结论；现实生活中哲学爱好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令人信服。哲学没有统一的定义，这既是哲学的缺点，容易受到别人的嘲笑；同时也是哲学的优点，因为它没有权威的束缚，可以给人们提供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

哲学不执着于寻求特定的知识结论，而是重视对思维能力的培养，表明哲学的爱智慧本性。爱智慧的本性促使哲学将自己的使命定位于引导人们合理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独立思考，确立人的主体意识，实现人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不局限于获得自然世界的真理层面的知识，它关注的重心在于社会生活领域内价值层面的选择问题。

社会生活领域内人的价值选择受到社会生活条件的现实影响，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人的价值选择存在显著差别。即使在同样的社会生活条件下，由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精神因素所起的调控作用的不同，人的价值选择也会存在显著的差别。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精神因素为人的价值选择提供确定的标准和尺度，主导人的价值选择。对于现实的人来说，价值观处于不断的生成和变化过程之中。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变化直接导致价值观不断进行调整。价值观确立的基础在于特定的人生观，而人生观确立的基础则在于特定的世界观。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形成人的特定的世界观，特定的世界观决定人生观的可能的选择空间。在世界观提供的可能空间内，人做出什么样的人生观选择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人生观的形成不会脱离世界观提供的可能空间的总体控制。同样，人生观的形成直接影响价值观的形成：构成价值观形成的确定基础，直接规定价值观形成的可能性空间，确定价值观选择的总体范围。人的价值选择受到价值观的总体限制，价值观的形成受到人生观的总体限制，人生观的形成又受到世界观的总体限制，而世界观的形成则受到人观察世界的特定角度的限制，不同的观察视角决定世界观的差别。人要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就必须确立观察和理解世界的确定的理论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的爱智慧本性决定哲学的使命是教会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寻找和确立理解世界和人生的确定出发点，为价值观的确立提供坚实的基础，为具体的价值选择提供宏观导向。哲学的思考方法大致可以归结为“授之以渔”，即教会人们进行独立思考，选择确定的出发点，形成或不断调整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人的社会生活领域内的具体的价值选择提供理论导向。

在古希腊时期，在人的生存能力弱小的情况下，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也受到时代条件的局限，导致人的自由意识中缺少自觉的意识，人们只能把人的对自由的追求寄托于外在的对象，试图在世界本体或本原身上寻找实现人的自由的基础和根据。因而这个时期的自由是人把自由的基础寄希望于外在的本原或本体的自由。中世纪哲学仍然是从人自身之外寻找人的自由的基础，把人的自由追求奠基于上帝这个绝对超越的存在。它虽然确立了人相对于世界万物的至高无上地位，但却把人变成上帝的创造物，成为上帝的奴仆，实质上并没有真正确立人的自由。反对基督教神学的启蒙运动促使近代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使得哲学开始把追寻自由的目光从人之外的客观世界转回到人自身的精神世界，开始从人自身寻找实现人的主体自由的基础和根据，从而实现人的主体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就表现为诸多哲学家们从不同视角出发观察和理解世界，为实现人的自由追求确立坚实的基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哲学家们推动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不断发展和提高，体现了哲学的爱智慧本性。

本书内容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西方哲学本体论和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历史地位，说明虽然本体论哲学和本体论思维方式已经不是当代哲学研究的主流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体论哲学和本体论思维方式变得一无是处，不妨碍本体论哲学和本体论思维方式采取新的形式对哲学思维的发展发挥作用，即以本体论思考方式的形式继续发挥作用。为此，本书试图探讨本体论思考方式对于学习哲学史和理解哲学的理论意义，并从本体论思考方式出发探讨哲学如何培养和训练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第二部分从本体论思考方式出发审视西方哲学史，从哲学史阅读研究的特殊视角出发，思考哲学家们如何从解释现实问题的需要出发确定自己哲学的出发点。通常的西方哲学史研究者习惯于从某个哲学家最基本的概念出发，梳理哲学家思想的发展脉络。这种研究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都有不容忽略的重要理论意义。与这种思路不同的另一种有益的研究方式是从逆向思维出发，探讨哲学家们在解释现实问题过程中如何提出理论预设，以及这些理论预设及其哲学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思考和启示。在哲学史研究中研究者不仅要能走进哲学家的理论思维，同时还要有从哲学家的理论思维中走出来的意识，避免陷入“某某哲学主义者”的困境，明确树立哲学研究的“为我”原则。哲学家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都是一种理论预设，大多数哲学家都没有对作为哲学出发点的理论预设进行证明。为什么要做出这种预设，不是哲学家们的情感的偏爱，也不是哲学家们为了树立权威的理论独断，而是哲学家们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哲学从总体上思考人的生存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包括人生存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人从何处来，人向何处去，人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人如何才能在世界上更好生存等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某个哲学家个人能够完成的，因此，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哲学家们都从不同的视角关注这些重要问题。哲学要关注这些总体问题，总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说清楚，至少没有人能够提出令所有人认同的出发点。面对浩瀚未知的世界，哲学家们能够做的就是从自身的思维出发，努力猜测世界的原初的起点，并把这个世界的原初的起点作为自己哲学理论的起点或哲学思考的核心对象。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时期，哲学家们无法从自然科学研究中获得更多的帮助，只能从哲学思维自身出发，预设世界存在原初的起点，并把这个原初的起点作为自己理论的前提，认为这个理论前提是不容置疑和不证自明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哲学对本原和本体的探讨表明哲学是对解释世界的原初起点的理论预设。不同哲学家对于原初起点的预设不断受到同时代哲学家或后人的质疑和批判，这使得西方哲学史表现为不断推倒和重建的进程。哲学家们推倒的对象是前人对哲学本体的独断预设，而不是推倒哲学对本体的关注。在推倒前人对于本体的独断预设之后，哲学家也通常会对本体进行自己的独断预设，这种预设又构成后人批判的对象。哲学研究的理论出发点之所以会受到批判，主要原因在于这个理论出发点的预设无法比较合理地解决人在生存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正是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揭示出以往哲学理论预设存在的缺陷，促使哲学家们不断思考和批判前人的理论预设。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和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德国古典哲学家，都生活在动荡转型的社会中。可以说，哲学理论发展创新的重要社会背景是社会形态转型，它促使各种新问题和新情况不断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控制能力减弱的情况下，哲学开始从全新的思维视角出发来思考和批判现实问题，提出各种类型的理论预设，促使各种思想理论产生激情碰撞，推动哲学理论不断创新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特定的哲学理论在解释世界方面为人们提供了什么独特的理论启示。对哲学史的研究和学习应当重视和思考哲学理论与现实世界的内在关联问题，应当分析从特定的理论预设出发，哲学能够为解决现实生活问题提供什么样的理论帮助。哲学理论出发点的预设决定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人们对解释世界的需要决定了哲学家选择特定的理论预设来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因此说，西方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视角是研究哲学家如何选择哲学的出发点，以及哲学家在思考人与世界关系的研究中是如何确立独特的思维视角，如何推动该视角不断拓展和完善的。

可以说，本书作为一本以“哲学史”为名的书，肯定是不全面的。比如本书没有设立单独的章节来讨论黑格尔哲学，主要原因在于黑格尔哲学的特色不在于哲学思维起点的选择，而是哲学思维方法的创新——辩证法。本书主要从本体论思考方式出发，探讨黑格尔之前的西方哲学在寻找哲学出发点方面的不懈努力，因此只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哲学理论，没有涉及所有哲学流派。

王国富

2017年12月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