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忽视研究历史的“推测”
胡义成、胡令毅、张晓康三家研究《西游记》最大的一致性问题就在于对于400多年来《西游记》作者研究历史的无视、回避和藐视。
考察发现，胡义成，1945年生，陕西凤翔县人，研究员，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原系陕西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后又任职于西京大学。自2000年以来，连续在大陆、台湾等地大学学报、刊物上发表《〈西游记〉作者和主旨新探》《陕西全真道佳话：丘祖孕〈西游记〉》《〈西游记〉作者：扑朔迷离道士影》《全真道士闫希言师徒是今本〈西游定〉稿人》《今本〈西游记〉是明代全真道士闫蓬头师徒撰定》《今本〈西游记〉姓闫说》等20多篇相关论文，提出今本《西游记》作者是全真道徒：茅山道士闫希言师徒。
由于胡义成连续10多年来，在这一选题上耗尽心机，杜撰出虚幻的今本《西游记》作者的假象，蒙蔽了全国部分高校学报的编辑、审稿者的眼睛，让其论文（很多都是重复）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学院、东南大学、南京邮电学院（现更名为南京邮电大学）、云南民族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江苏教育学院（现更名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唐山师范学院、杭州师院、昌吉学院、运城学院、池州学院、内蒙古科技学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邯郸师专、安康师专、宁德师专、达县师专、康定民族师专、抚州师专和柳州师专等高校学报相继刊出，详见知网。在国内外学术界造成极大的影响，导致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如何面对这一跨领域、跨区域、跨界别的挑战，而且，这一挑战人竟然是100年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非文学、非《西游记》研究界的学人（他是陕西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2000年前没有发表过有关的《西游记》研究论文。留给我们的反思是严肃而惨痛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为什么没有相关研究机构、单位、专家站出来揭示这一违反学理与学术道德的现象？这本身的确说明，我们当今的研究方向、学术导向、学术编辑的素养、研究者的道德伦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是到了必须澄清的时候了！
仔细审视胡义成的相关系列论文，我们将其分成几个主要方面来剖析：
（一）无视关于《西游记》研究的学术伦理
胡氏以颠覆胡适、鲁迅关于《西游记》作者研究史为背景，以茅山道士闫希言作为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依据是康熙《陇州县志》记载的《重修长春观记》，推论出：《西游记》是全真教徒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领衔创作推出的，与吴承恩无关。实际是，忽略了20世纪以来，从胡适、鲁迅等学者所开创的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学术伦理、范畴。学术研究贵在遵循历史传承，当年所走的路径，就是把《西游记》从明清以来的“心性”、“道”和“释”学的圈子里、牢笼之中拉出来，还《西游记》作为文学创作经典之作的本来面目。百回本《西游记》的本质属性不应忽视，尽管明清以来的道徒们试图以“真诠”“证道”来为《西游记》装点、粉饰，但作品在明中叶以后的传播实际上却不是这些道徒所料想的，冲破了宗教的藩篱，步入民间、世俗社会的层面，成为“明代四大奇书”“中国古代四大小说”的层级，从而步入经典化的范畴。今日任何专门以明代小说为研究方向的学人均不可无视这一基准的基础与界域。百回本《西游记》的影响，其社会价值就在于超越“儒、道、释”三教本义，而步入世俗的层面，归之于民间宗教信仰的层面，三教混融，五行杂糅，恰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剖析：“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讲神魔之争的，此思潮之起来，也受了当时宗教、方士的影响。宋宣和时，即非常崇奉道流；元则佛道并奉，方士势力也不小；至明，本来是衰下去的了，但到成化时，又抬起头来，其时有方士李孜，释家纪晓，正德时又有色目人于永，皆以方伎杂流拜官，因之妖妄之说日盛，而影响且及于文章。况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大抵是互相调和，互相容受，终于名为‘同源’而后已。……当时的思想，是极模糊的，在小说中所写得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道释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胡的彼此之争，我就总括起来给他们一个名目，叫做神魔小说。”