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智慧、忠诚、仁义、奸诈的异彩纷呈
《三国演义》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战争的方方面面。其刻画出诸葛亮的聪慧、关羽的义忠、刘备的仁厚、曹操的奸诈,形成了四种类型人物的极致——“四绝”:智绝、义绝、仁绝和奸绝。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里的智绝,是聪明和智慧的化身,典型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才智。诸葛亮羽扇纶巾,满腹经纶,上知天文,下通地理,足智多谋,神机妙算。
如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赤壁大战前夕,曹操率八十三万大军南下。此时刘备虽有诸葛亮、关羽、张飞辅佐,但毕竟只有万余人马,势力单薄。而孙权立处江东,兵精粮足,其内很多人都鄙视刘备实力。在此劣势下,诸葛亮东赴东吴,劝服孙权及其谋士同意联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诸葛亮不是主动和盘托出,而是先看对方怎么说,采取先守后攻的说服策略。果不其然,最先有张昭向诸葛亮发难:“久闻先生高卧隆中,自比管、乐……”而诸葛亮却运用归纳法,列举事实证明“荆襄属曹”非刘备无能,而是因为其躬行仁义。张昭又继续向诸葛亮发难:“何先生自归豫州,曹兵一出,弃甲抛戈,望风而窜……是刘豫州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管仲、乐毅,果如是乎?”张昭采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锋芒逼人,而诸葛亮反唇相讥:“夸辩之徒,虚誉欺人……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之后,他在第二、三、四、五、六、七轮的舌战中,以避其锋芒、击中要害的策略,从直接揭露对方屈膝投降的可耻立场入手,驳倒虞翻;以苏秦、张仪与主降派的鲜明对比,击退步骘(zhì);从维护刘汉正统出发,厉声怒批曹操怀篡逆之心,挡回薛综的发言资格;又巧妙采用迂回战术,以退为进,“请安坐,听吾一言”;还运用类比推理,以“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的案例,强调英雄不论出身,击败陆绩;引用历史人物说明“有匡扶宇宙之才的人,非舞文弄墨、寻章摘句之徒等世之腐儒所能理解”的道理,驳斥严畯(jùn);又举例说明小人之儒虽能下笔千言,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干才能,驳倒程德枢……东吴谋士一个个被诸葛亮反驳得有口难辩、体无完肤:“满面羞惭”“语塞”“低头丧气”“不能对”“尽皆失色”,最终孙权同意联刘抗曹。可以说,诸葛亮面对东吴谋士潮涌般的责难,沉着应战,反唇相讥,或引经据典,或转换论题,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这些论辩活灵活现烘托出诸葛亮极其睿智的形象,也让读者对诸葛亮的智慧、才干叹为观止。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成功,不仅保全了势力单薄的刘备集团,也让刘备借助孙权力量并通过赤壁大战极大地扩充了实力,进而具有“三分天下”的资本。因而,舌战群儒具有“小支点撬动地球”的作用,它让刘备集团可以撬动当时的整个大时局。舌战群儒的成功显示了诸葛亮的大智慧。
第46回的草船借箭也表现了诸葛亮高超的智慧,其神机妙算超乎常人。故事讲的是周瑜欲杀诸葛亮,便故意刁难他,限他十日内造出十万支箭。诸葛亮领命说只需三日,并立下军令状。按常理,三日之内不可能造出十万支箭,于是周瑜很得意,判定此次诸葛亮必死无疑。但到了第三天,诸葛亮果然交出十万多支箭。这是因为诸葛亮算定第三天江上会有大雾,便向鲁肃借了20只草船,趁着夜黑浓雾,靠近曹军水寨,令军士擂鼓、呐喊。曹军不知虚实,只得射箭不止。结果诸葛亮的草船不费一兵一卒,获得十万多支箭。
