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前店后厂”推动的服务业型经济：1986～1997年

1.自由贸易使工业难转型升级，中国开放促成香港工业向内地北移

自1977年起，香港工业便面临数个新挑战。第一，战后成功的工业出口促进了经济增长、就业与工资状况改善，令本地劳动成本上扬，不利于低档的劳动密集型出口轻工行业的发展。第二，成功的出口导向Ⅰ型工业化，逐渐被亚洲一些劳动力富余的发展中国家仿效，出现了更低成本的竞争者。第三，香港在1979～1981年采取了应对从中国内地入境香港的新移民政策，导致内地移民大量减少，形成劳动力短缺。

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期，香港产品在主要的出口市场都受到更低成本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产品的打压。而香港政府又采取“积极不干预”的不作为态度，以至香港整体经济曾一度出现负增长。劳动力缺乏与工资增长成为香港工业家谋求将生产外迁发展的推力。刚好中国内地自1979年起开始对外开放，以价格低亷的土地、低工资、大量劳工供应、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外资在内地设厂以加工出口。内地的这些新政策便成为拉动香港工业企业北移内地的“引力”。

内地的新“引力”首先在深圳特区落地。1979年底，中央政府通过了《外资法》及《经济特区法》，成立了深圳经济特区。特区首任主任及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在香港学者的建议下定出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策略：依托香港发展出口型轻加工工业。这成为其后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促成了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的新模式（见图3）。

图3 “前店后厂”的香港—内地出口导向Ⅰ型合作模式

由于广东省毗邻香港，不少香港居民来自广东，而两地多年来一直在经济和文化上往来不断，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因而成为中央政府对外经济合作及经贸改革开放的首选之地。广东省更下放权限于县市政府，鼓励地方官员到香港走访及游说在香港的乡亲回家乡投资设厂。香港的厂家对这个难得的解困机会也积极回应，使本来已渐失竞争力的出口导向Ⅰ型的工业体系向珠三角地区扩展。这个新发展，在之后的30年不但使本来以香港为基地的出口型工业产值实际上扩大了很多倍，也因为与珠三角地区形成优势互补的分工，使工业制造的工序北移，而香港则专注于为这个工业体系提供服务的相应的服务业。这个香港与珠三角的新经济合作模式，被称为“前店后厂”。后来这个与内地合作的模式更延伸至长三角地区及京津唐地区，而中国台湾、韩国及日本的同类厂商也为了保持与香港地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同一起跑线，被迫参加进来，它们不少的厂商基于地利考虑，亦多以香港为其“前店”所在，壮大了香港的服务业。

2.“前店后厂”：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新模式

珠三角地区虽然毗邻香港，但它在1980年仍主要是一个落后的农村经济区域，与二战后初期的情况差不多。珠三角地区面积23200平方千米，当时人口约1300万（约为香港的2.33倍）。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一直是香港急剧增加的城市人口的蔬菜及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同时，它通过合法与非法移民的方式为香港的工业经济补充劳动力。1979年的对外开放，导致香港工业北移，增加了珠三角地区就业岗位，不但逐步遏制了珠三角地区人口向香港的外移，也解决了珠三角地区自身发展的瓶颈，参与了香港出口导向Ⅰ型工业的扩展。珠三角地区进取的放开策略，使它通过香港，为中国参与全球化和工业化开辟了一个新渠道，使中国的工贸有了更自主和更大的发展。

香港工业早期的北移，采取了“来料加工”的模式。在珠三角地区开厂的香港厂商，为珠三角地区提供了营运资金、机器设备、物料、产品设计，并负责产品销售。珠三角地区则提供土地、厂房、水电及劳动力等本地资源。在这初期的合作模式中，珠三角地区的收益主要反映在“加工费”上。1979年，中国内地收取的“加工费”总额只有2700万美元，但到1986年它已增加至34000万美元，其中约80%是由广东省收取的，而中国内地的36000家“来料加工”企业绝大部分也是位于珠三角地区之内。1985年后，北移工厂多采用了新的合作与合资企业方式，使内地企业或负责单位更深入地参与风险承担与管理职责。至1995年，香港厂商与广东省共签署了23605项合作及合资生产合同，实际总投资140亿美元。1979～1995年，工业性投资占了香港在广东省总投资额的63%，达252亿美元。

1985年，香港的工业劳工平均每月工资是2202港元，但同样的劳工在珠三角每月工资则是220港元。因此，单是劳动力成本亦足以吸引大量的香港工业北移。1990年底，广东省共有2万家这样的工厂，加工合同达86249份，已投入的港资达7.7亿美元，估计雇用了劳动力80万～120万人，而这些工厂约80%位于毗邻香港的珠三角地区。

