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帝制复辟与中央权威的构建
第一节 “复辟”概念之剖解
“复辟”一词常常用来表示“恢复”“回复”之意，用来描述某一种事物或情形的恢复或重新出现。这种认识在人们头脑中已成一种定势。在此认知定势下，人们习惯将一切含有“恢复”特性的事物或状态都称为“复辟”，而对复辟一词的缘起、基本内涵、指涉范围、基本特点等问题的追问似乎变得不再必要。这容易导致我们对“复辟”意指对象认知的模糊。
为了准确把握和限定研究对象，本书尝试对“复辟”本身的缘起、基本内涵、指涉范围及类型意义等进行追问和分析。而这一切又必须首先从复辟的“文本”意义谈起。“复辟”一词，出自《尚书》。《尚书》《咸有一德》篇有云：“伊尹既复政阙辟”[1]，是指太甲无道，伊尹将其放逐于桐宫，三年后，太甲悔过，复归于亳，伊尹于是还政太甲，故后人称已废之君得复其位为复辟。从辞源学上讲，“复”即“恢复”之意，“辟”则是指“君主”；所谓“复辟”，就是指下台的君主重新复位；泛指被推翻的统治者重新掌权或被推翻的制度复活。[2]分析“复辟”的文本语义，我们可以发现，“复辟”是一个动宾结构的动词短语，具有约定俗成的政治含义，具体指“下台的君主重新复位”，后来泛指被推翻的统治者重新掌握政权或被推翻的制度复活。
基于这一约定俗成的含义，可以将“复辟”分为两种类型：君主（王朝）的复辟和制度的复辟。而君主有宪政体制下的君主和封建体制下的君主之分，制度又有具体政治制度和根本政治制度之别，所以对这两种复辟类型的理解必须明确区分各自的语境：是古代语境下的“复辟”，还是近代语境下的“复辟”。对“革命”不同含义的区分又恰恰是分析不同语境下“复辟”的最好支点，因为不同含义的“革命”所变革或推翻的内容和领域不同，决定了复辟的内容和领域也不同。
一 儒家视野下的“革命”与古代语境下的“复辟”
据考证，“革命”一词，最早见于《易经》。《易·革》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其后，《晋书·王敦传》又云：“昔汉祖以神武革命，开建帝业，继以文帝之贤，纂承洪绪。”可见，中国古代“革命”一词的原意是变革以顺应天命，古代认为帝王受命于天，就把朝代更替称为“革命”。儒家视野下的“革命”，又称王朝的革命，是指依靠暴力完成对现政权的颠覆，根据行动主体的不同，王朝革命可以分为政变、起义或造反。儒家视野下的“革命”不是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它特指符合天意、道义的改朝换代，是王朝、君主、名号、正朔及若干政策的变换、统治者的激烈更替。而且，儒家视野下的“革命”往往与儒家的“天命”观相生相伴，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二者共同构成了古代革命论的内在结构：“天命”强调专制君权的神圣性、绝对性，“告诉人们在位之君的权力是神圣的，它来自天命而非人力所能决定”；革命告诉人们“天命、人心决定着君主的去留，君主无德则天命弃之、人叛之”[3]。可见，古代“革命”着重解释和论证的是王朝更替的必然性、合理性及新兴王朝占据最高权位的合法性。那么，在这一解释体系下，“革命”的各种构成要素有了一系列的严格规限：革命发生的原因是现政权失去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天命发生了转移；革命的主体必须是受天命者即获得天命的圣人，这种对革命主体的严格限定强调“革命”的领导人必须是“王者”；革命的对象是失去天命的暴君；革命的动力则是王者重新受命于天；革命的目标仅仅是推翻皇帝，使有德者居于王位；革命的结果是王权再造或重建王权；革命的实质是新君代替旧君。[4]
这种对革命构成要素的严格限制，彰显了儒家视野下的“革命”的政治功能。王朝革命强调的是帝王权位只属于“历数在躬者”，帝王权位既不能由常人随意觊觎，又不永远属于一家一姓，君主享有天命、维护道义则为正统。这使古代“革命”具有较强的规范功能、批判功能和调整功能，它论证了一家一姓王朝的相对性、暂时性的同时，更强调君主制度的绝对性、永恒性。分析古代“革命”对原因、结果、目标的限定，我们可以发现，儒家视野下的“革命”通过对旧朝制度的否定和新朝制度的重新崇拜，构建了仅仅规约王权的政治规范。对于人君的限制不是在法律上而只是在道义上，“所望者只是多出圣主贤君，君主能够自己好，倘若人君不好，也只能说‘革命’一件事是合乎道德的，却不能说革命一件事是合乎法律的，并且革命之后，也只是从一个君主换到另外一个君主”[5]。因而，与王朝革命伴随的既不是社会性质、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根本改变，也不是政治制度的重大变更，而只是领导权的激烈更替和政策的有限调整。
可见，儒家视野下的“革命”引发的只是政治体系的调适性变迁。所谓调适性变迁是指“政治制度中的具体角色的确定、参与其中的各个群体的结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制度的某些具体规范和设置的变迁”[6]。王朝革命未能导致政治秩序的基本象征和制度的根本性转型。与王朝革命伴随的常常有三种情形的变化：一是统治者具体目标的明显变化，二是不同阶层权力地位的相对变化，三是具体行政机构的增减变动。而这三种变化从未突破既存的制度框架。就古代中国而言，起义和王朝革命“都引起了中华帝国的制度和地域结构的大量细节的变动，并且联系着不同群体或不同地域相对权力地位的许多重要变化，然而，它们并没有改变政治秩序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政治制度与社会其他主要制度领域的基本关系的性质”。[7]因此，金耀基先生认为：“古典中国行的是君主制，任何政治的变迁都只限于人事的变更，而非政治秩序的更迭。在中国历史只有人民忍无可忍的时候来反抗暴君，而非反抗政治的原则。”[8]梅笃斯（T.T.Meadows）也把反抗暴君道德称为叛乱，把反抗政治现行原则称为“革命”[9]。儒家视野下的“革命”反抗的正是暴君的道德，而固守的恰恰是现行的政治原则，这使中国古代长期呈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治一乱，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有道”与“无道”的王朝循环逻辑。
