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Ideologie的思想谱系
根据国内学者周民锋的考证，马克思使用过两个意识形态概念：一是Ideologie（或Ideologichen Formen），是指以思想体系为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二是Bewußtseinsformen，是指意识形式[14]。前者涉及的是意识形态之部分，后者包含了意识形态之全体，不能以对前者的考察代替对意识形态的整体考察。前者源自特拉西创制的意识形态法语词idéologie，后者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使用的意识形态德语词“die Gestalten des Bewusstseins”有渊源关系[15]。而就思想谱系而言，二者也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走的是知识论或观念学的路径，后者走的是本体论或现象学的路径。
意识形态（法语词idéologie）一词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直接产物，但就思想渊源而言，“这个概念却显然植根于有关意义和方向的一般的哲学问题之中”[16]。正是以培根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者勇敢地站起来批判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激发了意识形态概念的降生。
（一）17世纪英国经验论者对谬误之源的探索启发意识形态概念降生
作为英国唯物主义真正始祖的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悉心探究阻碍人类追求真理的重重困难和障碍，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出著名的“四假象说”。培根将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视为干扰人类智慧的假象，并分析了这些假象生成的个体因素与社会因素。霍布斯（1588～1679）在《利维坦》一书中对培根的“市场假象说”进行了发挥，分析了将导致错误观念的四种滥用语言的形式（用词意义不准、以隐喻方式用词、表达非真实意愿、利用语言实施伤害等）。英国经验论哲学由培根首创，经霍布斯补充，到洛克时发展到顶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在观念来源和观念偏差根源问题上的观点为18世纪启蒙学者展开对偏见的批判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洛克（1632～1704）在他的《人类理解论》一书中对人类知识的起源进行了集中探讨，反对当时流行的天赋观念论，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我们可以假定人心如白纸似的……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17]洛克将感觉对象和心理活动视为观念的两个来源。人一方面能观察自身知觉到了的来自外界的可感物，另一方面能观察自身反省到了的内在的心理活动，认识才能得到一切所需的材料，观念就是发端于此。洛克将人们最初从知觉和反省得来的不可再分的观念称为简单观念，把人们运用理智对简单观念进行加工得来的观念称为复杂观念。
在洛克看来，观念产生偏差的根源有二：一是对观念尺度的误识，二是语言运用上的混乱。对于前者，洛克列举出人们运用观念时的四种错误尺度：一是我们所认为原则的各种命题，本身如果不确定，不显然，只是可疑的、虚妄的，则我们的尺度是错误的；二是传统的假设；三是强烈的情欲或心向；四是权威。[18]这四种尺度模糊观念正误的界限，误将符合先入之见的知识、合于传统的思想、吻合自身喜好和利益所向的观念、与权威一致的观点视为真理。洛克揭示的观念运用的“四种错误尺度”，与培根探究谬误观念之源的“四假象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视为对培根“四假象说”的发展。与培根不同的是，洛克认为观念运用的谬误具有可超越性，因而通过揭示人的利益取向、传统观念、权威意识对认识的影响，把握观念偏差形成的社会根源。观念偏差的第二个根源是语言运用上的混乱。洛克延续了霍布斯对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探讨，揭示观念紊乱背后的语言文字因素。语言文字本身具有意义含混的缺陷，人们对文字的使用又难免出现各种错误和忽略，诸如，并未明确文字所代表的确定观念而对文字的滥用、应用文字时的前后矛盾、故意误用文字造成意义含混、甚至将文字当作事物本身、用文字表示其原本不能表示的东西等等，都会导致理解上的偏差和观念的混乱。
黑格尔注意到英国经验论者洛克的上述思想与法国哲学家特拉西的观念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洛克对观念的分析被法国人特别加以采纳，特拉西创立的观念学（idéologie）无非是对洛克观念论的延续与发展。[19]
