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吴小英

肖索未的博士学位论文书稿终于行将付梓了，而这距离当年她在美国完成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已经过去了整整九年；距离她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进行的长达一年多的田野调查，也已过去了十多年之久。其间她几易其稿，几番打磨，也常困窘于无声的发表之碍，然初心不改，可谓十年磨一剑，终于捧出今日之作，着实可喜可贺。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作者在研究手法与学术理念上的日臻成熟和独到见解，也不难看出她对于变迁中的中国社会与性别、家庭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敏锐的洞察。很荣幸能为肖索未的这部著作写序，虽然这非我所长，但作为性别与家庭领域的研究者，我想简单谈一下这本书对另类主题的呈现及其背后的意涵。

“包二奶”或者婚外包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中国人甚至西方汉学家来说都不陌生，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大家庭的神话以及各类三妻四妾的传说故事，从而被视为父权制家庭的习俗符号与现代翻版之一；而在当代社会中因它常常出没于富人、明星这些非普通阶层的私生活故事里，又使得人们自然而然视之为权力和资源密集化的象征，所不同的只是由传统公开的制度设计变成现代隐秘的市场流行。但将这种以往只能在街谈巷议中隐约出现或者作为文学影视作品戏剧冲突之一虚拟呈现的议题，真正搬到学术研究的现实公共舞台，至今仍是讳莫如深的事，因为它在具有天然的八卦性和隐私性的同时，也与道德、欲望、权力、面子等严肃的命题息息相关。这一点从作者在田野调查中寻访被访者的艰难，到十年来发表相关学术成果时频频遭遇的闪烁其词，就可以看出究竟。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最终得以出版，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出版社来说，都是一件值得祝贺与庆幸的事。

打破包养关系“钱色交易”的解释套路

如前所述，这个看似古老的议题研究很容易落入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游戏。事实上主流文化，尤其是媒体和网络中，披露的对于婚外包养的认知和舆论评判，大多停留于“钱色交易”的层次，即简单化地将包养理解为有钱男性打包购买年轻女性长期性服务的一种方式，强调的是男女当事者之间基于经济利益和身体资源的一种跨阶层交换逻辑。因而对被包养者处境的想象，跳不出两种类型：一种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类型，类似书中的广州本地姑娘Lucy的故事，通过这种以身相许的方式换取超越本阶层的时尚生活，以此维系一定的社会位置并获得虚荣的满足；另一种是身处绝境的打工妹受害者类型，类似书中的外地打工妹阿英的故事，由于在城市底层遭遇的不利生存处境或者不友好的制度环境而选择进入包养关系。而关于包养者的想象，不外乎将年轻漂亮女人作为自己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或者成功的标配，以此获得在男人世界中炫耀的资本，因而大众文化对于包养关系的想象甚至常常流于“老牛吃嫩草”的画面，早期港台商人在内地的“包二奶”故事也多半迎合了这样的叙事。

本书的精彩之处，首先就在于打破了这样一种单一预设。书中所讲述的“二奶”故事无论从年龄、阶层、情感类型、关系模式等方面都大大超越了主流的想象，给我们呈现了更加丰富、立体并源于日常生活逻辑的画面。在人们熟知的那类典型的包养模式中，包养双方更像是一种相对长期、稳定的类情人关系，彼此年龄悬殊、阶层分明、分工明确，“二奶”在其中扮演着身体管理和亲密互动的角色，并满足对方在社交场合中的男性气质塑造。但如作者所言，当你发现在城中村还有许多住在没有空调的破房子里、长着冻疮给男人洗衣服的“二奶”时，或许你会瞬间有“三观”被颠覆的感觉——这些以外来打工妹为主的“二奶”选择这种不时得东躲西藏、老是担心“今天不知明天事”的半地下生活，究竟图的是什么？在这种“非典型”的包养模式中，包养者有得意的小老板，也有失意的工薪阶层男性，甚至不乏漂泊无定的打工者。肖索未惊讶地发现，这里呈现的恰恰是中国家庭“正常”夫妻间常见的那种男外女内、夫唱妇随、两情相悦搭帮过日子的画风，“二奶”在其中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并通过这种关系得到情感的满足或婚姻的替代感。这种模式似乎更接近于后来媒体解读的所谓中下阶层的“临时夫妻”或者底层农民工的“临时家庭”。