再就是第38回的“隆中对”。建安十二年(207),47岁的刘备三顾茅庐,向年仅27岁的诸葛亮请教天下大事。诸葛亮指出:当时“(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余下的地区,荆州系用武之地,益州乃天府之国。刘备应当占据荆、益两州,“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时机成熟,则从荆、益两路北伐,以图统一全国。这一精辟分析,高屋建瓴,为三足鼎立规划了蓝图,为刘备集团明确了长远的战略方针,表现了诸葛亮正确把握宏观形势发展的远见卓识和胜人一筹的聪明智慧。
第38回:隆中对(毕小诗绘)
再如第54、55回“妙助刘备东吴娶亲”。周瑜为夺取荆州,趁刘备之妻甘夫人去世之机,建议孙权假意将其妹许配刘备,欲骗刘备到南徐,加以囚禁,逼其交出荆州。孙权同意了,即命吕范往荆州做媒。诸葛亮胸有成竹,授予赵云三条锦囊妙计,命赵云率五百军士,保护刘备前往南徐,过江招亲。到了南徐,赵云按第一条锦囊计,一面让刘备拜见乔国老,一面命军士披红挂彩,满城购物,使城中官民尽知孙刘联姻之事。经过甘露寺相亲,刘备与孙夫人弄假成真,真成婚了。不久,赵云见刘备乐而忘返,便按第二条锦囊计,诈称曹操率大军欲攻荆州,促使刘备与孙夫人同回荆州。途中,遇吴将徐盛、丁奉、陈武、潘璋前后围堵。赵云又按第三条锦囊计,让刘备请孙夫人出面斥责吴将,令其让路,最终刘、孙赶到江边,被诸葛亮接应而去。至此,周瑜之计全部落空。
三气周瑜。209年,周瑜欲夺回荆州,却被孔明抢先夺去,火气攻心,箭伤破裂,此乃“一气”。周瑜本想假借孙权的妹妹嫁刘备这一机会,逼诸葛亮交出荆州,不料孔明让赵云依锦囊计行事,使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再次生病,此乃“二气”。周瑜想用“假途灭虢”之计取荆州,被诸葛亮识破;最后周瑜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连叫数声而死(第56回),此乃“三气”。
七擒孟获。南方蛮王孟获等起兵反蜀,诸葛亮亲率军南征,用反间计,破三路蛮兵。孟获亲自出战,诸葛亮设下伏兵,此乃一擒。马岱败董荼那,孟获大怒,重打董荼那。董荼那趁孟获大醉将其绑了见诸葛亮,此乃二擒。孟获被释放,教弟孟优向诸葛亮诈降进宝,被诸葛亮识破,孟获逃往泸水,被马岱截获,此乃三擒。孟获被释放后,引前部一万刀牌獠丁,诸葛亮等率部大败之,孟获逃到大林,掉入陷坑被擒,此乃四擒。孟获被释放,投奔了朵思大王,并以剧毒四泉败蜀兵。银冶洞洞主杨锋感激诸葛亮不杀其族人之恩,捉了孟获,此乃五擒。孟获被释放,妻祝融夫人领兵,活捉蜀将张嶷等。诸葛亮用计捉了祝融氏,换回蜀将。诸葛亮驱木制巨兽破蛮兵。孟获诈降,被识破,此乃六擒。孟获被释放,请来乌戈国的藤甲军。诸葛亮火烧藤甲兵,孟获被马岱生擒,此乃七擒。至此,孟获心服,蜀国南方从此安定(第87~90回)。
再有空城计。夺取街亭之后,司马懿率十五万大军直逼西城县。西城城内诸葛亮身边仅有一群文官和老弱士兵2000余人,别无大将。诸葛亮临危不惧,态度从容,传令打开城门,还派人到城门口洒扫。自己却登上城楼,披鹤氅(chǎnɡ),戴纶巾,引两小童在城楼凭栏端坐,焚香弹琴,琴声不乱。司马懿来到城前,见此情形,认为诸葛亮平生谨慎,不会冒险,怀疑其有伏兵,便下令撤退(第95回)。
制造木牛流马。诸葛亮六出祁山与司马懿交战,秘制木牛流马运粮。诸葛亮唤王平领兵扮作魏人,夺其粮草,驱木牛流马而回。魏兵追至,便将木牛流马的舌头扭转,牛马不能行动,然后弃而走之。魏兵赶到,牵拽不动;诸葛亮又唤张嶷等扮作神怪,驱木牛流马而去。魏军大为惊畏,不敢追赶。蜀军抢得无数粮草(第102回)。
以上事件充分反映了诸葛亮具有非一般人可比的聪明才智。故而,其当之无愧被誉为“智绝”。不过,诸葛亮这种智绝又有点过了。鲁迅就说:“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当然,诸葛亮也是封建社会难得的忠绝。他这么聪明,有才干,却始终忠诚于刘备父子,甘居其下,没有自立为王,更没有篡位,没有取代懦弱无能的阿斗刘禅。
关羽是《三国演义》里的“义绝”。
《三国演义》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关羽的“义”,使之成为“义绝”、义的化身。
义者,宜也,指的是正统观念所规定的人们应遵循的合理的行为标准和相关的观念意识,是融入儒家道义体系中的一部分。《三国演义》所讲的“义”首先就是“忠义”。
关羽对于汉室后胄刘备忠心耿耿。即使是刘备走投无路,非常落魄困顿之时,关羽对刘备“忠义”的信念依然忠贞不贰。