（二）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对偏见的批判
18世纪的法国，实现人的解放、宗教解放是时代的鲜明主题。在这一时期，法国启蒙学者继承了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者的传统，高扬理性的旗帜，向封建专制、宗教迷信、愚昧落后开启了无情的批判。在这股批判的浪潮中，孔狄亚克、爱尔维修、霍尔巴赫三位学者尤其引人瞩目。他们共同的感觉主义立场、对传统偏见的批判与揭露对意识形态概念初创者特拉西产生了直接深刻的影响。
其一，孔狄亚克以彻底的感觉论批判形而上学“偏见”。法国感觉论创始人、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孔狄亚克（1715～1780）将洛克的经验论引入法国，将感觉主义立场贯彻到底，并以此批判当时盛行于欧洲大陆的形而上学独断论体系。孔狄亚克批判地发展了洛克的感觉论，认为观念只有唯一一个来源即感觉，反省不是观念的来源而是观念得以从感觉导出的路径。以彻底的感觉论为依托，孔狄亚克对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等人的哲学思想进行了逐一批判，认为这些哲学家从天赋观念出发，只能得出荒谬可笑的偏见。而“哲学家们越是囿于这种偏见，在一些远离感觉的观念中去寻找自然的知识，也就越是自诩结果会与自己的思虑相合。他们把空洞的定义和抽象的原则弄到层出不穷；他们借助于存在、实体、本质、属性等名词，也就遇不到一件他们认为不能解释的东西了”[20]。作为孔狄亚克的学生，特拉西对于老师持有的彻底的感觉主义立场及其对偏见的批判坚信不疑。正是在孔狄亚克所奠定的理论地平上，特拉西创制了意识形态概念（观念的科学），甚至将观念的科学的真正作者归于孔狄亚克。
其二，爱尔维修揭示偏见生成的社会基础。爱尔维修（1715～1771）在观念来源方面的独特贡献在于对偏见根源的探讨不再局限于个体生理机能与心理机能方面的因素，而是深入“利益”驱使的层面。爱尔维修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坚持彻底的感觉主义立场，主张观念的来源是个人肉体的感受性和记忆，更准确地说，观念仅仅来源于个人肉体的感受性。但他同时认为感觉是由人所在周围环境决定的，偏见生成的主要根源在于社会环境。在感觉和社会环境作用两重因素之间，爱尔维修找不到最终的合理解释。在探讨人的精神活动的社会基础时，爱尔维修提出了“精神界就是不折不扣地服从利益的规律”[21]的著名论断，认为在不同的利益诉求的驱动下，人们对相同事物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个人利益的狭隘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立场的局限性使得虚假的判断和偏见成为可能。对偏见根源的挖掘深入到利益层面是爱尔维修相较于英国经验论者的深刻之处，也为马克思揭示意识形态的本质提供了思想参照。可惜的是，爱尔维修虽然做出了一个用人类的利益诉求来解释观念发展的有益尝试，但这一尝试最终并未揭示利益与偏见的实质性关系。一方面爱尔维修对利益的理解具有偏颇之处，他所称的“利益”主要是指个人利益，又局限于满足个体肉体感受性的东西，公共利益被单纯视为个人利益的总和。另一方面，爱尔维修的利益规律说并不彻底，他既认为人的精神活动服从利益规律，又认为“意见支配世界”，在观念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上陷入二律背反。由于认识不到社会历史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最终决定作用，爱尔维修的利益规律说看似深刻，但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实质上只是“没有实证内容的一般观点”[22]。
其三，霍尔巴赫揭露宗教的起源、本质与功能。霍尔巴赫（1723～1789）在其被称为18世纪“唯物主义的圣经”的哲学著作——《自然的体系》中，以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思想武器对封建宗教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无情的批判。霍尔巴赫同样坚持了彻底的感觉论，主张人类知识仅有唯一一个来源即感觉，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神学偏见的批判。与爱尔维修一样，霍尔巴赫关注尘世的世界、尘世的利益，他看到宗教使人类精神的发展处于蒙昧状态，让人在虚幻的事物中自我毒害、自我麻痹。宗教源于无知，正是由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匮乏让人们产生对自然力的敬畏，进而设想出种种神的存在，并将这些想象的存在视为自身快乐和不幸的创造者。对自然缺少认识，带来对未知力量的恐惧，人们将自身的意志、智慧、计划、打算、情欲等各方面与自己相类似的性质赋予他觉得在作用于自身的未知力量，因而神不过是人自身想象的产物。