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早期党史著作中的有关描述
毛泽东等经历者、当事人言说中的中共创建史，在早期党史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和体现。1926年上半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蔡和森，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做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据笔者所知，这是由党的早期领导人所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研究党史的专著。蔡和森的报告不仅突出了进步社团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形成中的作用，而且旨在阐明“党如何由小团体而形成大的政党”。[28]蔡和森强调了五四进步社团特别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形成中的作用。他通过对新青年社由美国思想的宣传机关到俄国思想的宣传机关演变的考察，认为1920年“五一”劳动节特刊出版后，新青年社已变成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团结机关了。与此同时，星期评论社因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也团结了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等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等的影响下，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天津觉悟社、新生社、互助社等许多社团也分别团结了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蔡和森明确指出：这些社团虽还不是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且还不是全国性的统一组织，但已是一步步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已在萌芽时代了”。[29]稍后，瞿秋白在《中国党史纲要大纲》中，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全国文化运动小团体的发生与分化”联系起来，并将新青年社等进步社团称为“共产党的细胞”。[30]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将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新中国社等7个进步社团，称为与党的产生最有关系的社团。李立三还分析了这些社团的内部斗争、演变、分化等情形，认为正是进步社团内部的斗争与分化，才造成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随着社会主义团体的涌现，“于是就有组党的思想”。[31]
不难看出，上述早期党史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突出了五四进步社团与中共创建的关系，并且较清晰地勾画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发展演变的轨迹：从民主主义社团到社会主义团体，再到党的早期组织，最后到党的全国性组织建立。早期党史著作的作者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等人，既是早期党的著名领导人，又是中共创建的经历者，他们对五四进步社团与中共创建关系的描述无疑具有权威性。
中共是由五四进步社团发展而来的，五四进步社团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真正源头组织，是毛泽东等许多经历者、当事人共同的记忆。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的党史著作中突出五四进步社团与中共创建关系的内容没有了，甚至对两者的关系很少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权威党史著作，如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绳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在论及中共创建问题时，均很少提及五四进步社团与中共创建的关系。因此，深化五四进步社团与中共创建关系问题的研究，拓展中共创建史研究领域，进一步揭示中共产生的特点和规律，无疑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 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道路，不是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建立共产党；而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先建立地方共产党，后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道路，这就是不同于别国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创建道路。参见曹仲彬《开天辟地大事变——为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作》，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第245～249页。
[2]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在这二十四年之中，经过共产主义的小组，经过北伐战争，……”《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291～292页。
[3] 肖甡：《中共党史百人百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1页。
[4] 刘统编《早年毛泽东》，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220页。
[5] 湖南人民出版社编《五四运动在湖南回忆录》，第118页。
[6] 湖南人民出版社编《五四运动在湖南回忆录》，第17页。
[7]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第123～124页。
[8]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确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活跃青年，他首先组织了一个叫做‘新民学会’的小团体，又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这个周刊本来是以鼓吹新文化运动为主，在各省的小型刊物中，其声望仅次于施存统、俞秀松等在杭州所创办的《浙江新潮》。毛泽东之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受了北大湖南籍学生罗章龙等人的影响，后来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又受了李大钊先生等的熏陶。他之所以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武汉的共产小组也是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成立起来的。最先的参加者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人，这些人中一部分与国民党有过亲密关系，当时都潜伏在武汉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国民党在武汉被视为非法团体），另一部分则是五四运动中的左倾青年。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恽代英、萧楚女、李书渠、刘昌群、李求实等人组织起来的。他们在此之前曾组织了一个‘互助社’的小团体，办有《武汉评论》，鼓吹新文化运动。”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上），第117～119页。
[9] 董必武说：“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青年团体，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乌托邦的和半无政府主义的，他们的兴趣在于进行新农村运动。这个中心在中华学院，组织了一个利群书社。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卓越的青年叫恽代英。他在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是中国的一个最好的青年领袖之一。这个‘新农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不久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有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知识出版社编《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第5页。
[10] 《彭述之选集》第1卷，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第40页。
[11] 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指出：“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见〔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第125、132～133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13] 知识出版社编《一大回忆录》，第13、24～25页。
[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8页。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409页。
[16] 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95～97页。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第147～148页。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472～473页。
[19]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99页。
[20] 《中国代表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00页。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441页。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73页。
[23] 胡庆云、肖甡：《关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问题的商榷》，《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曾长秋：《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各地早期组织的考证》，《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高国发：《关于湖南中共党组织成立在“一大”之后的考证》，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李维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
[24]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99页；广州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编印《广州青年团沿革》，1986，第51页。
[25] 1922年3月14日，谭平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大会上的答词中指出：“查青年团前年已经发起于上海，各省成立的也有八区，广州一区在前年八月亦经成立，兄弟亦是当时一个职员。”《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第243页。
[26] 1921年1月27日《广东群报》载：“两月以前，广州里的学生界，平素主张社会主义的，和对于社会主义性喜研究的，起来组织这个青年团。初发动于高师，一中，农业学校，就中以高师学生居多数，而粤籍的北大学生也有数人，此外更有现任教员和新闻记者。发起时统共不过十数人。第一次团成立会于高师学校，制定章程，选定职员。”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第687页。
[27] 1920年10月，刘少奇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贺民范和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去上海，进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18页。1920年11月17日张文亮日记载：“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10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长沙地方团员调查表》载：1920年11月间加入长沙团组织的团员共计13人。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第518、560页。
[2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74页。
[29]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8～10页。
[3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00页。
[3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09～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