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概述
本书将婚外包养嵌入市场改革之后的社会不平等、阶层重构以及性别与亲密关系变迁的背景中进行分析，着重讨论亲密关系如何成为人们实践“欲望”和获得“尊严”的重要方式，尽管“欲望”和“尊严”对不同群体而言有着不同指向，背后渗透着阶层、性别、城乡的交织关系。
在第一章中，我将探讨“包二奶”与男性气质之间的密切关联。我将展示成为二奶的女性在家里家外所进行的各种类型的性别劳动，帮助男伴建构理想的男性认同和男性形象，进而分析包养行为对工薪阶层和商人阶层男性的不同意涵。
从第二章开始，我将转向那些成为二奶的女性的世界，讲述她们的人生故事。我将她们还原成具体复杂、有血有肉的人，将她们的亲密关系选择和经验嵌入具体的生活世界之中。我将展现，二奶并非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她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包括生活方式、消费水平、进入包养关系的轨迹、与男伴的互动、可依赖的社会关系等，这背后有着深刻的阶层与城乡的烙印，也与她们对关系的界定和管理密不可分。
第二章我将从广州本地女孩Lucy的故事开始讲起，由此展开对身处包养关系中的广州本地女性的分析。我将阐释消费文化、当地性别文化和社会网络如何交织形塑她们的亲密关系轨迹、认知与策略，而亲密关系又如何帮助她们在社会变革中维系群体身份、规避向下流动。在第三章，我将讲述打工妹阿英的故事，透视在城乡、阶层和性别多重权力不平等交织下的农村进城女性，如何通过亲密关系获得向上流动的可能。第四章中阿芳的故事则聚焦于女性从农村来到城市所要付出的情感和社会代价，而包养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为她们提供了一个临时避风港。第五章通过阿润和阿媛的故事讨论女性在主流婚姻理想与“好男人太少”的现实之间的挣扎，将与已婚男性的同居关系视为一种临时的婚姻替代。第六章则以李雅和阿萍的故事来呈现一些打算或者已经生育孩子的二奶的情况，她们在生育决定背后的考量以及由此带来的关系的变化。
在第七章，我将转回男人们，听他们对自己的婚外亲密关系的讲述与解释，并由此展开讨论婚外恋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合理性”问题，尤其是市场转型以后个体欲望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张力及其背后的性别意涵。
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我将集中探讨在前面几章中所讨论的性别、城乡、阶层与亲密关系之间的关联，并进一步阐述亲密关系如何成为转型期中国人实践欲望和获得尊严的重要途径。
[1]关于纪然冰命案的详情，可参阅吴琦幸《纪然冰命案二十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2]甄静慧：《香港特色，“二奶”的天空》，《南风窗》2009年第16期，http：//www.nfcmag.com/article/1586.html。
[3]关于“纪然冰命案”的天涯论坛讨论，参见http：//bbs.tianya.cn/post-funinfo-229696-1.shtml。
[4]《新华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第9页。
[5]《新华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第10页。
[6]比如，我曾与台湾学者沈秀华交流研究心得。她坦言，由于年龄和是台湾人的关系，她容易被视为和“原配妻子”是一伙的，因此不容易得到大陆年轻女性的信任。
[7]哲学家Bernard Williams在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一书中从词源及词义发展出发，对道德和伦理概念进行了梳理。他认为“最初这两个词的区分是拉丁语与希腊语之别，每个词都与性情或习俗相关。差异之一在于，道德所源起的拉丁语更多强调社会期待的意思，而伦理所源起的希腊语更多关注个体性格。不过，道德这个概念如今有了更独特的含义，……它强调特定的伦理概念，发展成为关于义务的特别概念，并有某些独特预设”（Williams，1986：7）。
[8]Lambek指出，研究者在田野中普遍发现人们努力做他们认为对的（right）或是善的（good）事情，被他人评判，或者参与什么是善行的争论，而这正是人类生活中不可化约的伦理维度。人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伦理的约束，其言行都会有伦理后果，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接受或者拒绝他人的评价，关心他人和接受他人的关心，与此同时也察觉到自己并不能一以贯之（Lambek，2010a：1）。
[9]学者指出，伦理和道德只是同一现象的两个维度，区分伦理和道德概念的要义不在于概念厘清或划清界限，而是在分析层面上将视线从某种普遍的、不受语境影响的、完全有约束力的规范与义务扩展至充盈着社会互动与复杂思考的生活世界（Keane，2010；Labmek，2010a；李荣荣，2017）。
[10]不同于布迪厄所说的惯习，身体化的道德性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受到制度或语言结构的影响，但更多是在人生轨迹中经由有意识的、有意向的伦理工作而形成的。此外，身体化的道德性情是个体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经历了特定人生轨迹的产物，即每个人的道德性情都是不一样的（李荣荣，2017）。
[11]学者们对齐根的“道德停顿”的论述存在分歧，比如在伦理与道德、日常与反思之间设置二元对立，将日常道德性情视为一种没有反思的自在状态、伦理的目的是回归自在的日常道德性情等观点（Keane，2016；Laidlaw，2014；Mattingly，2012），但不少学者也同意伦理反思在“道德停顿”时刻更为明显（Faubion，2011）。
[12]相关数据出处：广州市统计局：《2005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gzstats.gov.cn/tjgb/qstjgb/200812/t20081215_416.html；宁波市统计局：《2005年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tjj.ningbo.gov.cn/read/20060207/21180.aspx；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0602/t20060227_30019.html。
[13]张琬玲：《“三八”节前夕广州妇女座谈婚姻法修正案》，《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1年3月6日。
[14]在这三个案例中，婚外亲密关系均开始于男方经商有钱时，有两对在男方生意破产后结束包养关系，而另一对则从原先松散的“情人关系”转为“包养关系”——男方生意失败后，离开汕头老家到广州打零工谋生，女伴辞去工作跟随男方到广州开始同居，在经济上由男方供养。该案例详情可见第七章第四节“阿毛：‘毕竟男人嘛，关键是做事，这种事情现在也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