无论界定为包养关系还是临时家庭，这些故事提示我们，除了归因于社会变迁造成的结构性问题给不同人带来的不同境遇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检讨这个时代的婚姻本身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说，市场化以来除了女人的物化和男人的购买之外，性别关系所呈现出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样态，是否表明家庭和亲密关系的模式也在某种程度上被重新改写或拓展？由于道德和法律上的不正当性，婚外包养一向被视为不能见光的非正常生活，“二奶”长期以来被视为家庭秩序和规范的破坏者而为主流社会所不齿，属于被污名化的异类人群，不仅在包养关系中常常处于弱势一方，而且在公众舆论或者研究视野中也始终以一个暧昧而缺席的整体出现。作为包养关系的当事者一方，“二奶”甚至从未成为引人关注的研究对象，而是被掩盖在人们对现代婚姻和家庭的脆弱性的唏嘘和骂名之下，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肖索未的研究试图突破这样一种道德化的戒律和刻板的工具性解释套路，将受访者置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下，“考察交织着利益、情感和伦理的个体行为的复杂性及其与社会结构文化之间的勾连”。她认为，从主流标准看来不道德的行为，其背后依旧包含着自身的一套伦理逻辑以及符合具体社会情境的伦理判断。

在亲密关系的另类实验中挖掘家庭的真义

本书通过不同类型的“二奶”故事的讲述，呈现了她们如何在婚外包养这种另类的亲密关系实践中完成了自己的伦理建构。有趣的是，一心想要打破传统解释套路的作者，最后发现结果呈现的却是另一种套路：肖索未在书中称之为一种“类家庭”的特质。也就是说，这些被认为“另类”的亲密关系无论动机、过程或类型多么不同，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超出所谓“正常”家庭亲密关系的特别之处。相反，作者发现它们恰恰高度遵循着主流婚恋文化的性别逻辑：例如，男的通常承担挣面包者角色，女的则担负照料者角色；男性的经济供给被建构为一种爱的表达和责任担当，而女性在关系中则更被强调和要求“性忠贞”；等等。因此可以说，这些被归入婚外包养的关系模式，由于缺乏合法的制度性保护，恰好提供了观察和检验作为理想家庭模式的纯粹亲密关系的一个另类实验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或者可以推到更早的阶段，全球范围内有关家庭的脆弱性或者危机的讨论就不绝于耳。有人归之于科技的进步和网络信息时代的变革，有人归之于第二次人口转换带来的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冲击，也有人归之于女权主义的兴起和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危机。不管怎样，21世纪以来，风险社会带给现代人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并日益渗透在人们对于家庭这一古老制度左顾右盼的纠结态度中。尤其对于处在所谓“压缩的现代性”中的东亚社会来说，一方面在老龄化和少子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下家庭已经变得分崩离析，另一方面国家与个体对于家庭的依赖感似乎有增无减。在这种状态下，关于现代核心家庭的神话在应对变动的社会方面似乎显得力不从心，而游离于家庭与社会之间的个体空举着自主的旗号，却面临着不知将自己安顿于何处的无家可归感。近十年来国内家庭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大热的，家庭问题甚至时常登上主流公共话题的头条或者动辄成为决策者工具篮里一个重新被激活或启用的道具。然而现有的家庭研究显然已经有点追不上变幻莫测、丰富多元的家庭实践形态，家庭的功能、模式、关系到底发生了何种意义上的变迁，家庭对于一个处在转型社会风险中的中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学者们还在为中国社会是否可以判定为一个个体化社会、中国城乡是否已经出现个体化家庭而争论不休时，各种各样的家庭或者类家庭的形式已在社会各个角落悄然生长，而肖索未关于时下“包二奶”现象呈现出的高度“去家庭化”特征和个体欲望导向，已从“另类”关系情境的角度给出了一种答案。它不仅丰富了人们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和想象，也为进一步反思和挖掘家庭的真义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启示。其中最经典的问题，就是家庭和婚姻中的工具性与情感性关系的讨论。

