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文衰则制难立

遏制腐败的合理制度的建立，必须以人文为内容。人文昌则制建，人文衰则制难立。

新中国成立后连续不断的非正常的政治运动，诱发了一切人性之恶；它每时每刻助长和产生着投机、仇恨、变节、告密、叛变、野蛮、残忍和阿谀逢迎、趋炎附势、落井下石；强化了道德的堕落和精神与信仰的崩溃。它使人格尊严、自由意志、生命价值和民主权利受到任意践踏、侵犯和褫夺，尤其严重的是它彻底扫荡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精华，造成今日人文精神和教育功能的萎缩。

长达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史”与转型期腐败的内在因果关系如下。

第一，“政运史”导致的人文萎缩，不仅使“腐败”之势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制度遏制，而且没有遇到社会道德权力的有力打击和人文反抗；相反，竟如黑色瘟疫，在无制度设范和道德设防的社会机体上迅速传染。

第二，“政运史”对文人学士精神与思想的摧残，使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变得日渐卑微渺小，少有独立品格和自由思想。文人作为文化的“托命”之人，精神尚且如此，以他们为文化载体的教育、学术等事业，也必然萎缩而缺乏对现实的批判精神。由此社会陷于一派颓靡之中，只讲金钱，不讲道德；只顾眼前，不及未来。社会心理趋于短视和不顾廉耻，生成了腐败蔓延的自然环境。

对文人的摧残，使得中国极少“学者型”官员；中国“学者型”（尤其是“人文学者型”）官员的缺乏，使中国公务员整体素质不高，或粗鄙庸俗，或能高德低，容易发生腐败。而不断以知识分子为斗争对象的政治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了社会上最没有权力、势力，最缺乏人格尊严保护的群体；他们身上体现的人文理想、社会良知和道德理性，都因他们地位的卑微无奈，对社会趋善的说服力日益减弱。

第三，“政运史”最大的恶果之一，是对政治道德，即“官德”的破坏。任何社会的人文价值都需要通过现实中的人，才能转化为一定的社会建制。官员作为政治行动者，是以某种人文价值的承担者身份，参与政治活动的。因此，“政者，正也”，“正人先正己”。中国传统的“官德”要求是双重的。官员一要有“责任伦理”精神，即必须对自己政治行为可预见的后果负责，反对将“后果责任”委诸他人、社会、天意；反对只要愿望与行为正确就可以不考虑后果与责任。二要有“心志伦理”精神，即“慎独”而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以“内圣”为基础，开出“外王”。这两种伦理精神的结合，才能养成官员必备的政治人格：以决平、持平、伸张正义为天职和秉性；以声色犬马之好、金钱之贪为耻辱。

官员政治道德败坏，往往由两方面所致：一是生活的不廉与放纵，二是政治运作乖舛。而过去的“政治运动”随心所欲打杀无辜，制造冤狱，黑白颠倒，倒行逆施。官员往往处于运动之旋涡，为趋利避祸而指鹿为马，宁“左”勿右，对他人深文罗织；放弃了同情心和正义感，丧失了良知和仁爱。政治权力异化，政治运作乖舛，必然导致人性劣变。劣变了的人性，在市场经济的商品大潮卷来之时，如何抵御金钱的腐蚀和诱惑？因此，“政运史”中“官德”的畸变，与转型期的腐败，有内在逻辑联系；而人文价值理念劣变与政治运作乖谬，又需从制度的合理与否作出解析和诠释。人文、制度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互托互衬，制度为表，人文为里；表变及里，里病表坏。两者的价值都在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愈治腐败痼疾，也需通过今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从制度与人文两方面进行疗治。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而教育官员不能指望意识形态强化，只能依靠别开生面、有丰富内涵的人文教育，感化、培养官员为政之良知良德良能。这是防止政治腐败最基本的安全途径，“在这只船之外都是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