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十来年产业工人的主要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工人在规模上持续增长，在所有制结构、行业结构和户籍结构上都出现了显著变化。本报告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调查数据，分析产业工人在收入、消费、教育技能、社会态度和社会感知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一）产业工人的基本构成特征

考虑到产业工人群体在改革开放之后产生了剧烈的结构性变动，在原先公有制单位、城镇户籍的正式工人之外，增加了私营企业和农村户籍的产业工人，故而，在分析之前，需要对产业工人群体按照从业企业的属性和自身的户籍属性进行细分，可分为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2]、非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和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四个子群体。

从表1中能够看到，产业工人可以按照就业单位属性和户籍属性分为四个不同的群体，这四个不同的子群体在最近十来年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中，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占产业工人总体的5.00%左右；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比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从2006年的26.47%下降到2015年的7.55%；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的比例从2006年的接近一半增加到2015年的75.02%；非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比例从2006年的19.73%下降到2015年的10.99%。

表1 2006～2015年不同类型产业工人比例的变化

考虑到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是采取抽样的方式进行的，对产业工人比例的估算可能存在误差，但连续性横断面的调查数据在描述变化趋势上是相对可靠的。从上述数据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城镇户籍产业工人无论是在公有制企业还是在非公有制企业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这说明城镇人口本身已经不再是产业工人的主力，目前产业工人的主力主要是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的劳动力，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农民工。结合国家统计局最近几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公布的结果，目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率越来越低，可想而知，中国未来产业工人规模性增长最大的瓶颈可能是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以及产业升级转型对产业工人技术能力水平要求的提高，进而会出现产业结构与就业人口结构之间不匹配的现象。再考虑到产业工人内部结构的变化，非公有制企业产业工人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故而，不能再按照传统产业工人的社会治理思路来解决产业工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上都需要有所调整。

（二）产业工人的收入和消费

收入和消费是衡量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产业工人的收入和消费也是决定他们经济地位的关键变量。本报告所使用的测量和分析的变量是被调查者的个人月工作收入和家庭年消费支出。

调查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也由于人口结构巨变，中国劳动力供给已经出现拐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逆转，生产诸要素中人力成本价格不断上升，产业工人的绝对收入也趋于增加。各个类型的产业工人在近十来年的就业中获得的绝对收入均有较大的提高，月平均收入从1000元左右增长到3500元左右。其中，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在2006年所有产业工人收入中是最高的，在2015年却是最低的，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在2006年所有产业工人收入中居倒数第二，在2015年却成为最高的。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与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收入上变化的反差值得思考（见表2）。

表2 2006～2015年不同类型产业工人月平均收入的变化

除了收入，消费支出也是衡量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指标之一，甚至消费指标比收入指标能够更加准确地衡量一个社会阶层的真实状况。从调查数据来看，2006年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家庭年消费始终高于农民工家庭（见表3）。

表3 2006～2015年不同类型产业工人家庭年消费的变化

实际上无论是收入的绝对值，还是消费的绝对值都不能完全代表他们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要分析产业工人经济地位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变化，还需要使用标准化之后的产业工人收入和消费状况。本研究将每一年度所有被调查者的收入和消费都转化为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标准值，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产业工人的收入和消费状况。

从收入标准值来看，各个类型的产业工人2006～2015年的收入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标准值从0.403下降到0.066，这意味着他们会从本来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下降到平均收入水平附近（见表4）。

表4 2006～2015年不同类型产业工人相对收入的变化

从消费的标准值来看，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农民工消费相对值在大多数年份是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而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消费相对值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非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消费相对值则出现了小幅度的上升（见表5）。

表5 2006～2015年不同类型产业工人相对家庭年消费的变化

综合不同类型产业工人的收入和消费变化情况，可以基本判断出产业工人的经济地位处于社会平均水平附近，且基本上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作为计划经济时代产业工人的延续，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经济地位在近十来年中都在下降，而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民工的经济地位略有上升。这种反差性的变化也说明产业工人队伍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社会群体。

（三）产业工人的教育、技能、劳动合同

从劳动力市场角度分析产业工人的经济地位必须考虑他们人力资本的变化情况，衡量人力资本的主要指标是教育和技能，而实现人力资本还需要关键一环，那就是劳动合同。因此，本研究从教育、技能和劳动合同三个角度来探讨产业工人的变化状况。

从不同类型产业工人受教育程度来看，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最高的，200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就已经达到了11.05年，2015年为11.74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的是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在8年左右徘徊。非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最多，从2006年的9.27年提高到2015年的10.27年。整体上看，产业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略有提高，但目前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的受教育年限基本上没有变化。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高校扩招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各阶层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提高的状况，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受教育年限基本没有变化的情况说明接受高等教育对这一社会阶层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吸引力（见表6）。

表6 2006～2015年不同类型产业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变化

由于对职业技能的测量在社会调查中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采用的测量方法是请被调查者回答所从事职业所需要的技能水平，在数据分析时把产业工人的技能分为需要技能和不需要技能两种，从中可以发现不同类型产业工人技能水平上的差异和变化。

