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农民让利与松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列出25项政策，其中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让利，二是松绑。先说让利。5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业提供的积累。1952～1978年，农业提供的资金大体相当于同期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这主要是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实现的。尽管70年代后这种转移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绝对值继续增加。^[4]这种长期的对农业的净提取，是中国农村长期贫困的原因之一。1979年后的新政策，首先就是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从1979年4月起，先后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此后，1980、1981、1982年又连续三年陆续提价。提价幅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的。据统计，1950年至1978年近30年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共提高117.4%，平均每年递增2.8%。而1979年至1982年4年间，农副产品收购牌价共提高24.5%，其中1979年一次提高21.1%。如果包括议价、加价和市场收购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共提高41.6%，平均每年提高9.1%。^[5]其次，调低了征购任务，实行超购加价、奖售政策。水稻地区口粮不足400斤，杂粮地区口粮不足300斤的一律免购。1979年全国粮食征购基数从755亿斤减少到700亿斤，减少了55亿斤。到1982年，全国粮食征购基数减到606.4亿斤，比1978年减少了148.6亿斤，调减了近两成。1978年前，只有粮、油实行定基数政策，其他一二类产品完成统购、派购任务以后也不准自由上市，只能按规定价格卖给国家。从1979年起，首先对棉花和食糖实行定基数政策。在完成基数任务后，国家加价收购或换购奖售，一些产品农民可以自由上市交易。^[6]超基数收购的粮食、食油（包括油料），由原来加价30%改为50%，棉花加价30%。^[7]先后对牛皮、棉花、油脂、食糖实行奖售，主要是奖售粮食，实行棉粮挂钩、糖粮挂钩等，还有奖售化肥。^[8]再次，减免税收和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1979年，低产缺粮地区免征农业税共47亿斤。同年7月，国家决定提高农村社队企业工商所得税起征点，放宽新办社队企业减免税收年限（一般地区新办企业3年免税，民族自治县和边境县5年免税），使农民一年得益20亿元。同年9月，国家决定对化肥、农药、塑料薄膜、农用柴油和农用电实行价格补贴，使农民一年少支出20亿元。^[9]

再说松绑。停止批判所谓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批评把社队的多种经营，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甚至按劳分配都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做法，停止和纠正“穷过渡”的做法，强调保护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10]在给予生产队自主权和给予农民自由方面，宽松度大大超过了以往。最初的政策底线有两条：一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基本制度，二是保障国家对农产品的足额收购。在这个基础上，生产队有权选择自己的经营方式和责任制形式，自主安排生产计划；农民有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和进入集市贸易的自由。

对农民来说，影响最大的或许是两点：一是摆脱“以粮为纲”的束缚，鼓励生产队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二是取消对农民发展家庭副业的限制，允许农民寻找脱贫致富的门路。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给予农民的“小自由”，作为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来源的补充。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往往经营最好、最精细，经济效益最高。1978年，全国农民从家庭副业中获得的人均收入35.79元，占到全部人均纯收入的26.79%。^[11]然而，为了巩固集体经济，消除农民自发的离心倾向，许多省份对农民的小自由设置了种种限制。三中全会纠正了把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批判的做法，重新肯定了社员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提出应当在保证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鼓励和扶持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增加个人收入，活跃农村经济。规定自留地约占生产队耕地总数的5%～7%。据统计，全国自留地由1978年的8500余万亩，增加到1980年1亿亩，所占耕地比重也由5.7%增加到7.1%。有些省、市、自治区大大超过了这个比例。四川省委1979年底发出扩大自留地的文件，决定把自留地扩大到占耕地总面积的15%以内。^[12]1980年，四川全省自留地总数已占到总耕地的10%以上，宁夏达到占耕地的12%。^[13]山西、陕西、四川等省还将一部分荒山、荒坡、水面拨给农民使用。在新疆、内蒙古等牧区放宽了自留畜的政策。各地取消了对社员家庭副业经营范围、品种的诸多不合理的限制。农户自留地的种植品种不再限制，完全由农民根据市场做出决定。取消了限制农民家庭饲养猪、羊、家禽的数量和禁止饲养大牲畜的规定，鼓励发展家庭养殖业，包括养鱼、养珍珠，甚至养水貂之类的名贵动物。^[14]

与此同时，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和价格。过去几十年，传统的农村集市贸易一直存在，但日趋萎缩。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集市贸易是被作为“资本主义的路”来堵的，城市农贸市场基本全部关闭。1976年底，全国农村集市只有2.9万个，比1965年减少近8000个。^[15]1979年，恢复城乡集市贸易，放宽三类农副产品的价格管理，逐步放开农副产品经营许可，集体、个体零售商业、服务业网点大量增加。^[16]农村集市数量迅速增加，1979年，全国农村集市数即恢复到3.6万多个，接近1965年的数量。一些传统的集、墟，如早市、露水集、夜市、夜交会、山会、古会、骡马大会等都得到恢复。^[17]1980年和1981年，国务院进一步放宽政策，农民可以从事鲜活产品和三类产品的贩卖，可以进城销售，可以到集市上购买或出售大牲畜，在集镇经营饮食业等。^[18]城市农贸市场也逐步开放，1981年城市农贸集市达到3300个。^[19]1980年以后，对粮食、棉花、生猪等国家统购、派购的重要农产品，在完成国家收购计划以后，生产者与经营者可以议价购销。1983年，茶叶、牛、羊、鸡蛋、水产、水果等取消国家定价，改为议价。1984年同1978年相比，各部门管理的农产品价格，从113种减到50种，减少一半以上。1984年7月，国务院发文继续减少统购、派购品种，开放一部分木材市场，淡水鱼已全部放开，海水鱼也要逐步放开，鼓励农民从事经商活动。^[20]局部的农产品市场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