第25回刻画了关羽与曹操的“三个约定”来凸显关羽对于汉室皇朝和刘备的忠心耿耿:“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急急回报。”关羽投降曹操本是一件很耻辱的事,但是,经过《三国演义》作者妙笔生花的处理,变成了“降汉不降曹”。不仅关羽“忠义”的高大形象毫无损伤,让投降毫无羞辱感,而且使关羽成为忠义的化身,其形象更为高大突出。
关羽随曹操班师回许都,曹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羽与两嫂共处一室,关羽却“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到了许都,曹操又故意将他与甘、糜两夫人仅拨一府,关羽便将一宅分两院居之(第25回)。此后,关羽因斩颜良、诛文丑(第26回),曹操赐以金银、美女、爵禄。面对曹操的厚爱以及功名利禄与美女的诱惑,关羽均不为之所动。可以说,关羽真正做到了“礼貌不足以结其心,金帛不足以移其志,美色不足以眩其念”(第25回李渔眉批语),坚守信义。
面对深交但属曹营的朋友张辽的探问:“兄与玄德交,比弟与兄交如何?”关羽态度极其鲜明,并无半点敷衍和含糊地回答他:“我与兄,朋友之交也。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岂可共论乎?”张辽并不甘心,于是再追问:“今玄德在河北,兄往从否?”关羽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昔日之言,安肯背之?”(第26回)
所以,他“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即使费尽千辛万苦,也要找到刘备。这体现了他“义”字当头,舍生忘死,英勇取义。不仅如此,他还矢志不渝,长期不怕劳累与艰辛,始终追随刘备。也为了追随刘备,他和张飞一起,甘居年龄比他小20岁的后来者诸葛亮之下,受其指挥、调遣。
关羽讲究“有义必回”“有恩必报”,绝不恩将仇报、忘恩负义。尽管身处军事政治的关键时刻,他仍是“义”字当先,舍生取义,故被人们看作“义”的化身。
关羽身上的“义”还很富有感染力。
关羽的“义薄云天”首先感染到了曹操诸人。曹操、刘备公开决裂后,刘备的徐州、小沛均失守,只剩关羽所守的下邳苟延残喘。曹操本可一鼓作气拿下下邳,杀死关羽,但他并未这样做。出乎曹营众将意料,曹操对关羽表示了一厢情愿式的爱才:“吾素爱云长武艺人材,欲得之以为己用,不若令人说之使降!”(第24回)曹操不忍杀掉关羽,只是希望劝降关羽,为自己效力。关羽尽管表示可接受投降,但提出三个苛刻条件,其中一条是:知道刘备下落,便要离开曹营。或许在曹营将士看来,这是关羽不知天高地厚的表现。可是,曹操被关羽的忠义所打动,竟然接受了关羽这三个条件。后来关羽要曹操先退兵,自己才降,曹操竟然也下令“退军三十里”;荀彧认为“不可,恐有诈”,但曹操说:“云长义士,必不失信。”平日里曹操相信兵不厌诈,可此时似乎他极度犯傻。当然,《三国演义》都把这些归因于关羽的“义”。也就是关羽的义感动了奸诈精明的曹操,以致后来关羽上门投降时,曹操便说:“素慕云长忠义,今日幸得相见,足慰平生之望。”(第25回)关羽的义竟然能感动狡猾多诈、凶狠毒辣的曹操,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但在《三国演义》里都变成了事实。
其次,关羽的“义薄云天”感染了相当多的非曹营人士,这些人后来对其忠心耿耿。周仓、廖化、裴元绍等原是黄巾军余部,也都在初见关羽之后便决心追随他。若关羽一时实在不能带走,想追随的人则深感遗憾。关定死活都要让儿子关平跟随关羽,并做关羽的干儿子!(第27~28回)关平与周仓等人后来一直对关羽忠心耿耿。即使关羽身处危难时,他们也没退缩一步,没有“大难来时各自飞”。如关羽败走麦城而死,赵累、关平也随之战死,“王甫大叫一声,堕城而死。周仓自刎而亡”。
甚至关羽的“义薄云天”还让坐骑赤兔马通了人性,它在关羽死后“数日不食草料而死”。(第77回)这些人和物都和他“誓同生死”,其实恰好说明了关羽的人格感召力和感染力。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的确成了义的化身、义的标杆。
关羽身上的“义”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第50回),它本质上是民间处世哲学所讲的“知恩图报”。民间市井强调人际扶助与知恩图报等原则,近似于美国学者余英时所讲的一种“小传统文化”。
