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尊严：工薪阶层男性气质的生产

在市场改革的大潮中，城市的工人阶级经历着经济和符号意义上的双重剥夺。他们原先享有的工作保障和福利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转型消失殆尽的同时，他们也难以在新的市场中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相应的，城市工人也逐渐失去了作为“身份群体”的自豪感和优越性（Lee，2000；Solinger，2004；Hanser，2006）。收入较低的男性没能在市场转型中把握机会创造财富，他们在经济上的不够成功通常被解读成（作为男人的）能力或素质不够，这往往意味着在亲密关系中缺乏竞争力，进而威胁到他们的男性尊严。换言之，这些男性的阶级失势通常转化为男性气质的危机（Yang，2010）。

国内外的研究指出，工薪阶层男性气质的建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性别分工，通过对家庭的供养和保护以建立其“一家之主”的男性地位（Lamont，2002；Yang，2010）。然而，完成“一家之主”的身份建构无法单凭一己之力实现，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成员的认可以及对“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共识，尤其需要妻子扮演合适的女性角色——能干体贴的“贤妻良母”。不幸的是，这往往与工薪阶层的家庭现实以及妻子对婚姻的期待背道而驰。而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打工妹，使得部分男性有可能通过婚外亲密关系进行补偿。他们的二奶往往提供大量体贴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同时通过忍耐、顺从、迎和、鼓励等情感劳动，重新确认这些男性一家之主的地位，帮助他们修补和提升男性的自我价值与尊严感。

（一）实惠而体贴的家务劳动

40岁的阿才是浙江人，供职于当地的一家汽车配件公司，和妻子共同抚育一儿一女。作为一名基层销售人员，他每月到广州出差10～15天。三年前，他在广州市郊认识了38岁的阿润，很快开始同居。阿润来自广西的小县城，丈夫做生意失败后逃债失踪。阿润为了挣钱还债、供养儿子，经表妹介绍来广州打工。她起初在发廊做洗头工，兼做“小姐”，遇到阿才后，便不再工作。

阿才负担每月350元的房租（一居室公寓）和他逗留广州期间两人的花销；他离开广州的时候则给阿润每月800元左右的生活费。阿润照顾他在广州期间的日常起居，租来的房子虽然简陋，但被阿润收拾得干净整洁，换下的衣服她当天就亲手洗净晾干，一日三餐总照着他的心意来做。阿才除了心血来潮做几道菜，其他家里的活儿不用沾。这其实与阿才在老家的情况很不同：妻子在公司做财务，赚得和他差不多，靠着两人的薪水，夫妻俩买了房子，供孩子们上学；因为心疼妻子在他出差期间又当爹又当妈，他回到老家几乎承包了所有的家务。但在广州，他很享受阿润无微不至的照顾，回家往床上一躺，闻着饭菜飘香，心情愉悦。有时在做饭间歇，阿润还会进来给他揉肩搓背，给他解乏。阿才常说：“照顾人是阿润的强项。”

在阿润看来，阿才心地善良，收入稳定，能养家，符合她“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理想，尤其和她的丈夫相比，简直是个理想伴侣。阿润感叹“自己的男人不争气”，只能“借别人的老公用一下”。所以，照顾阿才虽然辛苦，但她心甘情愿，花心思让对方感受自己的爱和感激。

工薪阶层的二奶们绝大部分是打工妹，很多姿色平平甚至上了年纪，但都承担大量的家务和照料劳动。二奶们提供的家务劳动为阿才这样经常出差的男性提供了很多便利。从纯粹经济计算的角度来看，包养阿润这样的贤惠女子也是合算的。^[2]更重要的是，二奶们所提供的照料服务还包含了重要的情感意义。在共同居所里营造的“家”的氛围中，享受由“家庭成员”所准备的饭菜、收拾的房间和清洗的衣服，往往与纯粹购买商业服务的感觉不同。尽管并非所有的二奶都如阿润对阿才般情深意切，但她们都会留意男伴的需求和喜好，以在提供家务和照料时投其所好。在我的调查中，所有工薪阶层的二奶们都会学做她们男友最爱吃的饭菜。有些二奶甚至还会去学做有营养的可口饭菜，以此表明她们对男友的健康的关心和在意。

这些个性化的、带着爱意的照料，对工薪阶层男性而言往往是对他们作为养家人的承认和肯定。正如当过出租车司机的老王所言：

每天都累得要死，腰酸背痛，碰到不识相的乘客，还不能吵，跟他吵还要扣你钱。现在这社会赚点钱不容易，还不是为了老婆小孩。回到家老婆（要能）做一桌子菜等着你，再说两句体贴的话，心情就不一样，感觉就不怎么累了，觉得值得。

然而，很多工薪阶层是双职工家庭，妻子的工作对家庭经济至关重要。在工作、家务双重负担下，妻子无暇时时照顾丈夫的需求，或者会就家务分工产生争吵。比如老王和妻子经常就管教儿子的问题发生争吵。在老王看来，自己赚钱回家就是尽到了丈夫的职责，照顾和教育儿子是女人的活儿；而妻子则认为老王应该多留在家里帮忙，尽到父亲的责任，而不是外出打麻将。另外一些家庭，妻子也曾因丈夫收入差而拒绝为其提供“爱的劳动”。对一些工薪阶层的男性而言，包养便宜而贤惠的二奶可一定程度上更接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界定，二奶们给予的服务和照顾不仅再生产了工人阶层男性的劳动力，还再生产了他们的尊严感，完成其“养家人”的男性身份建构。

