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在近代历史进程中，为了实现从君主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政治革命成了各国进行政治转型的首要选择。政治革命是一种以暴力推翻或者夺取政权，改变现存的政治秩序，并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的方式。在近代，这种革命则意味着推翻王朝，实现共和。然而，在近代革命之后，人们经常看到的是新型政权维系困境的产生、封建复辟现象的发生及再革命的进行，如英国革命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国大革命后的两次波旁王朝复辟、法国拿破仑新王朝帝国的建立、中国辛亥革命后的洪宪帝制和清室复辟。近代西方国家政治的转型是这样，近代中国政治的转型同样如此。复辟成为近代世界政治转型中较为普遍的政治现象。由此可见，在整个近代时期，一直存在着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而政治复辟现象的发生恰恰构成了民主与专制斗争的重要内容。这种政治现象的发生不仅反映了近代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更凸显了近代世界从封建君主专制向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转型中政治建设的困境。
民国初期中国现代化的失败，是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历史中一个极重要，也极有意义的问题。民国初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发生曲折、中断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共和制政体与帝国及王朝复辟中徘徊交替，“不停地从一个政治危机卷入另一个政治危机”[1]，多党竞争、内阁更迭，中央政府一直处于结构性矛盾冲突之中。纵观中国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历程，我们发现在各种政治力量围绕统治权的较量中，以帝国、王朝复辟为形式的专制集权政体与民主的、不稳定的民主共和制政体相互排斥并交替出现。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复辟现象。政治复辟现象恰恰是中国早期政治发展曲折、中断的突出现象和表征，虽然这一政治现象的发生和存在是非常短暂的，但对民初政局影响甚巨。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不仅是民国的一大危机，且为北洋军阀盛衰的关键，正因为洪宪帝制的发生，中国陷入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民主共和政体出现危机甚至一度中断。洪宪帝制引发了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危机，造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和逆转。历史学家张玉法把复辟政治看作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种政治形态。[2]民国初年的政治复辟是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一个突出的政治现象，也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反动现象之一。
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只是已经存在或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必定有其发生的内在依据和原因。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华民国的悲剧。关于洪宪帝制短暂的成功以及失败的理由，大多学者归咎于传统文化、中央政界的权力斗争以及商人阶层的保守等。如果仅从政治文化入手，我们的研究很容易在个人品质道德上打转，并会陷入围绕“皇帝梦”做文章的窠臼，从而得出袁世凯的复辟仅仅是为了过把“皇帝瘾”的结论。同时，在普世价值决定论的支配下，我们往往对此现象做出如下论断：因为它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是倒退的，所以不应该发生；因为辛亥革命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所以复辟注定要失败；等等。这样的研究仅仅是做出了价值判断，即在给袁世凯、张勋等描绘上丑角的脸谱之后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不再窥探其背后蕴含的客观逻辑。况且，处于新旧交替、天翻地覆时代的袁世凯，是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也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位正式大总统，“论意义之重大，古往今来，除了始传家天下的大禹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还无有能出其右者。为何抛开古今第一等荣耀，去追随尸居余气的帝王遗教？”[3]再者，古今中外，凡是一个国家大的政治举措和制度变革，背后必有当局者对客观情势的考量，主观因素往往只起次要的作用。
辛亥革命之后，帝制复辟思潮以及由此演化而成的洪宪帝制、更加短命的张勋复辟，是中国历史上的“怪胎”，是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丑剧”，更是中华民国的悲剧。深究洪宪帝制短暂的成功以及失败的理由，便不能不看到这一行为并不仅仅是某些人的异想天开或一厢情愿，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意味”。[4]这一“必然意味”又内在地蕴含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特殊逻辑所造成的客观历史情势中。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中，为了摆脱民族危机与实现强国梦想，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在思想与精神生活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问题和困境。而由于国内国际条件以及政治、历史、经济与价值因素的制约，由于新旧制度与文化的交织、新旧规则的冲突，近代中国各精英阶层做出了不同的思想解释与相应的政治选择，进而选取了不同的政治载体，种种选择又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不同的利益动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民国初年的政治复辟就是复辟主体面对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客观情势做出的一种政治选择。这一政治选择内在蕴含着复辟主体对此客观情势的思想解释。那么，复辟主体面对的客观情势及其困境是什么？他（他们）对这一客观情势和困境做出了怎样的理解，这一理解与同时代的其他精英有何不同？复辟主体是如何实现这一政治选择的？这一政治选择的结果和影响如何？这一系列的追问，激发了笔者对这一政治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冲动。这一系列的追问决定了本研究的任务不是对复辟现象的历史描述和材料梳理，而是突破道德评判和史学分析的惯性框架，以政权建设为视角，以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关系为切入点，形成一个系统的对复辟政治现象的政治学解释。这一解释视角旨在通过对复辟政治现象的类型划分、异同比较、发生原因、运作过程、终结节点以及结果影响等维度的系统分析，拓展和建构对复辟政治现象的理解空间。