在此逻辑下，改朝换代的“革命”一次次地给政治带来转机，成为王朝政治化解社会矛盾、进行自我调节的主要手段，却不突破君主制度的框架。所以，台湾学者彭怀恩在评价儒家视野下的“革命”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有着相当稳定的循环往复性。一个旧王朝灭亡了，新王朝又按照固定模式重演一遍，历史舞台上伴随帝王将相的角色不断改姓换人，弹唱的总是旧谱老调。一般而言，中国历代政权的更迭，并非革命，只是‘改朝换代’。原有政权的崩溃并非意味着造反者希望变更体制的运作规则，而是对效忠对象的改变。”[10]可见，古代“革命”只是社会系统内部的一种变迁过程，并不改变社会系统的性质，其显性功能是打倒了当权者，而其隐性功能则恰恰维系了社会系统的生命，所以它可以被看作社会系统消解内部紧张的一种适应机制。
综上分析，儒家视野下的“革命”意指实施社会变革以应天命，促进了政治体系内容两个层面的变革：一是人事上的变更。王朝革命实现了当权者的激烈更替，使新君主代替旧君主，新朝替换旧朝，同时，在“一朝天子一朝臣”逻辑的驱使下，新君更换朝臣，重构新的君威。第二个层面是具体规范和制度上的有限调整。在朝代更换中，新朝只限于调整封建政治秩序的具体规范和符号象征，并不改变封建政权建制的根本原则。所以，古代“革命”之后，政治体系的统治模式、统治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儒家视野下的“革命”所变革的这个层面决定了此时期复辟的类型和性质：人事上的变更决定了王朝复辟的目的不是改变政治权力本身，而是改变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具体制度的有限调整决定了制度复辟的内容只是某些具体规范的恢复。
可见，古代“革命”的发生是一种周期性的政治震荡，这种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强调的是重建正统和法统的根本。而封建时代所发生的王朝复辟现象，揭示的恰恰是王朝更替中的非正统现象，即复辟的发生往往彰显了当朝政权的非正统性，如王莽建立的新朝和武则天建立的周朝，都是不合正统的王朝，紧随这两个王朝之后的是前朝的“复兴”，而前朝“复辟”的合理性和正统性是以新莽王朝和武周王朝存在的“不合理性”为前提的。因此，封建语境下的复辟固守和追求的仍然是君主制度的绝对性，这样，王朝复辟同儒家视野下的“革命”一样，具有了对王朝更替中君位继承是否正统的评判功能，而这恰恰维系了原有社会系统的生命。
二 近代意义上的“革命”与近代语境下的“复辟”
对古代语境下的复辟性质和内容的分析，为本书分析近代语境下的“复辟”排解了不必要的困扰。
近代意义上的“革命”剔除了“周而复始”之意，而被赋予获取理想秩序途径的含义，具有自身独特的内涵，并具体表现为两种形态：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本书所言的近代“革命”主要指政治革命。关于政治革命的内涵，马克思主义者从革命发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的意义上进行了阐释。如列宁曾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11]毛泽东也曾强调：“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2]从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阐述来看，政治革命就是以阶级为政治主体的旨在推翻另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暴力行动，是实现政权迅速变更、用一种政治体系取代另一种政治体系的激烈的变革。[13]
美国学者亨廷顿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界定政治革命，他认为所谓革命就是指“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14]而“一场全面的革命包括摧毁旧的政治制度以及旧的正统模式，动员新的集团进入，重新界定政治共同体，接受新的政治价值观和新的政治合法性概念，由一批新的、更有生气的政治精英人物取得政权，创立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15]同时，亨廷顿特别强调了近代革命的时空特性，他认为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它不是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或在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上都可以发生的。它不属于一个普遍的范畴，而只是一种有限的历史现象”。[16]台湾学者彭怀恩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把政治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1）对于现存政治制度的急速破坏；（2）将新的团体动员到政治圈；（3）建立新的政治制度。”[17]