由于后期工业北移多采用合作及合资形式，我们可对北移工业做进一步估计。1995年，珠三角地区一共有三资工业企业（三类涉及外资的企业：来料加工、合作生产及合资企业）8044家，雇用劳工273.8万人，另外还有参与来料加工的乡村集体企业共44571家，雇用劳工246.2万人。因此香港在珠三角地区扩大了的出口导向Ⅰ型工业为该地区创造了价值520万人的直接工业就业，形成了2530亿元人民币的年产值（等于珠三角34.4%的就业，68%的工业产值）。以整个广东省计，它们贡献了全省30%的就业及71%（395亿美元）的出口。

图4 1988～1991年在中国内地生产的产品占年香港出口的比例

反观香港，这期间其制造业则急速地萎缩。1990年的制造业雇员人数只有65万人，比1980年减少28%，到2000年，更减至23万人，占总就业的比重只有7%。关于香港工业北移的速度之快，我们可以以图4显示的数个行业来说明。在短短的三年（1988～1991年）内，超过一半的主要行业，如纺织、成衣、电器、电子等的产能已转移至中国内地，而玩具及手袋是最早北移的行业。

3.“前店”功能：表面上的服务业型经济

“前店后厂”的香港与内地的新经济合作关系，虽然使香港本地生产萎缩，却扩大了位于内地的出口导向Ⅰ型工业对香港的金融、保险、物流及进出口贸易的需求，导致了香港本地经济走向“三产”化，即在表面上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不过，这个扩张了的服务业十分依附于内地的出口导向Ⅰ型工业，是以为它服务为主的，只是它的“前店”。1995年的数据显示，49%的香港对内地出口（总值2176亿港元），是内地加工工业所需的原料及中间产品。它们在内地加工后，其制成品以总值4000亿港元的货物运回香港，占香港从内地进口的货值的74%。根据对广东省东莞市三资工业企业及其他加工企业1990～1991年经营情况的调查，在2931家三资企业中，进口的设备共有37.7亿港元，而在内地购买的只有3146万港元，其他的加工单位亦主要依赖进口设备，本地设备以价值计只占7.2%。另外，这两种企业在1990～1991年共消耗了26亿美元的原料，其中只有4.6%是在中国内地采购的。而香港的金融、保险、运输、贸易及物流行业则为这些内地工业企业的“大进大出”需求提供服务。最后，这些加工后的制成品再由香港转口至世界各地。

因此，北移工业亦将“大进大出”的“贸易促进”（trade creative）特点带进了内地，使内地出口导向Ⅰ型工业的国际需求，成为香港主要转口贸易，占了香港转口总额的82%。内地生产所需的设备、原料、零部件主要来自日本、中国台湾、欧盟及美国，经香港转口至中国内地；内地生产的制成品的主要市场是美国和欧盟，但它们也是经香港转口至最终市场的。

因此，1980年后的香港经济，不但是转移型工业化的延续，也是以出口导向Ⅰ型工业为基础的。但鉴于香港经济的空间扩张特征及香港与珠三角地区（后来扩展至整个广东省、福建省和长三角地区）的功能分工，我们亦可以用“前店后厂”及服务型经济来形容。最后，由于它促进了香港的转口贸易的强劲恢复，它亦可被认为是新一轮的转口港经济。

4.结论：“前店后厂”对香港与内地的贡献

工业北移使香港的制造业就业迅速减少。表1显示在1976～1997年减少了40多万人，占就业比重由45.6%降至14.0%。不过同期的运输、仓储、通信行业却增加了20多万人，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等共增加了50多万人，金融、保险、地产、商业服务亦增加了约8万人。此外，约有20万香港居民全职或每星期数次北上，为北移工厂提供服务。在香港整体GDP中，服务行业由1980年的占68.3%提升至1997年的85.9%，使香港表面上转变为一个服务行业经济。

内地的改革开放不但解决了香港20世纪80年代初的发展瓶颈，与香港的“前店后厂”合作，亦推动了内地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促进了它的进出口贸易，解决了大量农村多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1980年，加工贸易只占中国外贸的10%，但到1997年它已成为中国外贸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占外贸总额的52.3%（达1869亿美元）。1998年，加工贸易对中国GDP的贡献率达11.4%，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84%。估计在全国范围内直接在加工贸易领域就业的人员达6000万～7000万人。

“前店后厂”模式的成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和香港工商业界的高度适应能力和市场眼光。基于此，香港在缺乏新的政府政策与主导发展方向背景之下，经济仍在1980～1997年保持了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