家庭问题的复杂性，可能就在于它从来不仅是纯粹的私人亲密关系模式，而且本身也是道德、宗教、文化、权力等的载体。因而家庭的政治性也正体现在它是饱含价值取向的，例如，中产阶级式的、基于个体主义的浪漫爱情为基础的核心家庭理念成为主流的家庭意识形态，个体情感被置于几乎正义的位置，而工具性的交换逻辑被视为婚姻神圣性的捣乱分子，这也是商业化的性或者去情感化的婚姻交换具有天然不正义的原因，以至于作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浪漫爱情或者情感话语在包养关系中甚至比在合法家庭的夫妻之间更占有核心位置。同时几乎所有受访者都避开了“二奶”这个称呼，并努力澄清自己跟“小姐”之间的区别，通过强调自己进入包养关系的情感性与“真心”来完成“去污名化”的过程。然而本书另一处特别精彩的地方，正在于作者并没有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通过细致的田野观察和深入的民族志研究，指出婚外包养中包含了工具化和情感化两条并行不悖的逻辑线索，揭示出工具性与情感性以及彼此之间的交叉与平衡对于稳定的包养关系所起到的重要的机制作用。肖索未引进了泽利泽的“关系管理”概念作为框架，考察这种亲密关系实践中人们如何在金钱与情感、欲望与责任之间协商并划定自己的关系边界和关系逻辑。这个框架同样适用于主流所谓“正常”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梳理，它模糊了“另类”与“正常”之间的界限，引发人们重新思考婚姻制度与亲密关系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和困境。

穿越于日常和专业之间的故事叙述方式

除了“另类”的议题和“非典型”的解释套路给家庭研究带来的启发之外，本书在研究方法以及故事叙述的逻辑上也进行了新的尝试。走进“二奶”这个对普通人来说陌生而又神秘的群体的日常生活世界，不仅需要在研究方法和田野资料的收集手段上颇费心思，同时也面临着研究伦理上的挑战。在既有的伦理框架下，“二奶”们与其他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拥有所谓“正常”生活的人们之间被划分成“他们”和“我们”两个不同的世界。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肖索未找到了自己进入田野的突破口。她没有像一般调查记者那样采用“卧底”的方式接近被研究对象，而是向对方明示自己的研究者身份，并努力打破“他们”和“我们”之间的既有界限，让自己从身处其中的“局外人”变成某种程度上身处其外的“内部人”。她借助熟人中介的牵线与被访者所在的圈子“混”在一起，利用与“二奶”们同属一个年龄段的优势与她们打成一片，积累了难得的信任，形成了女孩间独有的沟通方式。由此获得的参与观察和感受体验，成为本研究除访谈之外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实际上也是帮助理解被访者的叙事逻辑或者叙事背后真实意图的一个最好的途径。

与此同时，肖索未尽力对整个研究过程以及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采取一种自省的态度，例如检讨自己对于研究对象的“自我悬置”以及“道德疏离”，反省自身的价值观念如何影响了对不同境况的“二奶”的分类、分析与评判，以及追溯这些结果中所暗含的各种成见的来源，等等。这些反省将研究者不断带回到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从而更可能从被访者的境遇出发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这就是女性主义方法论中反复强调的反身性原则，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希望打破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控制或等级关系的研究伦理。在这种反身性框架下，作为被访者的“二奶”们走出了人们给她们划定的网格，从“他们”的世界走到“我们”的世界，成为我们身边一个个在变迁社会中寻找自我发展空间和安逸生活的普通姑娘，与那些在公司打拼的城市白领或者在地下室蜗居的“北漂”大学生并无二致。

在田野资料的处理方面，与社会学中一般的质性研究深描不同，作者没有用引号和编码将访谈对话的文本与研究者的叙述分割开，或者让被访者的声音嵌入在研究者设定的整体结构中，时不时以佐证者的面貌露个头；同时也跟人类学民族志中常见的资料铺陈方式不同，并非让故事本身自主地向前流淌，研究者只是躲在故事深处静观的内部人。对于作者来说，前者过于强调研究者的“自我悬置”，那种结构清晰的“论点主导、材料佐证”的写法有可能把研究对象“扁平化”；而后者往往又可能让研究者深陷被访者的世界中，导致被故事材料牵着走，难以形成对于研究对象和问题的整体把握和独立判断。因此女性主义强调好的研究就要让研究者成为“身处其中的局外人”（outsider within），并让自己随时穿越在日常化与专业化之间，这种分寸和定位并不容易拿捏，但是可以通过独特的故事叙述方式来实现。