尽管他们界定政治革命的角度不同，但都认为政治革命不仅意味着政治统治权的激烈更替，而且还意味着政治制度及其政治理念的根本变革。近代意义上的“革命”与古代语境下的“革命”的内涵截然不同，它脱离了周而复始的含义，强调“打破旧阶级的支配，用新支配阶级的势力，改造法度，所以这个时候的改造，不但是量的改造，而且是质的改造”[18]。可见，近代革命的发生中断了王朝循环的逻辑，其构成要素也不同于古代“革命”：革命的主体是体制外的群体；革命目标不只是实现统治权的更替，而是根本改变统治关系和基本政治原则，建立新的政治秩序；革命发生的原因是革命者不认同旧政权的政治原则，并以一套新的文化义理作为合法性的依据，对旧政权的基本价值和政治建制加以质疑和挑战；近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变更国体和政体，改变政治系统的基本结构与基本规范，建立新的政治制度。
近代意义上的“革命”所引发的是政治体系的整体性变迁，即国体与政体的根本转型。整体性变迁“就是指政体转型的变迁”，这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整体性的’或‘不可调适性的变迁’”，其特点“不仅在于不同角色和群体的变迁，而且也在于政治体系的基本规范、象征和价值取向的变迁”。[19]在这种类型的变迁中，政治象征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被打破，既存政治体系的基本规范被新的政治规范、框架和象征所代替。可见，近代意义上的“革命”突破了既有制度框架，不仅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象征，而且改变了政治制度与社会其他主要制度领域的基本关系性质，进而引发了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转型，即国体和政体的改变。由是，近代“革命”变革政治体系的内容有两个层面：一是统治权激烈更替且政权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皇帝或国王被打倒，王朝政权被推翻，法理权威代替了君主权威；二是国体和政体发生变更，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代替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此对应，近代语境下的“复辟”也有两种形态：王朝的复辟和制度的复辟。王朝复辟即旧统治者的复辟，是君主专制政体及旧王朝的复辟；制度复辟即传统权威结构的复辟，是君主专制政体的制度运行机制的复辟。当然，王朝复辟中也出现了一些封建制度的恢复，制度复辟也存在着新王朝权威的构建。为了分析方便，本书依据复辟目标的主要指向进行类型划分。
近代化进程中复辟与近代革命的消极性和新政权的政治建设能力密切相关。作为一种暴力性的政治行动，近代意义上的“革命”不是一个普遍的范畴，而是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具有明显的时空特性。同时，革命是传统社会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手段，更是政治发展的一种非常规方式。一般来说，“革命的政治历史功能是更新和加强权力”[20]，以强大的政府代替软弱的政府，这种强大的政府是“政治体制中权力集中以及更具重大意义的权力扩大这两者的产物”[21]。但是，近代意义上的“革命”以急速的、暴烈的方式完全摧毁旧的社会秩序以及旧的政治制度体系后，由于新旧政治结构、政治价值以及新旧权威转换的“时间差”的存在，革命后的政治社会往往呈现出一种文化失范、权力真空、权威危机甚至是权威断裂的状态。革命后的这一断裂状态和裂变式的社会分化逐渐使共同体的生存更大程度上依赖政治，其中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在维系共同体生存上的地位和作用变得至关重要，对这种秩序危机的缓解和解决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新政权的前途命运。可见，培植政治系统生存能力，有效维持政治体系生存，成为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首要问题。
然而，革命后的新政权往往由于政权建设能力的不足，无力克服和解决革命后的秩序危机，这使新型政治体系的生存能力危机产生，并面临着维系的政治困境。在近代革命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以下几种情形交替出现：一是传统权威结构的复辟；二是军事独裁和武力政治；三是创立新的权威结构，以便反映权力在革命造就的政治体制中的分布和总量方面的基本变化[22]。本书主要分析传统权威机构的复辟。根据本研究对复辟内涵的界定和类分，传统权威结构复辟具体可以分为两类：传统统治者的复辟和传统权力机制的复辟，即王朝的复辟和专制制度的复辟。其中，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60）、法国的两次波旁王朝复辟（1810、1814）和中国的清王朝复辟（1917）代表了传统统治者的复辟；拿破仑建立的新朝帝国和袁世凯的洪宪帝国则属于专制制度的复辟。