民国初期的复辟政治现象不仅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中政治结构的解体与重组、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过程，而且从不同侧面——一个是从中央的角度（如洪宪帝制），一个从地方的角度（如张勋复辟）——凸显了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政治权威现实构建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及政治权威有效性危机的加剧，尤其凸显了中央政治权威的式微状态。而且，这一政治选择彰显了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造成了政治权威生存的危机和政体选择的紧张，形成了“共同体悖论”，即以维系现存共同体的生存为旨归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反而消解了共同体生存的合理性。由此，政治权威的有效性危机，成了近代中国难以回避的政治瓶颈，并构成了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政治困境。因此，对民国初年复辟现象的系统分析不仅成为民主巩固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深刻理解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中断及逆转的关键所在。我们将它作为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从中窥见中国政治转型中的困境。
迄今为止，就笔者所见似乎还没有关于民国初期复辟政治现象的专门论著出版，相关研究也仅仅在个别人物研究中有所涉及，且多从历史的角度进行阐释。不可否认，历史研究在记忆构建上发挥重要作用，历史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贡献，实已大大增进了人们对于这一巨变时代的了解，使我们更清楚地接近历史事实的真相。尽管这一现象属于政治历史的范畴，然而它却并不局限于此，由于这一现象发生的特殊时代背景及它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同样可以求助于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理解。目前，对洪宪帝制的政治学视域的系统探讨，还不多见。虽然对政治复辟也有些专文探讨，但多是对某个复辟事件研究，缺乏对不同类型复辟行为的系统比较分析。本书就不揣浅陋，试图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洪宪帝制的系统研究及其与张勋复辟，以及与近代英国、法国政治转型中的复辟现象的比较分析，深入挖掘制约近代政治社会转型的主导因素。这也是本研究的第二个动机。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容易引起是非的题目。在此必须声明的是，本项研究不应该导致为复辟派，尤其是袁世凯在民初的专制独裁和复辟言行厘清辩白，更不应该导致为复辟者翻案。历史早已盖棺定论，民国初年的政治复辟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反动事件，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一政治现象毕竟就在那个政治转型的时代发生了。笔者认为历史的动向是相对的，有正反两面，二者互为消长，关系密切，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研究不能仅注意其正面主流的动向，而忽略其反面逆流，有时从逆流着手，反而更能理解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艰辛。
因此，本书不是对民国初年复辟这一政治事件进行具体的描述，更不是对袁世凯进行个人人物的研究，而是把袁世凯作为民国初期国家政权的代表进行研究的，这就决定此项研究更多的是从政权本身存在的客观逻辑以及民初政权存在的困境来审视不同复辟形态的发生和终结，因为袁世凯代表的政权毕竟是民初时期的政权之一，必然要面临和应对中国政治转型中存在的客观情势。因此，笔者并不认为，袁世凯在排斥了国民党这一重要的制衡力量之后，就能够得心应手，为所欲为，大肆变更政治体制以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本书认为在总统皇帝式的共和体制下，袁世凯仍无力扭转晚清以来的中央权威有效性的危机，相反独裁政权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有效性危机，张勋策划的清室复辟就更清楚地暴露了北京中央政权权威危机的急剧恶化。于是，本书提出，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来看，无论是1914～1916年的袁世凯帝制复辟还是1917年的清室复辟，它们都是在作为一个代表中华民族的国家形态而存在的北京中央政权下发生并存在的两种不同封建复辟政治形态，前者可被描述为制度复辟，后者可被描述为王朝复辟。在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封建复辟中，1914～1917年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是由民国中央政权掌权者以“合法”的身份复辟皇帝专制制度，而1917年的清室复辟则是由地方实力派以“政变”的形式复辟清王室的政权，但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民初政权的代表人物面对复杂的历史情势各自做出的政治抉择。
由是，本书研究目的有以下两个：第一，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对复辟政治现象本身作一个系统的政治学解释；第二，通过对帝制复辟现象的分析，试图揭示出制约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政治瓶颈。
在权威危机、失范综合征和政治选择两极化相互交织的驱动下，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断裂出现，并内在构成早期现代化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课题。本书将复辟现象作为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对于挖掘制约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地讲，通过对民国初年的复辟政治现象的系统研究，引导人们在既有认识的基础上对此类政治社会现象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加深对民主化进程复杂性的认识；研究视域和分析向度的选取，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基本状况及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政治困境，理解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存在，对保持中国社会稳定性和连续性的重要意义；通过观察复辟时期国家权力的运行逻辑，获得对近代中国出现的个人政治行为和制度整体行为的理解；通过对复辟政治现象的纵深挖掘，揭示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影响和制约近代权威重建的内在机理，进而提出二者良性互动对建构有效政治秩序、推进社会政治转型的根本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