[6]否定鲁迅先生的上述分析及结论，必须拿出真凭实据来，纵观之后《西游记》研究学术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力的论据与论证推翻上述的分析，可谓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无论是日本的太田辰夫、中野美代子，还是澳大利亚的柳存仁，国内徐朔方、章培恒、杨秉祺、张锦池等学者，在其论著中都无法否定、推翻鲁迅先生的“结论”。[7]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到21世纪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明代文学史》等均认可上述鲁迅的“结论”，这是《西游记》研究的基础。若要挑战，必须拿出有力的历史证据来，胡义成凭着一条康熙《陇州县志》记载的《重修长春观记》，来推论宋元之际的全真教徒史志经作今本《西游记》，可能是没有基础的推想而已。况且，胡义成犯了立论“孤证不立”之大忌。细查其立论，发现，他试图证明此《重修长春观记》乃宋代碑文，此碑立于1248年，立碑人是丘处机弟子尹志平任命的长春观观主卢志清。他也承认此碑现已不存，以此作为证据，试图证明元代《西游记》著者，客观地审视，应当是证据不足，难以令人信服。况且，碑文的记载时间还有待论证，所谓“岁著雍滩”，太岁纪年，就变成南宋淳祐八年（蒙古贵由汗三年）即1248年，有待考证。建立在此基础上，胡义成便试图证明丘处机著《西游记》，又说“当时很可能李志常为进一步宣传自己《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的宗教思想，在全国进一步树立全真为大元帝国九死一生的形象，同时也为抬高自己在全真教徒中的声誉和地位，以掌教人身份，指使史志经等人撰成《西游记（平话）》托名丘作”。[8]查《陇州志》，在丘处机与磐溪宫之关系文献资料间，我们看到，介绍丘处机生平时，著有《磻溪集》《鸣道集》，徒弟李志常著《长春真人西游记》。没有《西游记》。查胡义成所列举的《重修长春观记》，确有丘处机“仿古则纪之吟咏，登高则寓之述怀，咳唾珠玑，语句超俗，曰《磻溪集》、曰《鸣道集》、曰《西游记》，列列可观”。但这里并没有注明是小说啊，而是与诗集合在一起，即使无误的话，最大可能的是诗歌，并非长篇小说。果然，元代秦志安在所编的《金莲正宗记》的《长春丘真人》云：丘的“所有诗歌杂说、书简议论、真言语录曰《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近数千首，见行于世”。也许，胡义成先生在引用此材料作为丘处机为《西游记》作者时，忽略了前后文本的语义关联、呼应。这里，秦志安把《西游记》与《磻溪集》《鸣道集》并列，后面紧跟着是“近数千首，见性于世”，什么文体，是诗歌，才是近千首啊！？可见，胡先生没有想到，如此处理材料，恰恰被作为反驳其论点——丘处机《西游记》非小说的论证。可见，在行文立论时，一定得认真思考、比较，注重文本的前后关联性，不然就会弄成前此对于《华阳真诲》误作《华阳真海》的话柄。[9]
（二）忽略《西游记》研究的现有成果
任何学科均有研究的基础，《西游记》研究史也有400多年，作为衡量古代、现代学术研究的标志，必然要以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性事件，中西文化的交融，催生了一批学人从古代的学术基础步入现代学术研究的科学化路径。任何索引、解谜式的游戏、点评，均得让位于科学、实证的究理、求是，胡适、鲁迅等一代学人最大的贡献在于对《西游记》版本、作者的实事求是地探究与研讨，尽管有时代、材料等无法逾越的瓶颈，但他们所开辟的道路不容违背、诋毁，更不应成为部分别有用心者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口实与话柄。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部分学人直接以“五四运动”以来的学人的某些片言只语来攻击、否定对于传统旧道德、旧伦理及旧文化的批判、评价。“五四运动”所开创的历史传统，走现代的科学、民主之路，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而由此所开创的现代《西游记》研究路径也是不容否定的，当然，对于个别细节的纠正不在此列。
现代《西游记》研究史，确定百回本《西游记》的演变经历了唐、宋、元、明，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端，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元代《西游记》是一块有待考古新资料补充的处女地，某些人仅仅从《永乐大典》保存的“梦斩泾河龙”与《朴通事谚解》的残文推测、假想出元代有《西游记平话》。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对此持怀疑态度，在翻译日本太田辰夫《〈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考》附记中指出，“不少论著都说《朴通事谚解》所引得为《西游记平话》，但从本文可以看到：原书根本无《西游记平话》之名，不过在《朴通事》的那段对话中称《西游记》为‘平话’而已。应该指出：把《西游记》称为‘平话’，乃是反映了《朴通事》编者对《西游记》的看法，这跟书名为《西游记平话》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众所周知，‘平话’为讲史话本所用的名称，如《武王伐纣平话》《三国志平话》等。