而这种无知又与极端低下落后的生产力、面对强大自然力量的孤立无助密切相关。霍尔巴赫对宗教根源的披露深入社会经济层面，在西方近代宗教学史上对宗教的起源做了开创性的考察。尤其是霍尔巴赫明确指出人是神的唯一模型的论断，“最邪恶的人成为上帝的模型，最暴虐的政府成为神圣统治的模型”[23]，直接触及了宗教的本质。在阐释宗教的社会作用时，霍尔巴赫论及意识形态与政治统治的功能关系：“宗教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君主的暴政永远存在，和使各国人民屈从于君主。”[24]这就是说，宗教作为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形式，其实质是统治阶级的维护意识。霍尔巴赫对宗教起源、本质与功能的深入分析与揭露，为费尔巴哈以至后来的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奠定了思想基础。
孔狄亚克、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的学说，尤其是他们共同坚持的彻底的感觉主义立场深刻影响了特拉西。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及其对种种传统偏见的批判正是以彻底的感觉论为基础的。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流寓巴黎期间对导源于洛克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进行了热心研究。据马克思最博学贤明的学生梅林的说法，在法国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中，马克思较为注重源自洛克的法国唯物主义感觉论。在马克思在巴黎的研究工作中，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的著述是被马克思高度重视并加以大段引用的思想资源。
（三）特拉西创制法语“意识形态”概念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赋予了意识形态以现代内涵并使之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颇具争议的概念。但“意识形态”概念的初创者并不是马克思，而是法国哲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1754～1836）。
特拉西是法国一位富有的、有教养的贵族。生活于法国启蒙与革命的时代，以特拉西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学者认为，革命的年代应该有相应的科学体系作为理论支撑，观念的科学便是这个科学体系赖以成立的基础。特拉西支持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很多改革，但像其他很多贵族后裔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在雅各宾派恐怖时期被捕入狱，被监禁一年。在狱中，特拉西感到要使人类走出非理性、苦难、动荡，必须首先改造人们行为的认识论基础。特拉西声称当时法国社会最需要的是“思想科学上的牛顿”，而自己就是合适的候选人。他在对英法唯物主义认识论著作进行仔细研读的基础上，酝酿建立观念学。1794年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后不久，特拉西被释放出狱。出狱后，特拉西致力于建立观念学这门新科学。1796年，特拉西创制了意识形态法语词“idéologie”，用来指称“观念的科学”。从词源上看，“Idéologie是由Idéo-加上-logie构成的。Idéo-的希腊语词源是ιδεα即‘理念’或‘观念’；-logie的希腊语词源是λογος，直译为‘逻各斯’，即‘学说’。”[25]所以对于特拉西而言，idéologie就是观念的学说、理念的学说，以研究认识的发生规律、普遍原则和可靠性程度为目标。
特拉西的意识形态观念学集中体现在他的《意识形态要素》一书中。《意识形态要素》共分“意识形态，严格的界定”，“语法”，“逻辑学”，“关于意志及其作用的论文”四卷。特拉西继承了他的老师孔狄亚克的彻底感觉论的立场，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即知觉、记忆、判断和意志都是人的感觉的产物，主张人的认识能力仅能达至对事物的感知而非事物本身。正确的认识来源于感觉，任何无法还原为感觉的认识都属于谬误或偏见。“意识形态的唯一的任务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还原”[26]，通过这种还原，去除谬误与偏见。因此，意识形态概念在其诞生之时就不只是一个哲学术语，也是一个政治社会学用语，承载着为整个社会建设奠定理性基础的功能。