但拿破仑的新朝帝国与袁世凯的洪宪帝国有根本不同。虽然，拿破仑从共和制倒退到君主制度，颠覆了资产阶级政权的政治外壳，是历史的倒退，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是反动的；但是，拿破仑响应了资产阶级希望恢复秩序、稳定政局的要求，制定《拿破仑法典》，把资产阶级革命后刚刚诞生的现代化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制度化，并且把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成果又推向前进，因此，可以说拿破仑只是复辟了旧的政体，却保存甚至发展了新的国体，因而拿破仑又是进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拿破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奠定现代国家的基础，即保障“资产阶级社会无阻碍的发展”，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客观要求，因而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则是民国的一个危机，因为袁世凯在重新恢复和重新构建传统君主专制统治中，几乎摧毁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所有成果。洪宪帝制的发生导致了民主共和政治的危机，逆转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并使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一度出现在共和制政体与帝国及王朝复辟中徘徊交替即“不停地从一个政治危机卷入另一个政治危机”。[23]
相比而言，古代语境下的“革命”和“复辟”都不会改变既有政治体系的基本规范和根本政治原则，它们的发生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因而只存在正统与否的价值评判。而近代语境下的“复辟”则是一个不易研究的对象，因为复辟的本质在于其处于世界史上重大社会政治变革发生的转折点上，而这种重大变革即是以近代革命为主要手段的传统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新旧制度转换的“时间差”的存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往往伴随着集权政治现象的发生，这种集权政治有的是共和制外壳下实行的军人独裁，有的则干脆抛弃共和而复辟君主专制。近代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共和、宪政等“普世价值”，而封建复辟运动所诉诸的是君主、专制、人治等传统的价值，恢复的是旧专制原则和专制秩序，这是对近代主流价值的颠覆和对新型政治秩序的反动。因此，在近代革命语境下的“复辟”是一种反现代化的行为。就广义的复辟而言，复辟现象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一切国家的某一历史阶段，如封建时代的复辟、近代革命后的封建复辟以及一战和二战后民主化朝非民主化回潮的现象。可是，近代语境下的复辟政治，却只发生在一个由封建者的专制政治向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过渡的阶段。在那个过渡阶段，封建官僚与资产阶级互相争夺着对国家社会的支配权，因而都在伸张自己掌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复辟现象是在新旧精英的博弈中发生的，彰显了近代政治转型过程中政权建设的冲突和张力。
总之，复辟政治作为一种阶段性的政治现象，是在近代世界从封建君主专制向资本主义民主政体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是政治不发达的产物。而作为一种逆政治发展的复辟政治，它意味着恢复旧的国体和政体。在这一过程中，个人行为尤其是领导者的行为在复辟的发动和发生过程中固然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从任何角度看，置身于政治活动中心的中央政权才是各种政治要求所诉诸的对象。因此，分析复辟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理解革命后中央政权的本质，以及中央政府是如何按照不同精英的政治目标组织起来的，但遗憾的是，这一点一直被忽略。本书所要分析的问题就是从革命后中央政权建设和中央权威构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民国初年的帝制复辟现象，探讨其背后蕴含的客观逻辑。
三 辛亥革命之“革命”性格与民国初年的帝制复辟
1911年的辛亥革命属于近代意义上的“革命”的范畴，而根本区别于中国传统式的叛乱和王朝革命，辛亥革命具有真正“革命”的性格：它以推翻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形式、建立民主共和政治为目标；以有别于儒家之义理架构的新的价值系统——三民主义——为构建新型政权的指导思想；辛亥革命的结果是不仅打倒了当权者，而且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使中国开始了由“朝代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型的进程。换言之，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皇帝一人终身担任国家元首且世袭的君主专制政体，从政治上宣告了王权至上的君主制统治的终结，辛亥革命第一次使中国从天下性的文化社会变成政治性的现代国家[24]。