若原书确名为《西游记平话》，那么，《西游记》应该属于讲史了，这必然会在小说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关于讲史的定义）引起混乱。所以，《朴通事谚解》所引的到底是《西游记》还是《西游记平话》，殊非无关紧要的事。至于《朴通事》之出现‘要怎么那一等平话’的句子，把《西游记》视作‘平话’，倒并非认为《西游记》属于讲史，而应该是朝鲜人把‘平话’作为‘小说’的同义词来运用，所以在《朴通事新释》中，此句即作‘怎么只要买那小说看’”[10]。至于《西游记平话》的可信、可采度尚有待确证，因为，《朴通事谚解》的可信度有待确证，今天《西游记》研究者所引用的是康熙十六年（1677）刊行的经过边暹、朴世华修订过的版本。石昌渝先生认为，应该把正文与双行夹注区别开来，双行夹注是明正德年间崔世珍做的，而且很可能有清康熙年间边暹、朴世华增益的东西。[11]作为学界非常审慎处理的《西游记平话》，其与百回本《西游记》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确认，因为时代、典籍内容的确定性因素的难以比对、比较，而得出过早的结论尚有待新材料的发现与确认。这是《西游记》研究界的通则，然而，却被胡义成钻了空子，从这一历史缝隙中，他却与全真教历史发展相勾连，先主观假定并臆测《西游记平话》文本的历史存在，拉上丘处机、李志常、尹志平、卢志清，武断地认定：“《西游记（平话）》确系丘的门徒所写，并被教门中人有意挂在丘的名下。”
为了证明其推论，胡义成先生又翻出清人汪象旭《西游证道书》中的《虞集序》，作为其上述立论的证据。
对于《虞集序》，国内《西游记》研究界亦早有定论，“伪作”。徐朔方、吴圣昔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论文涉及此“序”的可疑，一、虞集序最后落款的官职错误，“翰林学士”，虞集应为“翰林直学士”，徐朔方先生查出的，一个连自己官职都弄错的序文，实在是非可信也；吴圣昔先生则遍寻查看虞集的文集，没有此《西游记序》。于是，从学理、证据的层面，否定该序为虞集所作，可能是后人伪托。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无可辩驳的铁证。[12]而胡义成先生却冒天下之大不韪，臆测《虞集序》的可信，只是在没有确凿证据面前的臆断，主要是为其《西游记（平话）》立论而张目。从而构成其所谓“全真教领袖丘处机（长春）撰成《西游记》，丘麾下陕西全真道士创作《西游记（平话）》并伪托丘撰的确证”的结论。
虞集《西游记序》为清人伪托是不可绕开的“死穴”，要先求证其真实可靠性，必须全面清理虞集的生平、事迹与留存的文集，吴圣昔先生全面清理了，得出“伪托”的结论，印证了徐朔方先生的怀疑及推论。胡义成先生不去认真沿着前辈的路径走下去，验证《西游记序》的真伪，却直接臆测其真实可信，并作为其论证丘处机及其弟子作《西游记（平话）》的直接证据。在逻辑上、学理上均是值得引起我们警觉的混乱思维与悖论。
（三）无视宗教与《西游记》关联性之复杂性
众所周知，《西游记》的宗教因子比较复杂，一般很难直接把它归于某一宗教的范畴，因为，小说文本所流露出的故事情节却很难与某一宗教直接挂钩。写的是作为佛教徒的唐僧偕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和白龙马戴罪西行、求取真经的过程，但实际却用52个世俗的故事，敷衍了一幕幕神魔妖怪争斗的悲喜剧，一路上，取经人与各色妖魔争来斗去，世俗生活的气息让我们不由自主地驻足于此，忘却其宗教事业的所谓神圣不可侵犯性。胡义成所念念于全真道的教义、思想，在《西游记》作品中呈现的则是讥讽嘲笑全真道徒的故事：车迟国三圣师比斗并败北于孙悟空的事实，让人不得不对所谓的道教高徒的所作所为怀疑起来。全真教的祖师能够让自己的教徒做出毁道灭祖，与虎、狼、鹿为伍的欺师灭祖的伤害、涂炭生灵之事？纵观《西游记》，为非作歹的恰恰是道徒，道教的最高神圣祖师爷太上老君所作所为根本就不符合道教的“清静无为”“太上立德”的基本教义！至于茅山道士的踪影似乎在百回本《西游记》中也难觅一二。谁能够把对于本教的教主的嘲笑、挖苦作为文学故事的题材，似乎于理于情于义也不符啊！不知胡义成先生作何感想？倘若确如胡先生所臆测那样，丘祖孕成《西游记》，那真成了一桩滑天下之大稽、匪夷所思的怪事、奇闻耳！？
衡量一部长篇小说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古代小说，不能违背基本的常理与规则，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研究、探寻古代小说思想的基础，只能立足于文本本身，百回本《西游记》洋洋80余万言，100回，50多个文学故事，是明明白白的文字材料。即使有涉及宗教因素的诗词歌赋，也是处于“西游释厄”的主导之下。请看第一回开端：“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再看扉页上题的“月到清心处”等，无可异议的事实是，百回本《西游记》是文学，非宗教的教科书，更不是某某大师的弘法工具。这种对于百回本《西游记》文本性质的确定至关重要，因为，倘若按照胡义成先生的逻辑，否定了现有自胡适、鲁迅先生所开创的现代《西游记》研究路径，回到明清时代道、释教徒所敷衍的所谓“金丹妙诀”“禅门心法”老路上，不啻是对于《西游记》研究的历史倒退，更是对百回本《西游记》作为文学艺术文本的亵渎与毁灭，其流毒至极不可理喻也！？