（二）安抚男性尊严

除却提供便利而体贴的照料，工薪阶层的二奶们还经常为男伴进行情绪安抚的工作，这首先是通过压抑控制自身的不满、不悦等情绪来实现的。比如，阿润如此描述和阿才的相处：

他就是性格急躁一点，别的都没有什么。我就是忍得住，随和他。有一次，他说要十一点半吃饭，让我去煲汤，后来还没煲好，他就会说：“怎么还没煲好啊，怎么那么久啊？”他就不高兴，说十一点半要吃饭。我就随和他了，说：“老太婆了，不中用了。”后来他也就好了。如果顶的话也合不长的。

这些常被描述为“温顺、善解人意”的女性美德，事实上包含了大量被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称为“情感管理”的工作——激发或压制情绪从而保持一种外部表情，以使对方产生合适的心理状态（Hochschild，1983）。Hochschild指出，看似自然的情绪反应往往都是通过主体积极管理的结果，当自发的情绪反应与当时情境的需求不相符时，就需要进行情感管理，从简单改变面部表情（“伪装情绪”）到极力调整内心感受（“深度表演”）。阿才的急躁易怒也令阿润心里不适，但阿润的策略是“忍”——不从情绪和言语中表露出内心的不满，甚至采取自嘲的方式消解他的烦躁情绪。这些情感管理工作使得对方的要求以及因要求未能如期实现而产生的情绪反应变得合理、正当。阿润的“忍”一方面符合传统的女性规范——女性通常被期待控制愤怒、不满等情绪以表现“温顺”；另一方面也是她维系这段关系的重要策略，她深知“顶是合不久”的。在经济依附和“无名无分”的双重弱势下，她通过帮助男性确认和提升在双方关系中的权威感以稳固自身地位。

一些二奶还给予男伴肯定和鼓励，提升其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这对于在社会和家庭中缺乏认可的工薪阶层男性而言尤为重要。50岁的老王曾是出租汽车司机，后来在妻子方荔亲戚的帮助下调入宁波一家国营单位给领导开车，几年前又调入办公室做行政工作。三年多前，他和湖北女子小梅好上了，帮她在宁波租了房子。他如此评价他的两段关系：

我每天上班很辛苦，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打麻将，就是放松放松，跟朋友聚聚。但是方荔觉得这是赌博，坚决不同意，反应特别激烈。有一次我打牌回来，她把房门反锁了，不让我进去。你说有没有道理？她一天到晚把我跟她姐夫比，说人家开公司，赚钞票，我一点没上进心，一点不努力，就知道打麻将。（我）在家一点意思都没有，觉得很压抑。

我和小梅就很谈得来。每次我去她那里，觉得很放松，很愉快。她对我很好，给我做饭，陪我聊天，从来不要求我做什么。她知道我跟我老婆的事情，她也很同情我，觉得我是很好的男人，应该有个幸福的婚姻……我跟她说过我不可能跟我老婆离婚的，但是她也没说什么，照样对我很好。说实话，我蛮感动的。

方荔发现了老王的私情并愤怒地砸了小梅的住所，两人结束了25年的婚姻。离婚后，老王发现，小梅对他不会娶她感到很难过，但她小心翼翼地掩藏起内心深处的感受。通过压抑自己的失望、不断支持老王，小梅让老王获得了一种作为“很好的男人”的自我价值感。

方荔和小梅对老王和婚姻的期待是不同的。方荔比老王小两岁，是宁波本地人。两人于1980年代初结婚，婚后最初几年夫妻感情和睦。1990年代初两人上班的工厂效益越来越差，方荔换到一家事业单位当会计，工作稳定但收入有限。她希望老王多赚钱，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而自己主要照顾家里。在她的敦促下，老王考了驾照，开起了出租车，家庭经济状况有所起色，但与方荔姐妹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方荔的姐夫和妹夫之前几年先后下海，生意红火。方荔希望老王多跟他们学习，但老王不爱去她娘家，感觉“低人一等”；他更愿意与原来的同事和邻居们交往，打打麻将。在1990年代的宁波，麻将被认为是“赌博恶习”，方荔爱之深、责之切，希望帮老王“改邪归正”。在方荔看来，“因为他是我老公，我才去说他管他。眼看他染上坏习惯，随他去，那就不是自家人了”。

小梅则是一名比老王小20岁的外地打工妹，上学的时候看过不少港台连续剧，也期望那样的爱情，但她的第一次婚姻却以失败告终——丈夫是老家人，恋爱时甜言蜜语，但结婚后找不到工作，游手好闲，最后还对她拳脚相向。来宁波后，小梅先后在洗衣店、餐馆和洗车房打工，生活辛苦。老王是他遇到的最好的男人——至少和她的前夫和其他的打工仔相比，老王有稳定的工作，而且性格随和，会关心人。所以，她愿意像一个“贤妻”一样——默默忍受、不抱怨、支持鼓励以帮助他建立良好的自我感觉，“活得像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