肖索未在田野调查中收集的这些故事可谓精彩纷呈，“二奶”们在不同的讲述中呈现的爱与满足、欲望与挣扎、焦灼与麻木、得意与无奈等各种情绪，个个都可以成为流行电视剧的脚本。然而如何将这些故事串联起来，呈现出一套别有特色的完整叙述，并非易事。作者从伯克利读博期间的导师之一、写出脍炙人口的学术畅销书《第二班》（The Second Shift ，1989）的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教授那里得到启发，即不明白告知研究者的发现，而是让读者自己从故事中去体会。因而故事不仅仅是材料本身，也成为呈现作者观点的主角，这样也可以避免出现研究者对田野故事“用力过猛”而过度解读的问题。于是我们看到田野中被访者的许多“金句”，成了本书一些重要章节的标题，比如“一半被钱感动，一半被人感动”、“今天不知明天事”、“借人家的老公用一下”、“女人嘛，总是要找个对自己好的”等。这些说法如同穿着彩色外衣的导游，引领着读者步入曲径通幽的“二奶”故事景区。与此同时，你也会发现，通往景区的路也就那么几条，尽管沿路景色奇特、不乏美丽和感动，但有时容易迷路，因为出口只能靠自己去寻找。也就是说，这类以故事为主角的学术著作虽然极具可读性和开放性，却对故事的讲述者和倾听者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或者说，它是故事讲述者寻找同道倾听者的一种方式。

结合社会学界近些年来有关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不间断争论，可以发现圈内似乎从未摆脱关于本土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焦虑。如今，一方面大数据的冲击波让许多量化爱好者找到了新的兴奋点；另一方面口述史、田野民族志等人类学和文化、历史研究方法的植入也助力质性研究拓展了新的说服技巧。学界从大结构、大事件、大人物转向小人物、小情境和日常生活的研究，似乎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讲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流行起来的，尤其对于各种少数人群的“另类”生活或者与私领域相关的研究，往往更青睐讲故事的方法，只是苦于每每在效度上遭到质疑，好听、动人却不易说服人。当故事成为一本学术专著的主角，研究者本身就退居被研究者和故事的身后，这中间的关系该如何定位和厘清？还有，由于故事本身散落在每个不同被访者千差万别的生活情境中，是否会因此导致以故事叙述为主体的著作书写的碎片化和无序化？本书的故事叙述并非以被访者的口吻进行，而是以研究者为第一人称、被访者为第三人称的写法，因此作者穿梭于日常与专业两个世界的话语之间，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既有助于读者解读被访者的故事并理解作者的意图，也给作者自身关于故事叙述和文本写作的随时反思提供了可能。本书的故事讲述方式并不见得完美无瑕，然而作者这种“非主流”的尝试，相信对于社会学中正在兴起的日常生活研究，是个方法论上的有益探索。

本书的缺憾之一是作为当事者的男性受访者不多，他们的田野缺席多少减弱了研究中故事的相互印证和观点的多视角分析的力度。这或许可以归于对于男性包养者来说，面对一个年轻的女性访问者，想要打开这个常被认为“可做不可说”的话题侃侃而谈有多尴尬；或许也可以说明，亲密关系在男性受访者的世界中本就被视为远不及在女性的世界中那么重要或值得言说。正因如此，本书以“二奶”为主体讲述的故事和她们发出的另类声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再现的政治”的意涵。全书虽然从头到尾未出现“女性主义”这个词，但从作者贯穿始终对研究过程的伦理关怀、对研究者自身的反思精神和对研究情境性的强调，都体现了女性主义方法论本身的价值追求。

当我在写这篇序的时候，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正在中国各大影院火爆上映。影片讲述了日本底层社会几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阴差阳错组成的一个家庭以偷盗为生并且彼此扶持呵护、共同躲避主流社会追逃的温情而又不乏纠结的故事。导演试图通过“去血缘关系”这个隐秘的控制条件，探讨并重新界定在变革的时代里家庭与家人的含义和界限，以及这种共同体和情感关系的生成对既有的家庭和社会规范引发的思考。本书所讲述的“包二奶”故事也是主流社会和文化眼里的“越轨”行为，作者以文字而非影像的方式表达了对转型时代私人生活的处境和多元选择以及相关联的道德震荡的类似关切，只不过其重点更多放在两性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个维度上，因而更具有从不同面向揭开家庭这个千百年来温情脉脉的面纱、探索其背后蠢蠢欲动的性别关系复杂世界的意义。相信这本姗姗来迟的著作带给读者的绝不仅仅是好看或猎奇的故事，而且是一场跟随讲述者一起探寻关于家庭为何、家庭中的个人为何的愉快的智力旅行。

吴小英

2018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