关羽的“义”从小说中找根源,是来自“桃园三结义”。第1回叙及刘备、关羽、张飞交友结义:“桃园三结义”。它首先是一种民族“大义”。其讲究“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种讲究使他们的结义有高尚大气、正能量十足之品格。其誓词中还有两句话被后人无数次引用,这便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同志朋友之义,属于个人“小义”。它体现了对人才价值的高度尊重和认可,也是对人格人品的高度信任。这种落难之际说出来的誓言,比发财腾达时或成为权贵后才建立的朋友感情更加纯真、珍贵和可靠。加上刘备能与关羽、张飞“食则同桌、寝则同床”(第2回),他们的关系就更加“铁”,犹如自家人、亲兄弟一般。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建立了铁哥们儿一样的牢固的朋友关系。在以后的岁月里彼此又恪守结义原则,使这种铁哥们儿关系不断加强、牢不可破。关羽心理上贴近刘备、行动上忠于刘备也是对刘备尊重知识(武才)和人才的回报,是一种报答知己知遇之恩的表现。故关羽所信守的“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酬知己之义,它高于君臣之义,高于城池和家庭。他真正做到了患难与共、同生共死、忠贞不渝,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至今受到世人的景仰和称颂。
当然,关羽的这种“义薄云天”有时也会与君臣之义、兄弟之义发生巨大的矛盾冲突。例如,赤壁之战时关羽置军事利益和政治前途于不顾,竟然在华容道徇私情,放走了昔日对他有隆恩的曹操。
刘备是《三国演义》里的“仁绝”。他是英雄、是枭雄,但奉行“吾以仁义待人,人不负我”(第62回)的人生哲学。
无论对待何人,刘备都力图表现仁义。即使对待即将离开,为他人所用的人才徐庶,他也是如此。曹操希望徐庶为其效力,借接其母到自己身边来要挟,迫使徐庶到曹营。因徐庶是孝子,故打算去曹营探视老母。去之前,徐庶向刘备辞别。孙乾劝刘备不可放走徐庶,刘备说:“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第36回)这道出了刘备为人仁厚的个性特征。
第41回刘备在曹操几十万大军的进逼下节节败退,但新野、樊城两县百姓死活要追随他,以至于“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众将领对刘备说:“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至,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哭泣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第41回)其仁厚感人,可见一斑。
在唾手可得的利益面前,刘备三辞徐州也是仁义的一种表现。
曹操派兵攻打徐州牧陶谦。刘备率军在徐州城下与曹军于禁所部对战,初战告捷,使久被曹军围困的徐州暂缓危机。陶谦将刘备迎入城内,盛宴款待。席间陶谦主动提出将徐州让给刘备统管。刘备闻言愕然,急忙推辞。这是一让与一辞。后曹军撤走,徐州转危为安,陶谦差人请刘备、孔融、田楷等入城聚会,庆祝解围。宴会结束时,陶谦再次提出让徐州给刘备。糜竺、孔融、关羽、张飞等也纷纷劝刘备接替陶谦管理徐州。但刘备苦苦推辞说:“诸位欲陷我于不义耶?”终不肯接受。这是二让与二辞。后来,陶谦病重,派人以商议军务为名,把刘备从小沛请来徐州。在病榻前,陶谦再次要将徐州牌印交给刘备,刘备还是推辞。这是三让与三辞。陶谦死后,无人统领徐州。刘备这才接受关羽、张飞再三相劝,担任徐州牧。(第11回)
对待刘表的两让荆州,刘备也是坚决推辞。刘表病重,急招刘备会面,说:“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贤弟可来助我。我死之后,弟便为荆州之主也。”诸葛亮也想让刘备接任,但刘备也不顾诸葛亮的生气与质问,仍坚决推辞,不愿接受荆州牧一职(第39回)。后来刘表病危,临终托孤,并提出要刘备提领荆襄九郡:“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托孤于贤弟。我子无才,恐不能承父业。我死之后,贤弟可自领荆州。”刘备仍坚决辞却,自己星夜赶回新野借以婉拒刘表之托(第40回)。直到蔡夫人和刘琮投降曹操之后,他才开始谋取荆州。这也体现了刘备真正仁厚的伟岸本色。刘备曾宣称“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jué),吾以忠”(第60回),在小说中刘备的确就是这样为人的。