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工作需要技能的比例最高，超过80%的农村户籍产业工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需要技能的；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工作需要技能的比例最低，只有约60%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需要技能的。由此可以看出，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和通常所说的农民工之间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的，前者更接近于技术工人，而后者则更接近于体力工人（见表7）。如果按照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需要尽快提升技能水平，以适应未来社会变迁的要求。

表7 2006～2015年不同类型产业工人技术水平的变化

劳动合同是雇主与雇员之间达成劳动关系的协议。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修改之前，劳动合同往往流于形式，尤其是缺乏对劳动者合理的保护。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从2008年之后一直对劳动合同情况进行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一直超过或等于80%，2015年甚至接近90%，而非公有制企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一直很低，2015年不足25%。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和非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在最近几年均有一定程度上升。总体上，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劳动合同签订率最高，其次是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再次是非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最差的是非公有制企业农民工（见表8）。

表8 2008～2015年不同类型产业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变化

综合考虑不同类型产业工人教育、技能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不难发现产业工人内部还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在教育、技能和劳动合同签订方面都明显好于人们日常所说的农民工群体。根据前文分析，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已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而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占据了3/4的份额，因此，提升产业工人阶层的教育技能水平，适应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重点需要解决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的教育和技能问题。

（四）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障和主观社会阶层认同

在现代社会衡量社会阶层经济社会地位的不仅是收入、教育、技能等内容，还需要考虑社会保障和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产业工人的真实状况。本研究把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四种保险作为分析的内容，对不同类型的产业工人进行比较。

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公有制企业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远远高于非公有制企业产业工人，其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公有制企业的市场契约关系较为完整，较少以减少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形式来降低用工成本；二是公有制企业用工关系相对较为稳定，稳定的雇佣关系有利于兑现社会保障。

具体来讲，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养老保险覆盖率一直稳定在80%以上，在2015年超过97%，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在2013年之后也稳定在80%左右；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在2006年只有10%略强，到2015年为58%；非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在2015年达到65%以上（见表9）。

表9 2006～2015年不同类型产业工人养老保险覆盖率的变化

从医疗保险的覆盖率来看，近年来，城乡医保覆盖率大幅提升，特别是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普及，让产业工人队伍的医疗保障得到比较大的改善，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产业工人的医疗保险覆盖率都超过了95%，而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的医疗保险覆盖率也超过了90%，反而是非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医疗保险覆盖率最低，在2008年只有56.63%，2015年也只有85.33%（见表10）。需要注意的是，新农合虽然能够提升农民工的医疗保险覆盖率，但其较低的保障水平和在城镇地区的适用程度仍然不能够满足这一部分产业工人的实际需求。

表10 2008～2015年不同类型产业工人医疗保险覆盖率的变化

各类社会保障中失业保险的覆盖率是最低的。2006年，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的失业保险覆盖率为9.30%，非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为3.09%，非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失业保险覆盖率为17.72%，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最高，也仅为60.85%。即便是在2015年，这种低覆盖的情况也未得到很大改善，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的失业保险覆盖率仅为6.86%（见表11）。

表11 2006～2015年不同类型产业工人失业保险覆盖率的变化

从工伤保险的覆盖率来看，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覆盖率一直最高，2015年为73.79%；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工伤保险的覆盖率一直最低，2015年仅为12.92%（见表12）。

表12 2008～2015年不同类型产业工人工伤保险覆盖率的变化

主观社会阶层认同是使用被调查者主观判断自己归属于社会哪一个阶层的方式来判断其社会地位的一种研究方式。在社会综合调查中，主观社会阶层认同是让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自己是属于社会的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的哪一个。本研究考虑到产业工人本身将自己归属于社会上层的比例不高，故而将认同自己属于社会上层、中上层、中层的合并，分析不同类型产业工人阶层认同的时期变化。分析发现，与2006年相比，2015年不同类型产业工人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上层、中上层、中层的合计比例从2006年的46.51%下降到2015年的31.51%，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上层、中上层、中层的比例从2006年的41.51%下降到2015年的35.92%，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上层、中上层、中层的比例从2006年的48.58%下降到2015年的37.52%，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的这一比例从2006年的36.71%下降到2015年的31.08%（见表13）。

表13 2006～2015年不同类型产业工人主观社会阶层认同的变化

总体上，从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四项社会保险的覆盖率来看，公有制企业好于非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好于农村户籍，这种状况实际上与产业工人就业单位有直接的关系。虽然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以及单位制背后的社会福利体系不复存在，但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和落实依然会受到企业组织属性和产业工人户籍属性的重要影响。因此，在衡量产业工人社会地位时，需要充分考虑产业工人的就业单位。此外，要提升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其核心要素是改善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障状况，养老、失业、工伤三类社会保险在他们中的覆盖率都是最低的，医疗保险覆盖率虽然不低，但新农合的保障水平很低。

同时，还可以看到，虽然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障状况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他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根据参照群体理论，这说明在最近十来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业工人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而言，其经济社会地位是相对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