特拉西的观念学与共和主义政治紧密相连，将大革命视为进步与启蒙的基石，因而其命运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大革命本身的命运。1799年拿破仑从埃及归国，因发动了一场成功的军事政变而成为第一执政。拿破仑采取了特拉西及其同事们的一些观念来制定一个新的宪法，但又不满他们提出的关于共和主义的归属，认为这是对他独裁野心的潜在威胁，是恢复帝制的思想障碍。1812年拿破仑在灾难性的俄罗斯战役后返回巴黎，意识形态被当作政权失败的替罪羊：“意识形态，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巧妙地寻找第一原因，希望在此基础上确立人民立法（legislation of people），而不是从关于人类心灵的知识和历史的教训中获取法则，我们必须把我们可爱的法兰西的一切不幸归罪于它。”[27]经由拿破仑的嘲讽，以揭露认识中的错误和偏见为旨趣的观念学获得了空想、脱离现实的贬义含义，成为抽象和幻想观念的代名词。因此，意识形态自诞生之时就体现出两种基本内涵间的对立，正面或肯定意义与负面或批判意义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
“意识形态”概念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产物，最初代表理性自决的精神。特拉西诉诸“观念的科学”，期望以此为依据实现对从学校教育到整个社会制度的整体变革。这种沉醉于通过理念变革改造社会现实的设想显然具有一定的空想性。经由拿破仑之劫后，意识形态转变为政治评价上的贬义概念，马克思则承袭了拿破仑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定向，在贬义的层面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哲学为“德意志意识形态”。
（四）康德在认识论领域划时代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特拉西是法语意识形态概念“idéologie”（观念的科学）的首创者，但他在观念学（知识论）的谱系中却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如果不是法语意识形态概念“idéologie”，特拉西只是拿破仑时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思想家。相反，康德虽然并未提出德语意识形态概念，但却在观念学（知识论）谱系中占有突出重要地位。在近代知识论谱系中，除了以培根、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及其后以孔狄亚克、爱尔维修、霍尔巴赫为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路径，还有源自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的唯理论路径，这两条知识论路径最终都归拢至康德。事实上，早在特拉西于1796年提出“idéologie”之前，康德已经在1781年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建立起近代的知识论，为人类认识能力划定前提与界限。
在康德（1724～1804）之前，哲学家们对人类知识的起源问题已经进行了诸多思考，但对于认识能力本身，包括其前提与界限等问题则思考得相对较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首页引用培根的名言，“我们的这一复兴……是无休止的错误的结束和正当限度”[28]，表明自己是培根开创的旨在为人类认识驱逐偏见和谬误的伟大复兴事业的继承人。康德认为既往人们在认识问题的讨论上走的是两条错误的道路，一条是独断论的道路，另一条是怀疑论的道路，而唯一合理的道路是第三条道路（即批判的道路），应对采取纯粹形式的人类理性本身进行批判，澄清其前提、划定其界限。作为康德批判哲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的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力求回答的疑问是：来自人心的纯粹知性的概念和原则与经验、事物本身的一致是如何可能的？康德后来将这一问题以更精练的方式表达为：“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29]《纯粹理性批判》致力于考察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前提与界限。康德的认识论将人在认识中的位置由以往认为的受动的客体转换为能动的主体，实现了认识论领域“哥白尼式的变革”。
总而言之，特拉西是基于改造人们行为的认识论基础、为整个社会建设奠定理性基础的实践需要创立“idéologie”（观念的科学），被拿破仑有理由地指责这一所谓“观念的科学”是脱离政治权力现实的抽象主张。我们也可以设想，康德同样会将特拉西的“观念的科学”视为空谈。因此，虽然特拉西创制了法语的意识形态概念，但人们仅仅沿用了这一概念名称，这一概念的“观念的科学”的本义因名实不副而被抛弃，而由它转义的“意识形态”却流行至今，可以说是意识形态概念形式与内容分离的颇具戏剧性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