刘备也很讲究民间兄弟之“仁义”。他在《三国演义》中不像是皇帝,更像是忠厚仁慈的兄长。刘备与关羽、张飞“食则同桌、寝则同床”(第2回);尽管大诸葛亮20岁,但他待诸葛亮也如老师:“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第38回),“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第39回)。刘备把兄弟之情看得高于一切,把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放在第一位,因而他不以老自居、倚老卖老,也不官本位十足、凌侮他人,而是更加谦逊仁和,宽厚平等,以礼待人。在小说中,他与关羽、张飞、诸葛亮情同手足,是患难与共的铁杆战友和孝悌兄弟。《三国演义》也借对“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第3回、65回)、“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第8回)、“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第66回)的强调,似乎告诉人们应该选择刘备这样的“仁德之君”做领袖。
不过,刘备的仁厚过了头而显得有点做作。所以,鲁迅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曹操是《三国演义》里的“奸绝”。其狡猾、奸诈、残暴、好厮杀、重权谋、求利忘义的特征在《三国演义》中呈现得淋漓尽致。曹操的形象逼真而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上某些强权群体的心理阴暗面。
曹操从小就特别狡诈、可恶。其小时候因怨恨叔叔常批评他,就假装中风,卧倒在地,借此挫伤其叔在其父面前的信任度,离间其叔与父亲的关系(第1回)。做上大官之后,他更是“擅长”奸诈、凶残。表面上打着“匡扶汉室,拯救黎民”的旗帜,装出一副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样子,实际上欺世盗名,害人利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干着种种罪恶暴行,并为儿子篡汉、建立新王朝做好准备;表面上一副“仁爱”“善良”的面孔,实际上却是凶神恶煞的刽子手。
曹操有残暴的丑恶心理。他治国,既不讲究儒家仁孝的教义,也不讲究法家严正公平的原则,而是强调权谋诈术、厚黑之道,常大发脾气、残忍,厚脸皮、黑良心。
第17回王垕(hòu)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结果被曹操作为替罪羊给杀了。该回写道:曹兵17万包围寿春,每日费粮浩大,加上当时天旱,所以,军粮接济不上。曹操手下掌管粮食的粮官王垕禀告曹操说:“兵多粮少,怎么办?”曹操说:“用小斛装粮食。”王垕很担心士兵发现后引发兵变,曹操倒胸有成竹,结果果然军心不稳,皆言曹操欺众。为了稳定军心,曹操密召王垕入内说:“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王垕问:“丞相欲用何物?”操答:“欲借汝头以示众耳。”王垕大惊道:“某实无罪!”操劝告他道:“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王垕再欲言时,曹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道:“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王垕说了老实话“兵多粮少”“不够吃用”,做了老实事,“用小斛装粮食”,但最终老实人被欺被杀。王垕被杀实在太冤,《三国演义》为我们展现了擅长狡猾者能如鱼得水,八面玲珑;不擅长诡计者,冤死在诡计大棒之下。的确在曹营里,我们会随时感到诡计丛生,险象迭起,似乎随地都有可能踩到地雷。