但是，辛亥革命“使无所不包的普遍王权的一元结构突然解体后，不但没有产生出一个现代型国家，而是分裂出大大小小的传统型权力中心，形成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25]辛亥革命后，政治社会呈现出一种失范、权力真空、权威危机甚至是权威断裂的状态，对这种秩序危机的缓解和解决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新型政权的生存状况。然而，革命后的新型政权往往由于政权建设能力不足，无力改变和解决革命后的政治秩序危机，使得新的政治体系的生存能力出现危机，新型政权出现维系困境，于是，近代中国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出现了传统权威结构复辟的两种形态：1915～1916年的洪宪帝制和1917年的清室复辟。前者是传统权力机制的复辟，简称君主专制制度的复辟，后者是传统统治者的复辟，简称王朝复辟。对于复辟形态的分类和区分，正如前文所强调的，本书是根据复辟的文本定义以及复辟的主要内容来区分的。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恢复了传统的权力运作机制（即传统权力机构的设置、权力配置关系的改变），而袁世凯本人不是清王室的一员，不是下台的君主，他所构建的是新的洪宪王朝；1917年的清室复辟以下台的君主复位为标志，并恢复了清朝时代的一些制度，但这些制度并没有来得及运作。因此，本研究就有了对民国初年复辟形态的区分，下文将对这两种形态的君主制运动进行比较分析，比较分析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更加明确本书的研究对象，二是再次印证本研究视角选取的合理性。
根据布莱克的观点，传统领导阶层的权力向新的领导者转移时，是整个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最危险的一刻，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这种“权力转移”都将是其最大的政治斗争。[26]只是，经过南北议和，在清帝宣布退位之际，有大批的清朝官员进入新政权中，使新旧领导层的权力转移在意义上甚为含糊，这使得政权结构具有“有限”的民主性质，在共和政权内部出现保守与激进两种势力。这两种势力和倾向阻遏着中央权威的构建，保守势力留恋帝国时代中央权威的象征——君主，激进势力则追求共和时代中央权威的象征——国会，他们各自在争夺着自己的正统，于是在民国初年的政局动荡中，保守派势力发起了两次君主制的运动，但这两次君主制运动所诉诸的对象不同，发生的方式不同。洪宪帝制运动，是由掌握中央政权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集团发起的，其诉诸的对象是建立洪宪王朝，恢复以君主政体为象征意义的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以解决其中央权威构建中的危机，并将这一政治秩序命名为中华帝国，而不采取像大清国那样的传统王朝的名称。同时，由于这一股保守势力本来就掌握着中央政权，因而在策划和恢复帝制中大多采用“合法”的手段，即强调其传统权力的获得是诉诸“民意”。清室复辟活动自民国建立后就一直存在，在革命浪潮冲击下失去中央权势的清朝旧贵族官僚，在思想深处怀有深厚的眷恋清朝的意念，一直企图重新攫取权力。1917年北洋军阀政府内部的政治纷争为他们提供了复辟时机，以张勋为首的旧贵族旧官僚集团利用“府院之争”所造成的缝隙，意在恢复大清王朝，以非法的、政变的方式发动了复辟运动。虽然这两次复辟发生的方式不同，却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暴露了自清末以来一直存在的中央权威的危机不断加剧的趋势。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从中央政权的角度反映了民初中央权威构建的危机，张勋复辟则从地方政权的角度反映了民初中央权威构建的政治困境。这两次复辟相隔不久先后发生，也具有某种逻辑关联，正是袁世凯政权权威构建的失败导致了统治集团本身的裂变，不同的统治集团又竞相开始构建中央权威的正统，但是这种争夺本身具有强大的裂变能力，斗争的裂变能力更加剧了中央权威的危机，从而加速了共和国的危机到来，于是就有了清室复辟势力重建传统中央权威的运动发生。
正是注意到这种逻辑关联，本书选择了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即洪宪帝制作为研究对象，并把中央权威的建设作为分析的切入点。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不仅是民国的一大危机，而且是北洋军阀盛衰的关键。我们将它作为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指数和显示器，系统考察和分析袁世凯政权权威构建中的危机，以窥见中国政治转型中的困境，从而揭示出民初共和政治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