在第4回,因受到董卓追捕,曹操逃亡在外。在逃亡途中,其父好友吕伯奢本来是要杀一头猪来盛情款待他,可曹操因为听到隔墙的磨刀声,便误以为吕家要杀他。结果冤枉杀死吕伯奢家七八口人。后来弄明白自己杀错人后,遇到了提着酒菜、正回家的吕伯奢,他怕吕伯奢到家看到惨状后报官,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把真心善待自己的吕伯奢杀死了。这显示了曹操极其凶狠、残暴的性格本质,以至于随其一起逃亡的陈宫都要责备他。面对陈宫的责备,他的回答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后来他还说过:“顺吾者生,逆吾者死。”(第60回)这些恰好都暴露了曹操信奉的人生哲学,自然他会做出一系列极端自私自利,甚至大肆杀人的暴行。
曹操阳奉阴违,“托名汉相,实为汉贼”,表面上对汉献帝奉迎,实际上随时会剪灭其羽翼和侍从。他害死太医吉平(第23回)。董承等人奉汉献帝的衣带诏诛杀他的企图败露,他便下令杀了董承等五人的全家老少700多人。之后又公然带剑入宫逼汉献帝。当时董妃已怀孕5个月,也惨遭他杀害(第24回)。伏皇后和父亲伏完密谋诛杀曹操,事情败露。之后伏皇后被曹操抓住,被令乱棒打死,其二子与父亲伏完等200余人也被他杀害(第66回)。因为徐州牧陶谦的部将张闿杀了他的父亲曹嵩,为报杀父之仇,曹操在攻打陶谦时,便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第10回)。这些残忍行为,都反映了曹操疯狂杀人的歇斯底里状态,其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在第61回中,曾建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功臣谋士荀彧谏阻曹操封魏公加“九锡”,被曹操“深恨之”,由于没有罪名可加,就派人给荀彧送去一个“亲笔封记”的空食盒,“彧会其意,遂服毒而亡”。第66回荀攸谏阻曹操封魏王,曹操发怒道:“欲效荀彧耶?”因为受到曹操的威胁,荀攸“忧愤成疾,卧病十数日而卒”。
曹操还常患严重情绪化的毛病。北海太守兼名士孔融“在北海六年,甚得民心”,也被他杀死(第40回)。尚书崔琰因反对他称魏王便被杖杀于狱中(第68回)。旷世奇医华佗因受他的怀疑,也被他残忍地杀害(第78回)。他还梦中杀死侍卫(第72回)。在长江上横槊赋诗时,扬州刺史刘馥只是说了一句看似“败兴”的话,他便全不顾忌刘馥是功劳显赫的一方大员而一槊刺死(第48回)。他常出尔反尔。杀刘馥本是他的旨意,但杀了刘馥,他又表现出“懊恨不已”,命令“以三公厚礼葬之”;逼死了荀彧之后,他也表现出“甚懊悔,命厚葬之”;杀杨修也是他的命令,但杨修被杀后,他又下令“将修尸收回厚葬”(第72回)。下决心一定要处死某人,但人死之后又下令对之厚葬。如果说这只是一两起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曹操是反反复复做了很多次,这就不能不说其是假惺惺、善伪装,极其狡诈、残暴、黑良心。他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让人更加清晰地看到帝制时代某些大权在握者滥用权力、随意剥夺人的生命权、狡诈毒辣、嗜杀成性的变态心理、残暴嘴脸和罪恶行径。
因而,在一般读者心里,曹操形象的基本面是反面的,他是《三国演义》中,也是明清小说中塑造最成功的反面典型。看过《三国演义》的人,绝大多数会憎恶这个人物。也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成为塑造反面人物的经典力作。
当然,除了奸诈、残忍之外,曹操也有多重性格,或者说也有一些优点。其爱才,如“过五关斩六将”中对待关羽;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与军事领导才干,如结成“十八路诸侯”反对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弱胜强,官渡之战大败袁绍”,远胜过刘备;也有不朽的文学才华,如撰写出一流诗歌《短歌行》(第48回)和自传体散文《让县自明本志令》(第56回),这是刘备、关羽等人所远不及的。从这些方面可看出,曹操英勇、果断、有雄才,偶尔也有真实、质朴的一面。第1回许劭就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也暗示我们至少可以辩证地看待曹操:他也非常有能力和才干。所以,《三国演义》里的曹操除了“奸绝”这一标志性印象外,其实,也是个多面体,其形象是立体的、丰富的、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